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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君毅先生对“保守”之价值厘定 罗义俊 关键词:文化、唐君毅、传统 一 与牟宗三先生一样，唐君毅先生是生命与学问融化为一的醇儒。因此唐先生的生命与学问具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实性与示范意义。他用生命浇灌的二十几部著作是二十世 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一个宝库，都值得后人的学习与探究。在这二十几部含金量均高的著 作中，印行于六十年代初的《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虽然未曾如《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般建立起哲学与文化通体为一的严整宏构，也不是《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 发展》《中国哲学原论》《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那样的系统巨著，甚至还不是类似有一个 中心观念贯串全书的如《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那样的哲学专著，而只是一小册子，但却是 笔者最喜欢的。 依笔者之所见，唐先生的这本书，与马一浮先生的《尔雅台答问》，熊十力先生的《十力语 要》，牟宗三先生的《生命的学问》，都是文章之上品，其地位与价值均相当于新儒家的现 代《论语》。唐先生此书，体裁虽非全采师弟子答问样式，但读来亲 切感却不减《尔雅台答 问》《十力语要》，而其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之满腔悲情之感人肺腑则胜之。它直面人生 ，直面时代，笔端情深，无遮无掩，直接回答了这个时代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也直接表达 了他的思想。此所谓直接表达，又是相对于形构的表达而言，笔者称之为唐先生的原始思想 。若要探究唐先生的思想，窃以为是不能忽略他的原始思想，忽略《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真能将哲学智慧与文化意识融化为一体的思想家，说实话，是并不多见的 。与牟先生一样，唐先生本体明觉，文化意识挺立，始终如一，是这个时代一直独立于现实 政治之外的哲学大师。所以，即便是此书对时代的直接回答，也是内涵丰富而深刻，识见正 大，情理两当，而不乏思想和文化意义。全书的主题，在由花果飘零而灵根自植，申言之， 即期吾人在中华民族失位的处境下，能明吾文化自有价值，动心忍性，站住自己，守住文化 根本，以使一朝风云际会，得再植根基，共造中华，让中国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于当今世界 。这是唐先生所发的大愿心，也是他期盼国人当“共发”的大愿心。 二 《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全书发自唐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大悲愿，而对“保守”之意义与价值的厘定，则集中表达了这个文化大悲愿。 作为一个文化意识透明的自觉的文化流亡人，唐先生所指涉的保守，是一文化意义的概念( 与行为)。文化保守与政治保守，在概念(与行为)上绝对不能混同，盖政治保守终是与统治 集团的既得利益纠缠不清。唐先生之所谓花果飘零，乃是对中国文化经时代大变局而失位失 守的形象性概括。唐先生是从分析侨胞处境与心境入手进而作出这个概括的。他指出清季民 初即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仍多少保存中国社会礼仪语文风习，如最早的留美学生季报所表现的 仍为不肯忘本的文化意识。然至五十年代，中国文化失位，流亡在外的侨胞，亦只以侨居异 地为临时之计。到了唐先生著此文之六十年代，风移俗易，形成了一种自动自觉的向外国归 化的风势。固然，改籍他国，托荫避日，不用中国语文交接，不再保存传统风习，在个人原 因 很多，不是一简单的应当不应当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风势，“则整个表示中国社会政治、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聚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 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沾泥分润，冀得滋 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之大悲剧。”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第2页 。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由是可见，“花果飘零”既是一客观的概括，同时亦是唐先生由其存在感受而兴发的文化悲 情之宣泄，主客观统一。本来，中国文化失位，花果飘零，乃是当代中国一存在之事实。于 此，无所谓歧见或误解。国人若能如唐先生般以无夹杂之文化意识“正视此悲剧”，亦必能 起存在感应而兴此悲情，尽管其强度可能不一。吾人每读唐先生此文，或悲从中来，或慨叹 不已，无不为之感动。心同理同情亦同。唐先生感花果飘零而起文化悲情，乃一客观的大悲 情大觉情。唐先生亦即由此大悲情大觉情而发保守中国文化之悲愿，即所谓“正视此悲剧， 以 悲悯心，坚忍心承担之，而谋所以挽救之”第17页。。此悲剧承担即文化承 担。 反映文化关系的保守概念之被唐先生视为一问题而特别提出来加以处理，就是因为觉照其当 境，乃是一个连清季都不能比的中国文化失位失守的当代。这个失位失守的严重性，依唐先 生之见，不仅涵着花果飘零随风吹散这一悲剧事实，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之社会中毫无存在 感受，却逐渐流行一种托名学术的思想和意识，作为理由，去为自动自觉的向外国归化辩护 ，为之推波助澜。对后者，唐先生认为绝对不能加以原谅，最不能容忍。知识分子之社会中 之所以会出现这或许是言伪而辩的情形，依唐先生之分析，出于两种原因。一是欲以此“文 饰其精神的堕落”，这是道德动机出了毛病。二是“由其对社会之风习、历史、文化，与个 人、民族，及普遍的人道、其间之关系，与所谓保守、进步之意义，一无真知。” 第7页。这是认知上的问题。这认知上的问题所诸项都是相关的，亦可由保守一概念 相 涵或相关(进步)，换言之，对“保守”无真知即可作为对为花果飘零推波助澜的流行思想和 意识在认知上的问题概括。进言之，由处理保守概念，亦即确定对保守之意义的真知，即可 相应处理此认识问题的有关诸项。而且，如此，实际上也就处理了“文饰其精神堕落”之“ 文饰”。在本书中，唐先生正是以此处理方式，集中确定“保守”的“真知”，亦即厘定保 守意义与价值，来破斥言伪而辩、似是而非的时论，由是承担花果飘零的时代悲剧与 文化悲愿。 三 唐先生是以文化传承与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从与进步的关系上，步步破斥流行的思想和意识 ，具体地厘定保守之意义与价值的。 中华民族花果飘零，中国文化之失位失守，吾人若以存在进路感受之，必不能拒绝承认这是 一不当有的悲剧事实而无动于衷、漠然视之。而五四以来流行的思想和意识则根本不承认花 果飘零是一不当有的悲剧，恰恰相反，认为今日世界文化急剧交流中当有的变迁，并视潮流 风势之所在皆为合理，视变迁即为进步，视中国人之丧失原有文化为迎接人类大融合。若不 能顺风而转、随势所趋，则是顽固保守、反对进步。唐先生在《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的《 导论》中曾言，吾人之精神活动或文化活动，毕竟依于吾人对现实环境所表现之一态度。承 认花果飘零为一不当有之悲剧事实，与花果飘零仅为当有之变迁事实，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态 度。此不同在于前者是“存在地”承认，故有感受有承担；后者是“非存在地”承认，故无 感受，漠然视之，亦无承担，反而以所谓迎合风势而变迁即进步的理论为解释花果飘零的理 由。此所谓“非存在地”承认，也就是唐先生所指出的以上述理由抹杀花果飘零之为悲剧事 实者，其根本错误，在其将自己所属之民族语言、历史、文化、社会风习，以及原来生活的 方式等等，都全部化为一客观外在的东西来看，而视为种种外在而客观之社会历史文化之原 因与法则所决定者。 这种将所属文化全部客观外在化的态度与观点，也就是《中国文化宣言》所批评的将活的民 族文化生命视为死文物的所谓纯学术研究，迄今新一代知识心灵犹多不能摆脱，实为当代中 国知识分子之社会中难解的思想文化症结。唐先生抓住了这个症结指出，把人类历史文化等 同于自然界的化石，这中间不仅包含一道德上的罪孽，同时也是对人类历史文化最不客观的 态 度。正是基于这套托名学术的观点，流行的思想始认为人只要随外在而客观的变迁方向、潮 流 风势而转皆为进步，且以凡进步皆是凡保守皆非。“此根本错误，在其忘了我们自己所属之 民族等等，都永不能真正化为一外在客观的东西。”因为“此乃我们生命之所依所根以存在 的，即我们之性命之所在，而不只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所研 究、观察、了解之一客观外在的对象。”第8页。这里唐先生籍以破斥时论 根本错误而提出的，是文化与生命不二、文化为生命根依的观点。就是说，文化不离人这个 “存在”，人亦不能离文化而存在，一言之，文化内在于生命存在。 文化保守，就其保守之目标言，天然地是一文化传承问题，而由于唐先生之文化为我们生命 所依所根而内在的观点之厘出，就与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联结起来了。进言之，保守对文化 传承与对生命存在之意义与价值，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从而还具有存在论上的理由。依唐 先生之见，保守的这个意义与价值是普遍性的，亦即对一切生命存在与一切民族文化传承皆 然。所以，有关保守之意义与价值厘定，他明确认为，逼到根本点，关系着一切人类之不同 民族文化语言社会风俗生活方式之存在问题。唐先生即以此普遍性的文化存亡与生命存在问 题而作具体展开阐述，厘清保守之意义在包涵一“对我之生命之价值及其所依所根之价值” 之肯定，保守之根原在人对于其生命所依所根有一强度而兼深度的自觉，由是提出保守之价 值 理由 的先在性、保守本身即有价值，以及能保守而能求进步的观点，建立了他的保守哲学 。 四 保守本身即有价值，是唐先生对保守概念(与行为)之价值意义的根本厘定，亦是其保守哲学 的中心观点。此一中心观点乃由保守之价值理由的先在性直接展显出来。至于其保守之价值 理 由先在说，则由对以风势之势之所在为价值是非标准、以新奇变迁即进步论的破斥而对显出 。唐先生指出，以为人只要随外在而客观的潮流风势而转而变迁皆为进步、以进步皆是保守 皆 非之论，其所持的价值观，即是以时代风势所在为价值是非标准。然而，变迁并不等于进步 。综合唐先生之见，顺风而转，随势所趋，其转其趋其变迁所据的，只是一客观外在的事实 。以客观外在的事实为行为之理由只是一泛理由或泛原因论，其误在视一切客观外在的事实 为合理。但价值观并非由客观外在的事实而建立，盖客观外在的事实未必皆合理，并不能说 当不当。客观外在的事实固可刺激引发人之行为，而此引发仍须依人内心所持之价值意识。 此即唐先生所说，人之一切依于真正内在的理由，或合于一真正内在的理由而发生的行为， 皆为应当。而且，唐先生还指出，若视一切事实皆合理，皆可持为决定行为之理由，那末， 易交、易妻、卖国、悖师，都可持事实诱惑为理由。而吾人因此只任一切外在之一切事实之 变迁，随社会之风势潮流而转，则生命又将存 在于何处?这就是说，生命将如飘萍浮云而无所安立，将无其自身存在的真实性，所以，唐 先生说：若以进步等同于变迁，则进步未必是，而与进步相对之保守亦未必非。其道理即在 以时代风势所在为价值是非标准，亦即顺风随势变迁之泛理由论，绝不能成立。针对此流行 的价值观，唐先生指出：欲定何种进步为当有之进步，何种保守为当有之保守，必须先另有 一套价值是非标准，而此标准，却只能以原则或(内在)理由而建立，而不能依事实或风势而 建立。 真正的内在理由即依于对文化内在于生命而为吾人生命之所依所根的自觉。由文化内在于吾 人生命而不可分的基本观念，唐先生另提出了一替代随风势变迁即进步的价值是非标准。此 即是：“除非我们确知我们原来生活存在于其中之历史文化、社会风习、及其他生活方式之 无价值，确值不得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即无理由说：当离之以存在生活；因此不离之以存 在生活即是、而应着，离之而存在生活，即非、而不应当。”第8至9页。唐 先 生以此标准，来维护当有的保守与进步，而代替以随时代风势转即为进步之论。他强调，此 中的要点，即在人之生活方式之一切改变，必须有自觉的价值上之理由，然后才可说进步。 至于人之一切保守其生活方式而仍旧贯之事，却另不须自觉的价值之理由。因而一切无自觉 的价值上之理由的求变迁求新奇，即本身无价值而不当有。唐先生又由此引出一我们生活之 是非价值原则：“即凡无自觉的价值上之理由之一切生活上之忘本而失其故常之事，皆为不 当有而无价值者。而一切不忘本不失其故常之事，即一切保守之事，则另不须有自觉的价值 上之理由。只须人无自觉的价值上之理由加以改变，即可为其应当而有价值之理由。”第9至10页。就是说，无改变之价值理由，或曰改变之价值理由不能成立，即是 保 守之价值理由。唐先生的这个价值观，所厘定的，可称之为保守价值理由先在性与保守实践 的优先性。 据唐先生的阐述，变迁或务新、改作须有自觉的价值理由，而保守却不须有自觉的价值理由 ，之所以能确定能成立，要言之，即“保持原来之生活方式而行为，其本身即已是依于一自 觉，而已为有价值的。”第12页。此观点则顺对吾人生命及其所依所根而透 出。换言之，唐先生这个保守价值先在观之提出，乃是因为变迁、务新、改作是未存在的， 而保守是存在的，即与其所维护保守的目标文化与真实的生命存在同在，亦即以文化为我们 生命之所依所根而内在不可分为其根本的义理根据。 依唐先生在本文中所重申的其历来的思想，人之生命依其真正的现实而存在，此真正的 现实即人存在生活于其中的民族文化。而我之所以为人为我，亦即为真实的生命存在，皆赖 于我之文化心灵的自觉。文化既为吾人生命之所依所根，则文化心灵的自觉自即是对生命的 真实存在之自觉，我之所以以为人为我的自觉，此皆实为一事，凡此，即皆由于我之真实存 在的生命，乃存在、生活于我所自生之民族之一分子，并受所属民族的语言文化社会风习的 教养而成，即民族传统的文化与吾人的生命不可分。所以唐先生说，人之保守其原来语言文 化社会风习及生活方式，并非只是人之一习惯，实乃关系于人对自己生命存在之所依所根是 否真实的加以自觉的问题。 而由此义理，即可如唐先生所说：若一切中国人之不能自觉其所自生与所受之教养，为其生 命存在之所依所根，而与其生命存在不可分者，皆不是一真实的中国人，亦非一真实的人， 非有其真实的自我者。此说实是对抹杀中华民族花果飘零为一悲剧事实并为之制造外在理由 以推波助澜者的深刻破斥。反之，又可说：若吾人能真觉我所自生所受教养为我之生命存在 之所依所根为不可分，则在我真肯定我之生命存在之价值之一念中，即必然已肯定我所属民 族文化对我的生命存在与所受教养的价值，以及由此教养所成的一切原来生活方式的价值。 简言之，肯定生命存在的价值即涵所属民族文化的价值之肯定。由是唐先生进一步说，除非 我有自觉的其他价值上的理由以改变所属的民族文化，否则，顺此肯定，依吾人所受之教养 而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其本身即已是依于一自觉而已为有价值的。 这是自然的保持(保守)。此所谓自然的保持，亦即人皆可皆能为之的普遍意义的保持，此中 并非必须待专家学者依于任何哲学科学分析条例所属民族文化的价值以为理由，然后加以自 觉加以保持才有价值。而是只须我未觉其无价值，此加以保持，即已包涵一“对我之生命存 在 之价值及其所依所根者之价值”之肯定。因而加以保持之本身，即为有价值者，即已有至高 无上的价值。或者说，“一切保持其原来之生活方式之事，并不须先知所保持者之价值，而 此外保持(即保守)之本身，即已表现价值之理由。”第12至13页。这是因为 此 价值乃原于人对其生命存在之根据直接的自觉的肯定，既不依于人的习惯，亦非必依于人之 抽象的分析思维后所自觉的其他理由者。 唐先生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保守的价值，即在于它决非只是习惯，而是人之所以真成为人、 我之所以得真成为我的突然而又当然之理。“此保守之根源，乃在人之当下，对于其生命所 依所根之过去、历史，及本原所在，有一强度而兼深度之自觉”。第16页。 这 是生命存在与文化心灵一体的存在自觉。由此自觉，我之生命存在即通接于我之祖宗民族与 历史文化、礼俗风习，尚可通接至我们生命所根之天心与自然宇宙。第24页。 如此，唐先生所说之保守，又具有形上意义与宇宙论意义。唐先生说，凡人之内在理由之所 以建立，皆由其对于自过去至今日之生命存在之所依所根的强度而兼深度的自觉，由此而发 生的行为即皆能横通纵贯其心灵生活内容之始终与各方面，无愧怍，无羞惭，无阻阂，即为 良心所认可。保守既根原于对生命存在之所依所根的自觉，则保守本身亦即有其内在理由而 得以成立，而为一应当。 五 能保守而能求进步，也是唐先生对保守之价值的重要厘定，这是保守对进步的价值关系的厘 定。既然，由对生命存在及其所依所根的自觉而来的保守，其本身即有价值即已表现价值理 由，则能保守而能求进步，自可进一步说。此乃顺理成章，逻辑上与实践完全得以成立。 这个厘定配合着对进步之意义的厘定而明。变迁不等于进步，此二者不是一回事，不是同一 的概念。此可视为用遮诠对进步之义的厘定，由前述唐先生驳斥以顺势变迁为进步视进步只 同于变迁之见已可知。若以正面的表法的说明，则进步之所以为进步，在其根于理想、表现 价 值。换言之，不能就变迁说进步，只能就理想就价值说进步。唐先生说，求进步，只依于我 们觉到一理想为真正有价值，因而以之改变现实。若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只是求变迁、 务 新奇、失本根、离故常，因而并不表现价值。此并非真进步，而只是轻薄。依是吾人得明进 步之义在系于理想。又依唐先生的强调；真正的理想，并非以顺客观而外在的潮流风势所在 为理想，而要 先有价值的自觉。人求进步，也是为实现更有价值的理想，创造未来更有价值的东西。 由此进步之意义，并依其保守对变迁之价值的先在性保守即有价值的内在义理，唐先生进而 说三层意思，展出保守(理想)对进步(追求理想)的先在性，对显出保守之意义与价值正在保 守理想。此三层意思是：①在人未发见更有价值的新理想，或对新理想的价值尚无真知灼见 时，则人保守其有价值的旧事物旧理想即人应有之理想。此即谓保守为应当。②已发见更有 价值的新理想，或对新理想的价值确有真知灼见后，则人之最重要的事，正在保守此理想而 求实现之。此则谓人即在追求未来迈向未来时仍需保守，保守仍为应当。③而人要求未来的 价值，亦必须先肯定过去已存在的价值、现在已有的理想，而保守之 。此乃因未来只是抽 象的可能，过去及现在之已存在已有者，才是真实的存在。 由是，不仅进一步厘定了保守与人之理想共在的存在性格及始终当有的恒久价值，同时也阐 明了保守对进步的价值关系：“人要能进步创造，必须先能保守”，或说“能保守而后能求 进步”，或说“必须能保守一有价值之理想，乃能求进步。”第24、25页。 此价值关系，即保守对进步来说，不仅是先在的优先的，而且是先决的、必要的、不可少的 ，保守是进步的存在基础、前提条件。不保守价值理想的进步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唐先 生所指斥的求变迁、务新奇、失本根、离故常，而非真进步。而就保守住价值理想而求实现 之而言，保守是进步的起点也是终点。人类也只有保守住价值理想，才能走向进步，走向更 有价值的理想的未来。此所以唐先生说，人愈有保存守护之心愿，必然愈能求进步。 六 虽然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社会对保守之意义与价值的认知及其实践，犹不能说已真摆脱唐 先生所指斥的流行思想和意识之问题，但正面地说保守却已不再为时论所讥。其实，就个人 而言，著文论讲肯定文化保守，也不算什么一回事，就此未必能反映其主体性问题，辨出其 内在意识，因为传统文化正日益受到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且不论这种重视是出于工 具 性还是目的性的考虑，客观上使社会政治文化氛围已非唐先生所当身的年代可比了。唐先生 所当身的年代，是以五四时全盘反传统到文革彻底打倒一切传统的一整个的反传统主义的社 会政治文化氛围。在此氛围中，以保守与进步为割裂的相对相反的两端，以变迁为进步，进 步为美名，保守为恶名，视保守为顽固甚至封建、反动，亦其宜也。它是当代中国流行数十 年的社会意识，尤其是唐先生所指斥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社会的社会意识。 文化人类学中有一文化压力说。其意谓由于适应于某种意旨特别是群体的阶级的意旨，致观 念兴盛而形成社会性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压逼性。在此社会性质的观念之范围内，社会对此兴 盛的观念失去思考力、批评力，只有推波助澜的辩护与鼓说。这种兴盛的观念即变成文化压 力(cultural compulsives)。参阅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第71至73页。文 化 压力揭自西方知识社会，但却是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知识社会中，这种文化压力往往又 与政治与现实权力纠结在一起，成为一种过度的压力。所谓学术更是难免为其中意旨所左 右，而多顺此压力以为说。唐先生所当身时的反传统主义氛围，以进步为美名，保守为恶名 的社会意识，其所形成者，实即这种过度的文化压力。 人若能顶逆此文化压力，不顺风而转，随势所趋，对赖某种群体的意旨而兴盛的观念或社会 意 识，公开其自得之见，才能真有意义，最易显出其生命存在的真实性、意识的透明无夹杂性 与充 沛性，以及学术的独立性纯净性。此借用一句俗话说，即“时穷节乃见”、“危难见真情” 。而人若处于此类文化压力氛围下，又一无外在凭藉，而能无所遮障，无所依傍，公 开其真知灼见，则其所依恃的，必是良知必是道德理性。唐先生不为潮流风势所 左 右，破斥风势健劲的社会意识兴盛观念，无先定之批判前提的肯定性地阐明保守之意义与价 值，厘定保守对进步的价值关系，建立保守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不惜冒世俗之大不 韪，申保守之义”，此正显出他的道德主体(道德理性)之坚挺贞立。 其实，《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全书统体即是“冒世俗之大不韪”而申其思想。其以文化 悲愿悲情和文化信心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和灵根再植，说为生命存在所依所根的传统文化 为人类不能不当有的保守，皆是其道德主体之挺显，皆显现出他纯净而充沛的文化意识。而 “一切文化意识，皆有其理性之基础，并表现一成就精神自身之生发 ，提高吾人之人格 之道德价值；而人之实现文化理想之要求，皆依于人深心之实现道德理想之要求。人形成其 文化理想之理性，在本原上亦即一道德理性。”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导 论》第64页。保守在保守住价值理想，保守依于吾人之自觉生命存在及其所依所根 的 一切事物的价值，在本原上亦即依于道德理性。此道德理性既内在又超越，故在《说中华民 族之花果飘零》中的唐先生又表现出一超越而涵盖的胸襟，此亦由其文化悲情和文化悲愿所 透出。具体地言，唐先生的存在感受，不是一狭隘的经验论的，而是根于他对生命存在及其 所依所根的一切存在事物交通接至天心与自然宇宙的价值自觉的本体宇宙论的，因此由对中 华民族花果飘零大悲剧的悲悯恻怛之慈悲仁怀 ，而翻出，而扩大，而提升为对人类不同民 族文化存亡的普世关怀。唐先生的文化悲情悲愿是本体宇宙论的大悲情大悲愿，所建立的保 守哲学是有普世意义的。所以仅由此文所见，牟先生之称唐先生为文化意识的巨人，已可知 为不移之评。 唐先生的保守哲学，尤其是其能保守而后能求进步的观点，实际上还厘清了一条创造不离积 存、发展不离继承的文化原理，或者说为此文化原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人类自有文化之后， 任何文化都有创造与积存、发展与继承两面，此都在人的文化实践中实现。但一切文化创造 文化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进行的，而一定的文化基础乃由文化积存文化继承而有。 甚至可以说，一切“人文”因“积存”而始得成“文化”，若不能积存继承则亡。此以唐先 生的保守哲学言之，则文化积存文化继承即由人保守而实现，文化积存文化继承是先在的， 文化创造文化发展是未来的，且文化创造文化发展实现后仍须加以保守而积存之。文化积存 和文化继承的根本意义亦在保守住文化价值和文化理想，而文化创造文化发展亦不能且无法 离开存在的文化积存文化继承之基础，更不能悖离毁弃文化价值与文化理想。而所谓能保守 而后能求进步，转换成文化学语言，也就是能积存能继承而后能求创造发展。不言而喻，此 实乃保守传统文化(价值)之直接而坚强的理据。 唐先生观其当身之所处，指出，民族失其所守，则失其所以凝聚自固之道，致中华民族之分 子的心志归于日相离析散驰，终于随世运推移而花果飘零、随风吹散。人失其守，则失其所 以为一中国人，亦失其所以为一真人，则无德操。唐先生并即就内在的精神上人格操 守上，以“轻薄”二字批评持时论以否定保守价值、文饰其失“守”者。他指斥说，言进步 创造而反对保守以保守为顽固者，实皆中无所守，内无德操，而只为随时代风势而转的“颠 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按唐先生之意，我们完全可以说，时代失其所守则时代 轻薄，人失其所守则人轻薄。甚是，唐先生斯意!其一时代随风势倒来倒去，翻复无常，其 必无真守。至若人中心无守，则无定力，而行为亦必轻薄，此吾人见之多矣。 正是针对此时代失“守”人失“守”，唐先生乃有对保守之意与价值的厘定，并强调：一民 族总要有所守，人总要有所守第5、27页。。更强调说，他之对保守之意义 与价值的厘定，此中所重者，“在之能有所守。第22页。”他说，此是中 国历代儒者之教之一大端。守之义大矣哉!唯守而后存者不亡，人生一切事业、一切文化， 得 绵绵不断，达于无疆。一民族唯守而有凝聚自固之道。人唯守而后有操有德，而成其人格。 其人生命存在之意义与价值亦因其有守而终得与数千年民族、历史文化、古今圣贤如血肉不 可分，而悠久，而博厚，而成一纵贯古今、顶天立地的真人真我。所以他又说，人真能守 得住人类文化中原已有的价值之事物与理想就已了不得。唐先生所建立，既然是强调“人总 要有所守”、“人之能有所守”的“守”的哲学，则其意义与价值，自亦在此矣。 唐先生之保守哲学的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笔者在这里所提供的，并非是一全面的解读，亦不 准备广泛讨论与评价其所有的有价值的观点。仅想指出，唐先生对保守之意义与价值的厘定 ，其最大的意义与价值，简要言之，即在为“保守”正名，为传统护法，为国人为时代立一 个“守”。立一个“守”，亦即立一个守护传统文化之道，立一个国族凝聚自固之道，立一 个人之所以为人为真我、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之道。而此“护”此“守”，其中又涵着连 着一个信——对中国文化的文化自信心。故唐先生之建立保守哲学，亦可谓为国人立一个文 化“自信自守”参见《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所收的次篇〈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 〉。之道。 最后要说的是，唐先生的如此厘定保守的价值，是否可以被批评为缺乏批判精神呢?非也。 这是误解，至少是皮相之见。唐先生厘定的保守，乃依于价值意识，依于对生命存在及其所 依所根的价值自觉，故价值理想始是他保守与否的考量与判断标尺 。因此唐先生说，人能亦应当由其自觉的价值去发现、认识、反省，且当然亦可使我们看见 许多无价值的东西，如各种错误的观念、不良的习惯、种种不当有的文化生活、社会生活、 日常生活的方式等，这些无价值的东西其实并非为我之生命真正所依所根者。而且亦唯有赖 有对吾人存在所依所根的强度兼深度的价值自觉与反省，并以有价值的东西为对照， 始能真发见无价值的东西。其意甚明。他更明确说，人如能真知灼见旧日之文化之无价值， 当然亦可加以改变。此中正涵着一文化批评精神。此批判精神依价值自觉而发，乃一理性的 批判精神，而不是有一先定的批判之见，亦非如文革中的非理性的大浪漫的大批判思想。其 实，顶风势逆潮流，批评已发展成过度的文化压力的社会意识，此本非无大勇者无批判精神 者所能为。真正的批判精神应当在这里说。顺风而转，随势所趋，不是顶逆而是附顺文化压 力而冠名批评的，算不得真正的批评，也谈不上有批判精神。唐先生“不惜冒世俗之大不韪 ，申保守之义，说中华民族之大悲剧，原于失其所守”，这件事的本身，就最好地表明了他 的理论勇气批判与精神。 唐先生为一文化保守主义者，此不论赞否，识者皆知。笔者要在此补充的是，唐先生在《说 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中所厘定的，其所重是保守之本身，而不是所保守的目标对象的 价值。他说，他之论保守之意义与价值，所重者，“不在所守者为何，亦不在所守者本身之 必 当守，而在人之能有所守”第22页。。这显是一哲学工作。他又以保生命所 依所 所根之天心不摇落与自然宇宙不毁灭说保守之义。就此而言，唐先生是一典型的哲学意义的 保守主义者。唐先生说保守依于吾人对使命存在及其所依所根的价值自觉，以保守根本之义 在 保守住价值理想，此亦可照见他自己的保守意识即根于此价值自觉、根于道德理性。就此而 言，唐先生是一理想性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当然其中亦涵一批判精神。合而观之，他是一( 文化性即非政治性的)保守主义大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