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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先生生平与生命 何仁富 唐君毅，“Tang JunYi（T'ANG CHUN—I）（1909，1，17—1978，2，2）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四川宜宾人。1932年於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担任中央大学助教、讲师、教授、哲学系主任；后期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对西方和东方哲学进行了综合和发展，除了以七卷《中国哲学原论》（1966—1975）对中国整个哲学传统予以系统的再解释之外，在两卷本《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宇宙万事万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过程，生命存在不仅是为存在而存在，乃是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灵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从现实的生活逐渐向上求更高的价值，最后止于天德与人德一致的最高价值世界。他的世界观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他的这部著作发表后，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比美，并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此外，还著有《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等，共约二十余卷。”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即原《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677页 一、家世生平 唐君毅先生，1909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农历戊申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柏溪镇周坝村老家；1978年2月2日（农历丙辰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香港九龙浸会医院。依旧历计算，享年70岁；若依新历计算，则享年69岁。 唐先生先世为广东五华客家人士。唐先生的七世祖大概在清朝初年因广东岁荒迁徙到四川宜宾，据说七世祖到四川后已成了孤儿，初为制糖店佣工，勤俭起家，开始作糖业生意，生意极好，糖由宜宾一直运出三峡，不料后来糖船翻江，便在金沙江畔，即今宜宾县普安乡周坝村的地方购地业农，建家定居，遂为四川宜宾人。先祖勤俭积蓄，到四世祖时，已有田五六百亩。父亲迪风公，初字铁风，后改为迪风，生于1886年。17岁正式入学，年18应童子试，是清代末科秀才。性情刚直不阿。在蜀中从事教育15年，先后任教于省立中学、省立师范，及华西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后更与彭云生、蒙文通等创办敬业书院，被推为院长。1931年，因染时疫病逝于乡，终年45岁。著作多种，皆毁于内乱，传世的只有《孟子大义》一书。 唐先生的母亲陈太夫人，名大任，字卓仙。1887年生于宜宾县窦坝村，先祖也是广东客家人。曾就读于其父陈勉之任教的成都淑行女校。从小即甚有主见，不随顺习俗。18岁与迪风公结婚，婚后除任教于师范数年外，皆尽瘁于养育儿女。1964年病逝苏州旅寓，享年77。著有《思复堂遗诗》，用笔真朴，感情纯挚。 唐迪风与陈大任，生有二子四女。长子君毅，二女至中，三女德叔，早逝，四女恂季，五子慈幼，六女宁孺。 唐君毅先生，自幼聪颖过人，未及两岁学识字，10岁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小，寄宿校中。12岁考入重庆联合中学，成绩优异。15岁开始写日记，立志向学，有希圣希贤之志。17岁毕业于重庆联中，然后赴北平升学，先入中俄大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平肄业一年半后，便到南京转读东南大学哲学系，副修文学系。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与北大、清华同为全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 1929年暑假后，唐先生回成都休学一年，当时蒙文通先生任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教务长，聘唐先生及他的好友游鸿儒在川大教课两小时，唐先生教授西洋哲学史，执教半年。 1931年5月，父亲及过继之大伯母相继去世，当时唐先生只有22岁半，便负起全家的一切责任。1932年，年23，唐先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 1937年，日军侵华，唐先生返回成都，在成都华西大学，及成都、成公、天府、蜀华等中学任教，每周上课32小时，课余与友人创办《重光月刊》，出钱出力，鼓吹抗战。在成都教中学时，唐先生与中央大学同学谢绍安成好友，常相往还，且与其弟斯骏稔熟，并得斯骏介绍其妹谢廷光女士认识，彼此开始通信，情投意合，于1943年在重庆与谢廷光结婚。 1940年，唐先生首与牟宗三先生交，是年10月，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宗白华先生邀他重返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讲师。翌年，创办《理想与文化》期刊。被升为副教授。1944年，35岁升任教授，并任系主任。1947年秋应无锡荣德生先生在太湖之滨新创办之江南大学教授之聘，中央大学不肯放人，几经周折，只允请假一年。同年秋，唐先生把母亲陈太夫人及夫人廷光等家眷均移居无锡，唐先生亦得以事奉母亲经年。 1949年1月，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先生约唐先生与钱宾四先生赴穗讲学，乃于4月与钱先生同赴粤。由于时局不安，唐先生与钱先生于6月17日夜乘船抵港，后与钱宾四、张丕介、崔书琴、谢幼伟、程兆熊、刘尚一诸先生创办亚洲文商夜学院，钱先生为院长。初时，夜学院只租赁九龙佐敦道伟晴街之华南中学内三间教室上课。翌年二月，得到王岳峰先生经济上的支持，亚洲文商夜学院改组为新亚书院，在九龙深水步桂林街61、63、65号租用了三、四楼，作为校舍。 五十年代中，新亚书院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中国雅礼协会”的捐助，在九龙土瓜湾农圃道建了永久校舍。新亚书院由此而初具规模，稳步发展。新亚书院成立后，唐君毅先生一直受聘为教授，并兼任哲教系系主任及新亚教务长等职。 1957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首次出国作考察访问，由2月10日起至8月29日止，遍游日本、美国及欧洲各地。在日本，唐先生访问了京都大学、亚细亚大学，明治时代的孔庙，奈良博物馆和一些神宫和寺庙，会见过西田派哲学的小松、京都大学的西谷启治和安岗正笃诸先生。在美国，访问了著名大学，包括普林斯顿、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加州、史丹福等二十所大学及学院。在欧洲，遍游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庞比、梵帝冈、雅典等地。 1958年，唐先生着笔并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之宣言，副标题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此文化宣言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宣言书，已成为新儒家的一篇重要文献。 1959年，6月20日至 8月7日，经东京到夏威夷参加“第三次东西哲学家会议”（1939、1949为第一、二次），宣读论文“中国哲学精神价值思想之开展”。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成为基本成员书院。唐君毅先生受聘为中大哲学系讲座教授兼哲学系系务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 1964年，6月27日至8月9日再度到夏威夷参加“第四次东西哲学家会议”，宣读论文“中国哲学方法中之个人与世界”。 1965年，6月26日至7月24日，经日本到汉城参加“亚洲近代化问题国际会议”，发表“儒学之重建与眼周国家之近代化”。 1966年，4月13日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做访问教授，6月12日，参加“明代思想会议”。 1969年，7月29日至8月12日，经日本到夏威夷参加“第五次东西哲学家会议”。 1970年，8月8日至9月10日，到意大利参加“十七世纪中国思想会议”，并游历欧洲。 1972年，6月10日至7月14日，到夏威夷参加“王阳明五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发表“当代学者对于王阳明之教所提出之疑难”。 1973年，8月28日至 9月1日到东京参加“中日民族文化会议”，发表“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之挑战及东方之回应”。 9月3日赴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文化研究会”，会期7天。曾与马塞尔会谈。 1974年，9月8日到台湾参加“中日文化交流会”。9月27日赴东京参加“世界文化交流会”，并宣读论文“中国思想中之自然观”。 1975年4月应聘台湾大学任哲学系客座教授，在台讲学八个月，于1976年1月自台返港，同年8月，知道患上肺癌，决定赴台动手术，手术后经休养回港，仍讲课不辍。12月24日，因感身体不适，再入医院检查，终证实癌细胞已扩散。 1978年2月2日凌晨，哮喘大作，急送浸会医院，抢救无效逝世。享年69岁。葬于台北观音山朝阳墓园。 2、生命垂范[1] 唐君毅先生一生的学问是发自生命心灵的不容已之情，他一生至情至性，始终不渝，他的生命直接显发他的学问与思想，在清末民初至新文化运动的近代人物里，能够做到像唐先生般内外合一，躬行实践，没有几个人。 关于唐先生的生命人格，我们可以从对事、对己、对人三方面来看。 对事：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负责、任劳、烦怨不避，“义所当为，毅然为之”，绝不犹豫，而且锲而不舍。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是涉及中国文化之发扬以及有关新亚教育理想等等，有时虽明知不可为，然总是奋全力以赴不畏缩，亦不妥协。唐君毅获悉身患恶疾之后，态度仍如平常一样，并无恐惧之感，日用行事之间，始终从容不迫、办公、上课亦如常进行。他任新亚研究所所长外，尚担任两门课，一是中国哲学问题研究，一是中国经子导读，每周上课三次，每次两小时，因此每周至少要到研究所三次至四次，有时夜间亦到所里（所内夜间有课）。研究所设在五楼，无电梯设备，唐君毅每次到所均由夫人谢廷光女士陪同沿梯而上，开始尚可一口气直上五楼，以后只能逐楼小息后再继续上，后来，因为气喘的关系，每次上五楼都是用迂回方式，即先上第一楼再沿走廊横走数十步，再上另一层楼，据说这样可以省却一点气力。唐先生每次上课，常常连续两小时不停，中途亦不休息，虽然下课钟响了，他仍然滔滔不绝讲个不停，落堂后，他的衬衫，汗衫完全为汗水湿透。凡有问难、质疑，不管是所内同学或所外人士，他都是循循善诱，反复解说，详加印证，务必使其领悟而后止。研究生的作业，论文，报告，唐师必亲加批改，一而再，再而三，有改至五六次者，不惮其烦，亦从来不表示厌倦，或有怨言。 对己：唐师一生耿介、谦洁、生活淡薄、简朴，除薪俸、稿酬、演讲之车马费及上课之钟点费外，终其一生绝未接受任何金钱方面之馈赠。 对人：唐师性情敦厚，温和，从不疾言厉色；人或有一言可取，一行可法，虽其人不足道，或皆不与者，唐师仍然到处为之揄扬、奖掖。唐师度量宽宏，亦非常人可及。“心胸宽大，气度恢宏，忠恕仁德”。 这里，我们着重看看唐君毅对人的这一方面所践行的基本德行：孝、亲、敬、义、爱、信。 （1）、孝父母 在母亲死前的数十年，唐先生所得薪资，除自养家眷之外，都尽量供养母亲及弟妹。母亲逝世后，仍汇钱与妹弟，二妹至中去信要求勿再汇款。唐先生的答复是：“我已无母可养，只希望我妹弟不要太辛苦。” 在陈太夫人逝世前四年，唐先生曾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九龙尖沙咀重庆大厦E2之单位，以备他日迎母亲侍养，盖以母亲久居重庆，E2与母亲呼自己为“毅儿”同音，想母亲一定喜欢，此可见唐先生的孝心。 唐先生为了文化理想，栖栖皇皇，四处奔走，对父母是很想念的。在父母逝世时，唐先生感到如天崩地裂，嚎哭倒下，那种发自自然的真情，要控制也控制不了。1931年，唐先生23岁，正在南京读书，因奔过继的大伯母丧，回到宜宾，才知道父亲已去世（大概母亲妹弟怕唐先生受不了，待他回乡后才告知，以免途中出事），唐先生嚎啕大哭，未及走到灵堂，已瘫痪不能走动，哀恸之情，无以复加。 母亲逝世时，唐先生56岁。1964年2月27日，唐先生出席友人晚宴，忽接家中电话谓苏州来电报，唐先生当时即有不祥之预感。及回到家中，见牟宗三先生已在场，二妹至中自苏州来电报谓：“母逝，命勿归。”唐先生频呼，“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见母亲！”牟先生亦无言相慰。唐先生不时搥胸顿足，嚎啕大哭。唐先生于沙田慈航净苑为母设灵位，居丧九日，与灵位相守。居丧后，又于家中设母像位，晨昏定省，上香致祭。（我在2000年到香港唐先生居所中母像仍在，只是又多了谢廷光女士设的唐先生像）。 父母之丧，使唐先生之对中国传统性情之教的深义有更多的感悟。并于慈航净苑中加设父亲及岳父母之灵位，以便于拜祭。 （2）、亲弟妹 唐先生平素对弟妹甚爱护，母亲逝世，更增骨肉之情，更多关念弟妹之子女，以弟妹之子女亦是源于母亲的骨血，故思在余生多有所裨益于弟妹及其子女，以安母亲在天之灵。 迪风公逝世后，唐先生便要以23岁之龄负起全家之责任，越二年，在南京大学初任助教，便把80元的月薪的3/4汇返母亲与妹弟。如前所述，在母亲死前，数十年来，所得薪资，除自养家眷之外，都尽量供养母亲及弟妹，就是在新亚桂林街时代，月薪微薄也不例外。 1940年10月到重庆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后，唐先生常常希望与母亲同住，又希望为二妹至中及六妹宁孺提供较好的读书环境，因而舍去坚固漂亮，且地势高敞而有地板的单人宿舍，却登记中大柏树村宿舍（大概是家庭宿舍）。柏树村宿舍地势低而潮湿，是没有铺地板的简陋平房，唐先生则为母亲及至中二妹的房子聘请木工铺地板，又屡次亲自去磁器店添制各种用品，自己的房子却仍然十分潮湿。 唐君毅先生在父亲过世后，除尽父职负起母亲及弟妹之经济，亦时常紧张弟妹的教育，有空时则对弟妹多加指导。大概是由于对弟妹之深心爱护，以致过份担心，遇上弟妹要走较崎岖遥远的路途，便生怕弟妹发生意外，连梦中也生惊恐。 （3）、敬长贤 对于父执及年长辈的，唐先生都礼敬有加。 1949年移居香港后，凡遇节日，唐先生即祭祀祖先；过年时，除同事往还外，对于长辈如钱穆先生、李璜先生、吴俊升先生等，无论如何忙，也一定往拜年。在酬酢场合中，有年长或父执在，总谦辞上座。李璜先生即记述，“在应酬场中，君毅与我同席时不少。每有我在，君毅辄辞上座，称，幼椿先生系其父执，不能踰越。” 1976年，新亚书院以图书馆命名为钱穆图书馆，唐先生事后获悉，认为不用钱先生之号而用其名，有欠恭敬，乃将此意通知当时新亚书院校长全汉升。 方东美先生是唐先生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唐先生每次到台，都加以探访。到了唐先生学术有成，誉满学林时，书信往来间，乃称方东美先生为师，以“生”自称。1977年唐先生第二次赴台治疗癌病，入医院检查，知道方东美先生亦因癌疾入住同一医院，唐先生随即往问候，并送上白药与抗癌灵。不幸方先生先病逝，唐先生作挽吊唁曰：“从夫子问学五十年，每忆论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与维摩同病逾半载，永怀流光慧日，为何弃我先沉。” 唐先生虽与方先生学术方向不一样，观点也有异，然此挽辞可见唐先生对方先生推崇备至，而自居谦下。及后唐先生又写一文有关方先生之著述，以对一些不合事实之纪念文字，加以澄清。 唐先生对于前辈梁漱溟、欧阳竟无、熊十力诸先生，都是十分敬重的。对梁、欧阳二先生之人格及真诚，几十年来感念不已。 唐先生十七岁在北京大学念书时，梁漱溟先生也在北大教书，以办文化事业需经费，作公开演讲五次，每次收费一元，没有钱的学生可以写信给他要票子，唐先生去了两次，因受激进学生的压力，第三次便不去听了，梁先生以为唐先生没有钱，便着人带五元大洋给他。唐先生自感是因受了激进的年轻朋友之威胁不敢去，觉得有对不起梁先生的地方，甚感念前辈对后辈关怀爱护之情。在逝世前一天还向夫人提起此事。 欧阳竟无与熊十力二先生都曾向唐先生说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入室弟子，都为唐先生所拒。唐先生仍在国内时，在父亲去世后，有空便常向这些前辈先生探望及问学，也不时到彭云生、蒙文通、杨叔明等父执辈家里问候和请教。 唐先生不止对前辈敬重，对前辈之德之诚感念不已，对远方他国的圣哲贤智如甘地，如爱恩斯坦之逝世，亦悲痛万分。周辅成先生记述：“一次与唐先生在往支那内学院之路上，由想起欧阳竟无先生的逝世，便告诉唐先生报载印度的甘地去世了。唐先生听后，忽然脚步停下来，大叫一声“呀！”脸上变色，用脚向地重重地击了几下，立刻双眼泪如雨下，口里不断叹“他死了！他死了吗？……” （4）、义朋友 唐先生待友真挚尽义，得到朋友信任。 唐先生少年的一个朋友游鸿如一生传奇，思想由左倾以至于求证道求佛法，年28岁便病逝，逝世前托其夫人致信唐先生，说唐先生最了解他，请唐先生在其死后为他念《金刚经》半月。唐先生接信后，除悲伤外，为亡友念《金刚经》半月。 周辅成先生与唐先生虽不是同学，但大家因共同的兴趣（都是念哲学的）和理想，在大学时代已通信认识。抗日战争时期，唐周二先生均在成都，二人生活贫困。一天，周辅成先生忽然接获一出版社以高稿费邀约写一本“哲学大纲”的书，周先生当然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原是约唐先生写的，但唐先生却把贫困中赚钱的机会让给了周辅成先生。 唐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时，欲荐好友许思园与牟宗三二先生任教哲学系，因阻力大，恐不易通过，遂至数夜失眠。及后许、牟二先生与方东美先生相互不慊，唐先生欲化解双方之不满，都向一方称道另一方之长，然而最终不成功，牟、许二先生被中大辞退，唐先生亦请辞，与牟、许二先生应无锡太湖滨新创办之江南大学教授之聘。唐先生此举，是既要对好友支持，也是要对当时的哲学系负责，因牟、许二位是唐先生所推荐的。 唐先生重义轻财，初出道在中央大学任哲学系助教时，月薪80元，如前所述，3/4已汇作母亲及弟妹家用，余下1/4，除自己生活所资外，还招待堂叔子和表弟在自己处居住食用半年以上，宁可把自己仅有之皮袍典当作补贴。 唐先生平日所余下的薪金，到农历年底必以分赠有困难的亲友及其后辈，唐先生从不告人。据李璜先生所述，某年近农历年除夕，一老友之子有远行而乏路费，当时李璜先生任教珠海书院，钟点费的入息微薄，于是挈友之子往找唐先生，唐先生惜他来迟，因所余的钱已分配亲友，并请夫人取出万余港币之分配名单，尚仅余500元赠友人之子，并留午饭，且对其远行奖励一番，嘱其问候乃父，唐先生仁者之心怀，使李璜先生深心佩服。 在港时，唐先生家中雇有佣人金妈，金妈为唐先生工作，一做便二十多年，像家人一样。金妈信佛，想拜一位观音菩萨。一次在佛教文化艺术协会，唐先生便为金妈向晓云法师要一尊观音像，离去时，晓云法师大概忘了将观音像给唐先生带回。到下次晓云法师与唐先生见面，唐先生便很珍重的再提起为金妈要观音像之事。可见唐先生并不因为是佣人的事而轻慢。 （5）、爱晚辈 对于学生，唐先生是爱护备至，多方扶掖鼓励的。 新亚书院早年的学生，多是1949年后自大陆到港的青年，大部份都是孤身在外，唐先生在节日，尤其是每年农历除夕，便邀请他们到家中吃团年饭，使他们在节日也多少有家的温暖。新亚书院的学生增多后，便只好轮番每年邀请不同系的学生。 唐先生对出外留学的学生，每年都会寄予贺年卡，并加以策励。在唐先生逝世前，接近农历新年，唐先生寄出的策励是：“努力崇明德，时时爱景光”。唐先生对他人的来信，总有信必覆；对学生，对仰慕他的青年读者的来信，也不例外，且必加以鼓励。能够帮助学生的，唐先生都会尽力协助帮助。例如新亚学生雷金好和邹慧玲，因所住新亚临时女生宿舍喧闹嘈吵，便兴起到郊外隐静的慈航净苑暂住读书的念头，请唐先生帮忙，结果唐先生不单止帮了忙，而且还一家人连同程兆熊、李国钧二位先生一起送他们到慈航净苑，并逗留至黄昏才离去，两位同学整个暑期亦得以在宁静的环境中看书、诵诗渡过。 在文革时曾当红卫兵的翟志成，73年领了新亚研究所的奖学金在所中攻读，到了74年，由于香港的物价飞涨，仅够吃饭的奖学金已变得不足够了。当时徐复观先生提出唐先生亲自决定批准免去了他74/75年度的全年学费，而那时候，正是因中文大学改制，新亚研究所退出中文大学，研究所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学生毕业后，只要能力许可，唐先生都尽力支持协助学生取得适当的工作岗位，使学生在生活上得以安顿，能专心做学问和教学。比如学生李武功，毕业后闲赋在家，那时中文大学初成立，唐先生是首任哲学讲座教授，大学要派一位文员保管文书和打字，唐先生却不要文员，要求校方准聘李同学替此职位，并为他抄写文稿。 （6）、信天下 唐先生在自己的生命人格中躬行践履各种美德，正是这种躬行践履，也使他受到了更多长者的尊重、朋友的信任，学生的敬仰。 母亲陈太夫人逝世时，于慈航净苑设灵堂致祭，当时新亚书院赵冰，钱宾四，沈燕谋，赵鹤琴诸老先生，皆年在七十左右，唐先生谊属后辈，各老先生致挽联花圈，惟以同事之雅，竟以伯母称陈太夫人，视唐先生如兄弟同辈，此称呼之微，足以显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亦足见唐先生之德高，受各人尊重而显扬父母。 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Mr.T.De Bary)教授把一次由美国学术团体联合委员会所资助的国际宋明儒学会议的论文集献给唐先生，当时参加是次会议的还有日本崎闇斋学派的传人冈田武彦，日本汉学界元老吉川幸次郎，唐先生还是大家心目中众望所归的长者。1973年，唐先生曾到瑞士苏黎世与欧洲当代存在主义大师、年届80的马塞尔对谈，当时差不多可说是日本学界祭酒、代表京都哲学的西谷启治也参加了交谈，唐先生是被推崇为中土硕儒。西谷启治曾亲自向杜维明教授推崇唐先生的学养和洞识是当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唐君毅先生至情至性，对朋友重义，也因此甚得友朋之信任，不少视唐先生为知己。在少年时代，重庆的几个少年朋友，人生的遭遇发展与思想变化，各人不同，也有政治观点的相异，却保持了珍贵之友情，都十分信任唐先生，有烦恼困难都与唐先生诉说。如陈先元青年早逝，病危不久人世前给唐先生二信，说在人世间觉得一切都可以舍，但对于唐先生的友情，却连说“难舍难舍”。如曾参加共产党青年团的游鸿如，既把本欲寄给某小姐的二千字情信也寄了给唐先生看；复于武汉事件时，由武汉逃至南京，住在唐先生处，他也在年青得病早逝，在逝前去信唐先生，请唐先生于他死后念《金刚经》半月。如前所述，唐先生也照友人所嘱，为念《金刚经》半月。 1940年，唐先生得友人李长之先生的引介，初访牟宗三先生，二人神交已久，自此便常相往还，论学不辍，彼此成莫逆之交。牟先生曾说过：“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李长之先生后与柯柏熏女士结婚，新婚后由于夫妻性情不同，时有矛盾，也分别向唐先生倾诉，唐先生屡次为调停劝解，不时直指双方错误，致二人终于和好如初。可见二人对唐先生的信任。 读哲学的人，头脑时常在观念中打转，也最易生观念执障，唐先生似完全没有这些执障，与人交往，总是生命与生命的照面。因此尊敬唐先生，与唐先生亲切往还的不止是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欧美人；不止是儒学者，也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唐先生逝世，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举行大殓，吊祭者有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社团数十。后归葬台湾，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追悼会，出席悼念的有五百多位学术文化界人士，当时台湾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先生亲临吊唁，并赠“痛怀硕学”之挽额。钱宾四先生与唐师母及唐先生女儿安仁小姐相见时，也不禁洒泪。2003年3月，我到北京拜访了93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先生，先生告诉我，就唐先生的学问而言，不能说他就是最好的，没有人超过他，但就他的生命人格而言，在相当历史时期，都不会有人超过他！ [1] 本部分内容参考和使用了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刘国强教授论文中的材料，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