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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重建 何仁富 就康德哲学的实质而言，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观，即在哲学基础上把科学作为必然真理建立起来的一项事业[1]，勿宁说它是试图在当时科学的基础上把形而上学作为必然真理而建立起来的一次努力。《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问题是“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其真正目标是建立起一种“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关于“先天综合知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讨论，归根结底是为了回答“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因为康德十分明确地指出：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先天综合知识的两种形式，其“必然可能已由其存在事实而证明之矣”[2]。“对这两种科学的需要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另外一种科学——形而上学”。[3]本文将对康德的形而上学观即他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将建立新的形而上学的一些规范作一探讨。 一、纯粹理性的辩证法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 康德对他以前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4]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康德不是片面、直接地否弃旧形而上学，在通过“先验分析论”对知识形成的基本规则进行考察后，作为《批判》的核心部分的“先验辩证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形而上学由以产生的那种人类精神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人类理解的一种特殊形式，康德称之为“纯粹理性”或“思辩理性”。 康德将人类的认识能力划分为理性和知性，并在相互对比中说明彼此的特征。康德将理性称为“原理的能力”，而将知性称为“规则的能力”，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的认识对象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康德认为，知性是“把显相归结到规则的统一性的一种能力”，它“直接应用于感官的直观，而其判断则把这些直观确定为对象”，知性的唯一目标是使经验的统一性成为可能，知性概念在“一切经验之先产生对于对象的意识，或者应该说，指向着一种综合的统一性，唯有这种统一性才能使对象的经验知识成为可能”[5]。而理性在康德哲学中则特指人类对超经验领域的认识能力，康德强调“理性知识的源泉不是在对象和对象的直观里，而是在理性本身里。”[6]理性“永远不直接涉及经验和经验对象”，它仅仅通过概念来获得一种特殊的超验知识，这种理性的纯粹概念，康德称之为“先验的理念”。由这种纯粹概念获得的知识，康德称之为“原理”，这也就是纯粹理性的先天综合命题，而“这些命题必然是超越性的”其功能是“在验前给知性和知性的各种知识以其统一性”。[7]简言之，知性产生经验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理性则产生形而上学知识。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知性的理论即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及其应用规则的阐明，就构成先验分析论的内容。它是康德回答“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一总问题的必要的基本前提。从根本上讲，先验分析论的整个工作就是为人类思想的范畴形式的合法有效使用划定一个界限，这就是：知性范畴的超经验使用是无意义的。康德说：“经验必经包含我们的概念的一切对象，然而一旦超出经验，则一切概念，由于缺乏任何直观可以作为它们的根据，都将是毫无意义的”。[8]因为我们的纯粹理智概念及其使用规则除规定有关经验给予的“直观之判断的逻辑形式以外，”毫无其他用处，而由于感性领域以外没有任何直观，知性概念在那里不能通过任何具体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也就完全失掉了意义。 但是，纯粹理性的本质规定正是在于它的超经验性，“理念的对象永远不能在任何经验里相应地表现出来”。[9]因此，纯粹理性的概念“是任何即使是把可能性推到最大限度上去的经验都不能提供的”。[10]纯粹经验的最高原理永远不可能在经验中获得正当的使用。形而上学正是人类的理性对一切可能经验之界限的超越。形而上学试图为知性的第一个有条件的知识去寻找那无条件的最高原理，换言之，“它所要求的只是理智使用在经验的总和里的完整性。……理性把它设想为一个客体的认识”[11]。 由于思辩理性的运作正在于无止境地扩大知性概念的经验使用，即诱使知性去作超验的使用，这就导致了“先验的幻想”，这种幻想诱使人们把知性范畴应用于超经验世界，象谈论经验对象那样谈论象灵魂、上帝、宇宙这样的本体存在。这也正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困境，旧形而上学陷入这一困境而不能自拨。在康德看来，“超验的理性认识，它们的理念并不从经验里提供，它们的命题从来既不能通过经验来证实，也不能通过经验来否定”。[12]于是，在形而上学中便出现了一种不能借助矛盾律来排除的矛盾：在这里，无论是正题还是反题都能通过论证而得到证明，而所有这些相反的论证又同样都是正确的和不可抗拒的。康德把这种情况表达为“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它涉及一系列最重要的形而上学争论问题：世界是永恒存在的还是有始有终的？是单一的整体还是可分部分的组合？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的？是有一个必然存在体为其原因还是没有任何原因？而理性在解决这些争论时却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理性一方面根据一个普遍所承认的原则得出一个论断，另一方面又根据另一个也是普遍所承认的原则，以最准确的推理得出一个恰恰相反的论断”[13]。康德先验辩证论的根本目标就是想通过对理性本身的批判来消除这些矛盾，由此把形而上学从它的辩证困境中解救出来，置于一个可靠的科学基础上。 二、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和作为科学的本体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纯粹理性的不安分守纪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就毫无意义。康德坚持认为，形而上学是人类精神内在的一种必然趋向，而它所导致的“先验幻想”也是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的产生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不应看作是出于偶然，而应该看作是为了重大目的而明智地组织出来的一个萌芽。因为形而上学有其不同于其他任何科学的基本特点，即它是自然界本身建立在我们心里的东西。”[14] 在康德哲学中，对形而上学合法性的说明有两部分，一是形而上学在一种最广阔的即指向绝对完满性的背景上为我们的全部经验和知识提供概念基础；二是形而上学使我们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过度成为可能，这就是纯粹理性的实践使用，其目标是达到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康德在第一批判中给出了第一个说明，并在先验辩证论的“纯粹理性之法规”一章给出了第二个说明的线索。 康德认为，形而上学之所以不能避免，是由于它是建筑在人类理性的本性上的东西。尽管形而上学的推论具有诡辩性，但“它们不纯是任意的虚构，而是从理性的本性出来，并且在那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合乎理性的”，换言之，“理念的本身是从理性的基本规律所绝对必然出来的”。[15]因为人类理性的基本规律就在于追求人类知识的最高统一性，亦即追求人类理解的绝对无条件的完满性。形而上学为我们知性的有条件的知识去寻找那知识由以构成的无条件的统一性，由此，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就在于：它是科学知识的概念基础。与此同时，康德认为，纯粹理性总是试图指向终极目的与意志自由等，这些东西虽对知识毫无益处，但在实践方面却极为重要，形而上学由此而从知识过渡到道德实践领域，以实现自然和自由的统一而达到最高的善而构成自己合法性的另一基础。 既然形而上学一方面具有辩证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合法性，那么它究竟如何可能呢？康德认为，必须通过对纯粹理性的批判而使形而上学上升为科学。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是与数学、自然科学并列的先天综合知识的第三种形式，使形而上学上升为象数学和牛顿物理学那样的科学，是康德第一批判全部工作的最后目标。“先验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可能的第一步，即讨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科学而必须具备的“自然条件”[16]， 这就是纯粹理性的自我批判，也就是在理性的合宜使用上订立理性的限度。康德断言，在这里，理性的正当使用将以一种几何学的准确性被确定下来。 康德认为，哲学的本份就是为人类的思想划定界限（即在思想中为世界划定界限）。但人类对这个界线以外的东西却一无所知。由于现象必有其原因或基础，我们必须设想一个纯粹的至上本体的存在作为现象世界背后的基础，但我们对这个本体本身却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概念，这就导致了“我们所能知”与“我们不可能知”这二者之间的冲突，而它正是哲学的根本困境，也是哲学合法性与它的辩证本性之冲突的全部根源。 对于这一困境，康德以为，尽管本体不可知，但本体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却是可知的和可规定的，因此，我们可以从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上入手来把握那隐密的本体。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判断限制在现象与本体间的那个界线上，把我们用以规定对象的恰当特性算作是两者关系的一个特性，与此同时，“我们给这个存在体，就其对世界而言，加上一个出于理性的因果性的属性”，这样，“理性既不局限于感性世界之内，也不迷惘于感性世界之外，而是适于当作一个界线上的认识”[17]。 显然，康德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真正基础并不是数理科学，而是对自在之物的一个合理规定，借助这个规定，可以赋予哲学理解以一种真正合理的理性形式。换言之，康德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在康德哲学中，“本体”作为至上存在体，是与理念等同的概念。先验理念既是标志人类认识最高目标的认识论概念，也是说明存在问题的本体论概念。康德认为，先验理念作为绝对无条件者，是构成形而上学基本目的的部分。按康德的说法，纯粹理性在它的理念里并未涉及存在于经验范围以外的特殊对象，而只是涉及了理性自身的要求，这一要求就是理智使用在经验的总和里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只是原则的完整性，而非对象的完整性，尽管在为了把这种原则的完整性，确定地表述出来时，理性将其设想成对一个客体的认识，但这个客体只是一个理念，仅用以使理智认识得以尽可能接近那个理念的完整性而已。 由此，康德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获得了本体的支撑。因为本体作为现象世界的先验根据，其存在是必须肯定的，尽管它只是理念中的对象而非实在的对象，但关于本体是否是具有最高实在性和必然性的实体的争论却是无意义的，因为必然性和实在性等范畴仅适用于现象界，而“纯粹先验的概念乃是我们所不能有什么概念的东西”[18]。 三、形而上学的建筑术和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 当康德把形而上学从它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并将它提升为本体意义上的科学后，在“方法论”中又专门讨论了形而上学体系的构成以及它的目的。 “建筑术，乃指构成体系的技术而言”。[19]康德认为，哲学是一切哲学知识的体系，作为人类理性的立法者的哲学有两大目标，即自然和自由，前者研究一切所有的事物，后者讨论应有之事物。而一切“哲学或为纯粹理性所发生的知识，或由理性自经验的原理所获得的知识，前者名为纯粹哲学，后者名为经验哲学。”[20] 康德认为，纯粹理性的哲学有作为预备的研讨理性的能力的理性批判和作为纯粹理性知识体系的形而上学两大部分，而形而上学又可区分为纯粹理性思辩使用的形而上学和实践使用的形而上学，即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 康德把哲学的对象界定为人类的理性，这种理性是纯粹而又现实的理性，是社会的人类的理性。而包括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两部分的哲学，则是人类理性全面教养的无上完满。 康德指出，以往人们把哲学只当作一种学院式概念，即只把哲学当成一门科学，目的不外是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因而只是要求逻辑上的圆满。康德称此种观点为学院派观点。他自己则主张世界的观点，依此，哲学的目的不在于它之为一门科学，哲学自身之为科学必须联系着人类理性的内在目的，并且哲学也必须把全部知识联属到人类理性的目的。 在传统意义上，哲学主要是有关理性的技术学问，需要的是技巧、灵活，哲学家不过是运用理性的技师，他们只是追求思辩知识，不问其对人类理性的内在目的有何贡献。而依据世界的观点，哲学必须有效用，哲学是智慧的科学，而哲学家也不是运用理性的技师，而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21]数学家、自然哲学家、逻辑学家这些知识领域的成功者，都不过是理性领域中的技术家而已，按照理性的理想，哲学家应是理性的导师，他利用上述各种知识作为手段，而推进人类理性才是其内在目的。康德说，我们所必须称他为哲学家的，“唯以天壤间实际并无斯人”[22]，但是实现理性内在目的的理想却存在于每一人类理性之中。 理性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的全部职责，关于这方面的哲学是道德哲学。理性在各方面的不同运用，道德哲学方面是最优越的。“以道德哲学高出于理性所有一切其他职务，故古人之所谓哲学家，常特指道德家而言；即在今日，吾人由某种比拟，称以理性自制之人为哲学家”[23]。由于这种崇高理想，哲学获得了神圣性。而哲学家作为理性的导师，引导人实现人类职责，他必定实践，他是智慧的导师。 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绝不是一般的科学，它是智慧之学。希腊人所谓哲学就包含两方面的教导：一是什么是“至善”，这是关于智慧的理想；二是如何达到“至善”，这是对达到智慧之路的理论探索。哲学既意味着指明人生目的，也是理性力求使对“至善”的探索成为科学；既要昭示人生的职责，也必须是智慧导师的指导规范，借以明确地提示出走向智慧之路，使人们不致转向歧途。所以，哲学应对道德、对理性行为的准则进行深邃的思考，参透其精髓。在康德眼里，苏格拉底的哲学是最接近这种哲学的，而苏格拉底也是最接近哲学家理想的人。他说：“苏格拉底开创了希腊哲学最重要的时期。因为他为哲学精神和一切从事思辩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个全然的实践的方向。他也几乎是在一切人中唯一最接近于有智之士的理念的”[24]。 四、人的形而上学 依据康德对哲学和哲学家的界定，哲学是人们奋斗的目标，而只有能做自己主人并以全人类共同的善为目标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典型。在把道德形而上学当作哲学的核心后，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便成为关于人的道德能力的科学的监护者，而作为科学的本体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便成为人的形而上学。康德的这一哲学观，无疑是在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后的又一次征对近代认识论传统的相类似的革命。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方法论部分，康德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三个问题，他说：“我的理性所有的一切关心事项（思辩的及实践的），皆总括在以下三个问题中：（1）、我所能知者为何？（2）、我所以为者为何？（3）、我所可期望者为何？”[25]那么，为什么康德要在书的结尾而不是在书的开头提出这些问题？要知道，其他一些基本问题如“先验综合判断为什么是可能的？”“纯粹形而上学为什么可能？”等等，就是在开头处提出来的。其实，正如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奥伊泽尔曼所说：“上述三个问题只有在讲完最后一部《关于起原的先验学说》时才能获得深刻意义，这部分即《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能直接回答形而上学何以是科学这个问题的部分”[26]。康德的全部学说——“自在之物”的不可知，绝对命令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既从肯定方面也从否定方面回答了这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在相当意义上又可归于康德在《逻辑学》所表术的一个问题，即人是什么？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及此后的著作中所分析的所有其他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的不同方面、认识论方面、伦理学方面、人类学方面等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把人分析为形而上学的生物。 作为旧形而上学最杰出的批评家，康德同时又认为自己的真正使命在于创立一部新的、超验的形而上学，即作为科学的本体意义上的人的形而上学。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以后（1781），他又出版了《未来一切形而上学导论》（1783）、《自然界形而上学原理》（1786）、《道德形而上学探本》（1979）以及作为其形而上学体系之继续和顶峰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如此，康德便完成了他在挣脱旧形而上学困境后的对新形而上学的重建工作。 康德的新形而上学以“先验主体”为其中心，以先验统觉学说为核心点，而以“自在这物”的本体设定为基础，其对象是区别于其他生物而创造自己世界的人。人的问题是康德创立的先验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在康德的形而上学中，人是最终的不死的本质。人可以借助道德法则超越自我，超越自己的极限。当然，作为其经验存在符合其先验自我的人，并不是超人，相反，他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真正的人，即不止是完全受外部决定的现象，而且也是具有本体自由的“自在之物”。只不过这种“自在之物”根本不同于不管人和人类如何都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因为人之所以具有超验现实，仅仅在于人是现象，他进入此岸世界，他是要死的。而其他诸如个人不死之类的观念，如同其他公设一样，是以假定的主体存在为前提的。 康德坚信，只有当形而上学成为科学时，它才能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而他自己已经树起了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旗帜。科学的形而上学作为关于理性和人的理性的学说，作为本体意义上的人的形而上学，可以提示人的使命和完成这些使命的方式。康德的这一思路既给近代德国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以极大启发，也给现代以生存实践学说为核心的各种人本主义形而上学以巨大的启示。 [1]参赖兴巴哈《科学哲学的起》第38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9页，三联书店，1947年。 [3]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0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4] 在康德著作中，“形而上学”与“哲学”这两个术语是同义的，参《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之建筑术”一章的界定 [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47、249、257页，三联书店，1947年。 [6]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61、162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47、250页，三联书店，1947年。 [8]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89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9]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19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10]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2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11]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10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12]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06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13]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23、124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14]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42、14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15]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244、267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16]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17]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50—15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 [1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67页，三联书店，1947年。 [1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67页，三联书店，1947年。 [2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65页，三联书店，1947年。 [2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69页，三联书店，1947年。 [2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70页，三联书店，1947年 [2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70页，三联书店，1947年 [24]康德：《逻辑学讲义》第29页。 [2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49页，三联书店，1947年。 [26]见《哲学译丛》1993年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