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２２－前４８１年），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略地，此消彼长。夹在大国之间的一百多个二三等小国，又怕得罪这个大国，又怕得罪那个大国，成天惴惴不安。 子产就出生在一个小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郑国。郑国一直是晋国和楚国拉锯争夺的对象。 公元前５６５年，郑国的司马（军队统帅）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把蔡国军队的主帅也俘虏了。 郑国人非常高兴，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这时，有一个人提醒子国：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这个提醒者，就是子国的儿子，年仅十七八岁的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约公元前５８３－前５２２年）。 子产对他爸爸说：“我们郑国是个小国，国家的内政一团乱麻，没有搞好，却热衷于讨伐别的国家，抢立战功，恐怕要带来灾祸。如果楚国人为蔡国报仇打我们，我们能够不顺从楚国吗？假如我们顺从了楚国，晋国肯定不高兴，也会发兵来打我们。楚国、晋国交替发兵来打我们，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一席话，把热昏了头的子国噎在那里。可是，堂堂军队统帅哪能在孩子面前丢了面子？子国说不出理，只得摆架子训斥：“国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执政长官）子驷先生做主，哪能听你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说，要砍头的！” 子驷当然和子国是一头的，但他们的好梦不长。 第二年，即公元前５６４年，楚国晋国及其他诸侯小国都找理由攻打郑国。郑国只得分别向两大国讨饶求和，吃了不少亏。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由于子驷在分配土地、战车等国家资源时有偏有向，得罪了国内五个大族，国内政治力量分裂了。结果五大族的头头在公元前５６３年铤而走险，纠集起来发动叛乱，冲入朝廷，杀死了子驷和子国等大臣，只有担任司寇（司法部长）的子孔事先听到风声逃走。郑国出现巨大的政治危机。 郑国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产言中了。 子驷的儿子子西听到噩耗，带着少数人冒冒失失地闯出家门，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追赶叛军。叛军已然挟持着郑国国君跑到北宫死守。子西见状，又折回家中调兵。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家中的臣属、武士和奴婢见势不妙，已经逃走大半，兵也调不成了，子西无奈，只得叹息。 子产却临危不乱。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门，再聚齐了家臣属吏和武士，指挥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率领１７辆战车列队出发，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攻打叛军。别的贵族这时也闻风出动支援，很快就把叛军全部消灭。 这之后，子产又历经几番大难，终于在公元前５４３年上台执政。这时他４０岁左右。 “铸刑鼎”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５３６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根据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顶着晋国压力说：“我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还怎么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处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做到的是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从这两次波折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面对巨大压力。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一书不赞成叔向和孔子。他评论此事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虽然周谷城乐观了一点，但他高度肯定了子产的“铸刑鼎”。 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从来如此，那就错了。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 改革使国家安康发展 &nb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