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果飘零”文化心态下的寻道者
——论唐君毅文化意识自觉与自救 宜宾学院政法系 代发君 唐君毅先生(1908—1978)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代宗师,著名的文化哲学家,被牟宗三誉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其对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以及未来走向的探讨独到而精僻。本文试图从其文化意识的演讲过程中疏理出他对文化意识的自觉与自救,以及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 一、“花果飘零”悲从中来 如果说青年时期的唐君毅沉浸在自我性情的“偏激”之中,尚未“与时俱进”,对新思潮“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怀疑和反感”,[1]那么,稍后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抱负便一览无余了,自尊自守,以天下为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存续而殚思竭虑,直至大病初愈,犹说“活一天,便须尽一天自己的责任。”至情言语,撼人心魄! 早在大陆执教期间,唐君毅对文化意识的敏感便已显现,尽管这一时期的学重心奠基于人生与道德之上,但也曾写下了《中西哲学思想比较论文集》,对中西文化的殊途及其共同的前景作了深刻的论述与瞻望。 栖居香港后,抱着一种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以继承、发扬和创造中国文化为己任,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几经波折,但对于文化重任,从不敢懈怠。在香港的最初十年间,身受中西文化冲突的冲击,学问重心便转向了文化焦点之上,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对西方文化的透视,企图解决传统文化的“开新”问题,于是,《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文化精神之重建》(1955)、《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1958)相继问世,1958年元旦又在《民主评论》及《再生》杂志上发表了由其起草,与牟宗三、复现、张君励四位先生署名的《中国文化与世界》的文化宣言,站在民族意识的立场上,高扬中国文化大旗,对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条分缕析,陈其弊病,影响巨大。七十年代中期,又出版了约七十万言的《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书(上、下册),汇集了他从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中期所论中国文化与世界时势的文章,以期解决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三书中所谈而未解决之事。论述颇详,内容广泛,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遭遇而焦虑,为其前境而挂心,于是“感受到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使我觉得要使中华民族之人文精神,能真正存在于当今世界,而成就其自身发展,并求有所贡献于世界文化问题之解决,实非常艰难,须历千辛万苦。个人于此所能尽之力,实微小不足道;亦常不免悲从中来,有无可奈何之感。”[2]苍凉之心可见一斑,然信心则未动摇,情感饱注笔端,爱国情操与知识分子的心性与品行跃然纸上。 作者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之《自序》中又说,他之所以写此书,“只因为当今世界之有四面八方狂风暴雨之冲击,而将中国人文风教破坏,才逼得我漫天盖地,四面八方的谈论许多大问题,其实这不是我的初意,这只不过是不得已。”岂是不得已,恰恰是一种高度的文化意识的自觉。不仅如此,他感喟于一些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外籍,认为“此种自动自觉的向外国归化之风势……则整个表示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心,已失去了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阴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站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三大悲剧。”[3]如此以盛,“不仅是使中国人不成为中国人,亦使中国人不能成为中国一个人,更不配成为天下一家世界中之一份子,而将使中华民族沦为万劫不复之地。”[4]由此,深刻展现了唐君毅独立的民族意识和忧患的文化意识。 二、“灵根自植”、“保守”为先 在唐先生看来,中华民族独存千载,何以花果飘零,就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马列主义的传播,中共领导人民革命的冲击。但传统文化是永远都不能抛弃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也是继往开来的动力,于是,怀着“灵根自植”的理想,奔走呼喊,连络有志之士,以此激发人们对民族文化前途的情感,担当起“救之”的重任,“由情感引起责任感”[5]共图大业。 基于此,他提出了“保守”民族文化的口号。并以为,“保守”并非贬义词,一个人,一个民族,必须要有所守。故父母犯,守庐墓,忠臣守土,贞妻守节,儒者守先主之道。这个守,不在于所守者为何,亦不在所守者本身的当守,“而在人之能有所守”“唯有守而后存不亡,人生一切事业,一切文化,得绵续不断,达于无疆。唯有守而后有操,有操而后有德,以成其人格。”[6]人要有所理想,应先有其价值的自觉。“此所谓保守,是本于我们所依根以存在者这深度强度的自觉。”[7]“而我若为华夏子孙,则虽海枯石烂,亦不忘其本,由是而我之生命存在之意义与价值,即与数千载之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古今圣贤,如血肉之不可分。我生命之悠久,于是乎在;我生命之博厚,于是乎在;而我乃为一纵贯古今,顶天立地之文人,真我。世人学者徒知曰惯,保守者,抑何小之乎其视人,也何小之乎视其自己之所以成为人、成为我也?”[8]这些见解与论述,显现了唐君毅对本意识的寻觉与笃信,对“岌岌可危”的文化处境的忧患与自救。不仅如此,对于自救之并非只停留在“保守”之一口号之上,迎着世界文化的冲击,而对一些国人甘愿寄人篱下,苟且现状,“精神上失其所信所守”,尤其是“由此精神上失得信守,而进至一切求信于他人。”唐先生为此开出了处方:坚持自尊自守的独立人格,弘扬自信处强的主体意识。 他认为,自信自守必有对中华文化有所笃信与皈依,中华文化之精英“其价值原自有光芒万丈,举世非之而不减,举世誉为而不增之处。”[9]如此,一个人,一个民族,束其言行,以言以行,自尊自重,自信自强,便能成就“独立的顶天人格”。否则便是“奴隶的人”、“奴隶的民族”[10] 其次,要坚信主体意识在恢复中国文化的作用,为此,人们必立大心,发大愿,力挽狂澜,彻底扭转现代社会文化情态,做到身心合一,把主体意识中的体念投注于客观世界。不仅如此,还要注重地增加主体意识过程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首要之点便是为人之学,为人之学如果成功,则“同时是本贯于末,使人由纯粹为人之学,人之道法精神所生长出一切力量、一切智慧、一切性情,能表现贯注于一切学问之中,使学问世界中之千叶百花,灿烂盛开,而永无致化为游绿飞红,再成枯枝败叶者。”[11]以学问增强人格,以此建造吾人之主体意识者,唯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并驾齐驱、生生不息,而不致于一偏一倚,跛足前行。 三、返本开新、生成末来 由上所述,唐君毅除了对“花果飘零”文化情态具有深刻的感悟与洞见,对“灵根自植”的呼喊,保守为先的急切之外,在文化意识的自学与自救过程中,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对传统文化复兴中所倡导的几条纲领性意见,本文反以“返本开新”以作论述,因为这一条也更具代表意义。在他看来,“在文化思想中,除了科学思想以外,无论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社会之思想中,不能复古者,决不能开新,这中间决无例外。”[12]西方文艺复兴是复古希文化的古,启蒙运动时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复斯我多噶派的古,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则复原始的神话歌谣的古。原因很简单,“一切被认为复古主义的人,都是因感于当前现实的社会主义种种弊端,而此弊端,在具另一文化精神之前一时代,则不存在。反之,救治此一时代之弊端之文化精神,恒恰巧在前一时代;于是便重新加以提出,所以真正被认为复古守旧者的,实际上总是最富于开新创造的精神之理想主义者。”[13]他以为,今日救治中国文化之道,即在回念清代的新机运。生存新未来。这种站在时代前沿感悟时代的思想,而又不忘根本;总结历史经验,而又在失创新思路的主张与其“保守”文化是相辅相存的,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 而今天,置身于苍白流变的现实之中,面对物欲横流,人类异化,一切“形而上”的精神世界遭受排挤之时,我们也是否有所警醒,有所反思?是否已经作了准备,亮出一个“守”者的姿势迎接时代的挑战?因为这仅仅是唐君毅一个人的责任,也不仅是“现代新儒学”一个时代思潮,一个学派所能承受的历史使命,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现实遭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需要正视的迫切问题。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经济的腾悦,更是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没有经济的文化是一种衰败的文化,没有文化的经济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的扬弃,是不可缺少的程序。日本、新加坡、南朝鲜等一些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在经济上突飞猛进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儒家伦理思想在经济发展中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也使我们更加明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价值内涵与时代进步需求并不相悖,传统文化有其值得承续的一面。 也正是基于时代的招唤和现实的际遇,党和政府也密切关注,一手推开国门,放眼世界;一手紧握文化命脉,着眼于精神文明,毫不犹豫地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而努力。九十年代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大方针,试图通过对道德价值的整合与重塑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把“以法治国”同“以德治国”拿入时代进步一条路向的两个方面。不难看出,这里的“德”恰好是儒家文化中最基本价值范畴,也正是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极力强调的文化符号,就此而言,也充分显示了唐先生文化意识自觉、自救的深刻时代意义与预见性。 纵观唐君毅一生,无论是生活的曲折,还是思想的嬗变,都无动于其对根本文化的坚定信念,始终保守着传统文化这一片圣土。同时,也完成了“守者”的原始造型,为传统文化的“开新”和“现代化”奠定了雄固的基础。尽管其论述中难免有偏颠,如认为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等,但作为学术层面的对话,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的警醒,其积极意义是不容磨灭的,也体现了一个文化学者对文化变迁的深切忧患,一个民族子孙的爱国情怀,悲天悯人,而又浩气长存。 参考书目: [1]《记重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 [2]《中国文化与当今世界.自序》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3]、[4]《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5]《海外中华儿女之发心》 [6]、[7]、[8]《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9]、[10]《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 [11]《人的学问与存在》 [12]、[13]《人文精神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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