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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创立于汉朝末年的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之大成，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文化尊道贵德，重人贵生，其中一些思想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已演化为民间世俗，成为劳动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其影响力也早已走出国门。今天的人们可以在意大利一个偏僻的小镇卡塞塔、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在葡萄牙的葡萄山谷、在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在美国城市洛杉矶、在越南河内的别墅、在哥斯达黎加的遥远一隅以及更多地方找到道教文化的踪迹。 道教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据葛洪《神仙传》和牟子《理惑论》等书记载，这一时期有许多汉人避乱去交趾（即今天的越南）传播“神仙辟谷长生之术”。至隋唐时期，道教传入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隋书·真腊记》记载：“其丧葬……僧尼、道士、亲故皆来聚会。”“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利，道教的传播主要限于我国的周边地区。郑和下西洋以后，道教在东南亚逐渐散播开来，华人华侨将道教等中华文化带到了南洋，逐步完成了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落地生根。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由于华人华侨相对集中，交通便利，已成为当代的东南亚道教传播中心。 近30年来，东盟各国纷纷出现专门的道教研究机构和群体。新加坡道教协会自1990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弘扬道家道教文化，推动道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弘扬，引领18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个道团，共同启动“道教节世界庆典”活动。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倡议将2014年确定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撑，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为此，湖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和湖南省教育厅积极作出回应，以中南大学为依托，整合省内多家高校、研究机构和省政府外事部门的资源，创建省级研究智库——湖南省东盟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3月9日—11日，由中心主办的“道教在东盟各国的传播高峰论坛”在湖南长沙成功举办。国家外交部和文化部领导给予指导与肯定，将本次论坛纳入“2014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的活动框架。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地道教研究学者50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希望，本次论坛能够促进道教文化于当代世界的弘扬，推动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人类的和平与进步。经过讨论和协商，与会学者发表了《促进道教文化的海外传播——长沙共识》。指出：承继着中华先贤之智慧的道教文化伴随游子走出国门，得到诸国智者的青睐，已在海外落地生根，成为沟通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地文化的桥梁。道教尊道贵德、崇和尚柔的宗旨启迪人类以非暴力手段化解矛盾，消弭争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兼收并蓄、宽容不苛的胸怀有助于各国各族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俭啬寡欲、抱朴守真、无为而治等道学智慧早已被海外有识之士应用于心理保健、养生医学、环境保护、行政管理诸多领域，推动着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对话。道教文化与海外各地族群和社会文化交流互动，为当地社会福利与文化发展添砖加瓦，不仅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亦促进中华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汪洋。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互动中，道教文化独具吐纳百川之势，可望成为宗教对话与文化融通的基石，它源于中华，属于全球，造福人类。与会学者呼吁：应当立足于道教文化原有的在地性，推动道教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通与互动，弘扬道教文化之智慧，应对今人生存的严峻挑战，促进人类的共生、共长、共存、共荣！ 本刊摘要发表本次论坛部分学者论点，以飨读者。 清代南洋道教的历史真相 从历史来看，清代南洋道教是边陲经验，也是国际经验。整个南洋道教，需要放到南洋历史的具体演变脉络中解读，才可能看出真相。 明末清初的南洋道教，原本是由定居或游旅于南海诸国的华人所传承下来的。这些华人也正如中国大陆先民一般，并不一定执着于纯粹道教信仰。他们的思想意识更多是受到宋明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观念影响。正当清朝由顺治到宣统的漫长统治期间，南洋的道教信仰者其实也经历着地方历史演变对他们的影响。 最初，在南洋落地生根的华人先民多是自认明末遗民，“反清复明”的号召，足以神圣化与合理化他们集体分散到“前明诸藩国”，有组织地开拓垦荒，以后又陆续接应更多下南洋的华人，壮大队伍，开拓更多新地区。随着形势的变化，后来下南洋的华人，就不可能仅仅是历年起义失败南撤的队伍，还包括许多逃灾害求温饱的老百姓，以及以“卖猪仔”等各种形式南下的契约劳工。无论南洋华人或南洋道教，不仅面临着南海诸国异文化的挑战与重新适应，同时又面对当地宗主国即英国政府或荷兰政府，面对居于主流势力的西方文明的冲击。所以，东南亚道教其实是最早面对异文化的道教，它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是有贡献的。华人华侨将道教等中华文化带到了南洋，进而完成了中华文化落地生根的任务。东南亚各国的道教徒具有落地生根与饮水思源的双重认同，维护了华人文化和东南亚文化的和谐共处。因此，中国与东盟交往，道教可以发挥一个很重大的作用。 我想强调的是，东南亚的道教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在很多其他文化的围困之下成长的，所以，中国学者应该多一点对东南亚道教的理解，支持东南亚道教的独立发展并加强东南亚道教与中国大陆的正常交流。 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就在东南亚，就在东南亚的神庙，它们是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现成载体。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以及东南亚人，如何共同利用这些载体来完成交流。（马来西亚道教学院董事会主席 王琛发） “借力弘道”建设东盟共同体 所谓“借力弘道”，即是立足于东盟各国道教文化原有的在地性，借助当地道教徒之力以弘扬道教文化之思想精华。东盟各国的道教（包括民间信仰）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在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中，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借力弘道”具有接地气、时效长、节约成本等特点，是传播中华文化便捷的通道。但此前东盟各国的道教（包括民间信仰）较多涉及“用”或“术”的内容，较少关注“道”及其相关哲理，而文化的高层次传播是哲学理念特别是价值观的传播。如何结合东盟各国社会文化的现实需要发掘和弘扬道教文化之哲学智慧，这是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推进东南亚地区和平发展的重要课题。 目前，东盟各国正致力于建立东盟共同体，如何促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差异甚大的成员国之间和睦相处，如何既保持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主权、独立和文化特色，又建构起东盟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这是东盟各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以贵和尚柔、兼收并蓄而著称于世的道教哲学智慧可望从多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一，道教贵和尚柔，主张“报怨以德”“柔弱胜刚强”“不以兵强天下”，这些原则立足于用非暴力手段特别是柔性的力量来消弭矛盾，以慈爱之心包容对方，化解戾气，有助于化解争端，维护东盟地区的和平稳定环境。第二，道教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皆视为以“道”为最初本源和内在支配者的有机统一整体，主张尊道贵德，既要尊重共同的“道”，又要崇尚“道”落实于万事万物的特性——“德”。这一理念体现出“一”与“多”的圆满统合，与东盟共同体所追求的“统一的多样性精神”不谋而合，有助于促进构建东盟身份认同意识。第三，道教认为，物各有性，“万物之性，各有分度，不得相干”，明确地表达出保持独立自主、尊重独特个性，反对干涉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东盟各国所追求的尊重独立、主权、民族特性和保持独特的文化遗产多有启迪。第四，与以上思想紧密相联的是兼收并蓄、宽容不苛的胸怀，这一思想体现出文化多元的价值取向，它启示今人，不同的个体、族群、文化和国家皆应当共生、共荣，而不应轻视、仇视或排斥他者，这对于东盟共同体建立“包容和谐社会”的目标亦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同道需要共同努力，“由用及体”，“以术弘道”，共同弘扬道教文化中这些穿越时空之智慧。如此，将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深化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往和文化上的互动，促进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进步。（中南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吕锡琛） 从散漫走向制度化——道教在大马的传播 马来西亚华人奉事最多的神灵，大多数可以划入道教，只是其表现形式常混同于一般的民间信仰。 在大马，道教的神灵，是民族精神的载体，道庙是华人信仰及华人社区的象征，是华人与同一国度里其他种族区分的重要标志。然而，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信仰对象，却长期来没有全国性的联合组织。该国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的全国性组织，却没有道教组织。这与道教所承当的角色很不相称。在现代社会里，任何宗教要想在社会上立稳脚跟、壮大自己，走制度化发展的道路恐不可避免。直到1995年，才有“马来西亚道教教义公会”，获政府批准成立。其主席是“茅山教”教主总坛李天师。不过，这一组织未得到该国道教界的普遍响应。差不多同时，成立了马来西亚道教总会筹备会，1997年，大马华人政党马华公会，积极支持并直接推动了总会的成立。该年11月上旬，马华公会主办、马来西亚道教总会筹备委员会协办了一次“道教研讨会”，邀请中国的陈耀庭、刘仲宇和新加坡的一位教授主讲。实际上这一研讨会造了声势，也普及了若干道教知识。此会于同年获马来西亚政府内政部正式登记。该总会的宗旨获得各州道教界人士的赞成、响应。由此道教作为整体在社会上发出的声音，更加有力，对华人文化在该国的影响，有一定推动。 在道教联合总会成立之后，同时或稍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道教组织。这些组织、团体的出现和运作，对于道教有序地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只是以后会怎么样变化，还值得关注。（华东师范大学明道道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刘仲宇） 道教与国际接轨：我们做到了吗？ 新加坡道教协会自1996年农历丙子年二月十五举行第一届新加坡道教节庆典庆祝道教节以来，一致努力推动“道教节”。至2011年，成功联合世界18个国家100多个道团在意大利成功启动“道教节世界庆典”。道教节世界庆典以“道通天地，德化万物”为主题，以四大宗旨作为弘扬目标： ⒈团结全世界道教徒认同“道教节”，于此二月十五“道教节”大日子共同欢庆道祖太上老君（老子）圣诞。 ⒉鼓励全世界道教徒定期于每年二月十五日齐聚道教圣地/老子故里朝圣。 ⒊把道祖老子《道德经》教诲传播全世界，教化众生、德化万物。 ⒋弘扬道教至全世界，争取“道教节”有朝一日被公认为法定假日。 将农历二月十五太上道祖诞辰列为节庆并不是一个新的典故，早在一千多年前（746年）的唐朝已经存在，并且列为全国假期。以今年2014年计算，1268年前的老子诞辰日已经是中国的假期。到了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庆祝太上道祖诞辰日的记载。 世界五大宗教的主要庆典如基督教与天主教的耶诞节、伊斯兰教的开斋节、佛教的卫塞节（佛诞）、兴都教的除妖节等，都受到重视与认同，在许多国家都有被定为法定假日，唯独源生于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没有被认同，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接受它成为法定假日。希望世界各地道教徒能够团结起来共同认同“道教节”，我们期盼道教节能够落实至全世界一起欢庆，并祈望此大日子有朝一日能够像其他宗教节日般被公认为公定假期。我们期盼这一节日能够扩大至全世界的道教团体共同庆祝及举办大型活动，把道祖老子的三宝“慈、俭、不争”的教诲传播至全世界，把道化传授给更多的民众，让道祖感应全世界人民“以和为贵”以达致宗教和谐、世界和平。（新加坡道教协会会长 李至旺道长） 东南亚道教文化的特质 道教文化主张“天生化育”“性本自然”“道理乾坤”“德怀虚谷”，为人类应对二十世纪以来的全球性危机带来了“用之不竭”的东方智慧。随着中国的当代崛起，国际道教研究更是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一跃成为“汉学中的汉学”。 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数千年来，道教各派以及妈祖、吕祖、关公、八仙、玄天上帝、太上老君等道教信仰在东盟各国得到广泛传播。从文明交往的角度看来，传承是同一文明进步之经，传播是不同文明发展之纬，而道教在东南亚的流传则呈现出明显的经纬交织特性，“传播”与“传承”共现。 首先，东南亚道教发展并糅合了中国本土多种道教流派和民间信仰。华人华侨初到南洋，既要谋生存，又要图发展，因而往往会祭拜所有跟生存发展活动密切相关的神灵，如海上保护神妈祖、财神关帝公、福德正神土地公等都是道教不同流派的神灵。 其次，东南亚道教（包括民间信仰）融儒家和佛教智慧于一体。虽然明清时期中国本土道教已呈现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态势，但东南亚道教（包括民间信仰）更为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特征。道教庙宇供奉佛祖和儒家先师孔子、佛教寺院里供奉儒家先师孔子和道祖的现象司空见惯，广大信众更是普遍信奉儒、佛、道三教，究其原因，一是道教传播稍显乏力，二是信众对于神佛的庇佑持开放态度，而儒释道三家为了自身的发展也默许了三教合一。 再次，东南亚道教积极适应当地的情况。大多数华侨华人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早已落地生根，直把他乡作故乡了。而经由华人华侨带去的道教，也入乡随俗，呈现出明显的“在地性”。 道教在东南亚诸国的流传历史，是华人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的历史，不仅丰富了道教的文化内涵，也与其他文化和谐共处，推动着道教文化在当代的有效传承。因此，研究好道教的海外传播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更能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的进程，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历史意义。（湖南省东盟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教授 辛红娟） 清水祖师与东南亚 闽南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吸收儒、释、道的部分信仰内容，融合该地区的民俗、宗法与诸多社会生活内容，在中国福建沿海地区普遍流行，对闽南民众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与社会生活均产生了长久和深远的影响。 产生于我国南宋时代的福建安溪地区（原名为“清溪”，后改名为“安溪”）的清水祖师信仰，是闽南地区四大民间神祇之一。自明清以来，清水祖师信仰随着安溪移民传播到了港、澳、台乃至东南亚地区，至今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菲律宾等国建有分炉寺庙数十处，将地缘、亲缘与神缘相结合，构成了广泛的清水祖师信仰网络，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宗教文化的传承上将闽南的神灵信仰与东南亚华人的宗教信仰联接起来；为东盟各国的清水祖师信众安放了一个重要的精神寄托之地；为远离故土的安溪籍华侨华人提供了一个联络乡情的交往场所；加强了闽南籍华侨华人精英人士的联络、交往、团结和协作，为构建马华侨华人的社会网络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黄海德） “走出去”、“落下来” 中国和东盟国家作为近邻，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史。在中国和东盟睦邻友好关系快速提升的历史语境下，充分发掘道教文化中的智慧因子，增强其在东盟各国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为共同发展提供正能量，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道教文化在东盟各国的传播与发展，首先要积极地“走出去”。“走出去”现象古已有之，从隋唐一直到今天，道教在东南亚地区都有传播和发展。今天的“走出去”是在原有基础上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谋求道教文化在东盟各国的发展，通过“文化互惠”实现合作共赢。“走出去”的前提是道教文化本身的现代价值，主体是道教界的高道大德及道教研究的专家学者、社会有识之士，基础是现实需求。 但是，“走出去”还需“落下来”。道教要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生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获得应有的尊重，必须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对其政治文化精英、草根阶层产生影响，落地生根。“落下来”一是要建立长效传播机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开启中国道教界和道教研究者与东盟各国宗教界人士和民间宗教组织的交流互动，建立“主体间性”的沟通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二是进行道教革新。道教文化中不乏超越时空的宝贵财富，但亦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势，进行与时俱进的变革，提高道教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三是仔细研判道教在东盟发展的现实环境。东盟内族群众多，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各异，复杂的文化生态对道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道教传教活动必须增强内容的针对性，进行精细化传教。四是创新传教方式，使用受众乐于接受、易于理解的语言方式，善用各种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对受众进行“无缝”传播，以吸引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 （作者：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怀化高等医学院教授） （原文标题为《道教文化与东南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