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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神的客观价值及其缺失 何仁富 一、中国文化精神之不容否定 唐先生认为，面对世界文化的冲击和交融，我们必须首先自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上立根，以接受西方文化，即必须先肯定中国文化的一切基本价值。 在一篇讨论“中国今日之乱之文化背景”的文章中，唐先生特别强调，我们之所以不能因为近代中国之乱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丧失信心，既是“势上不能”（五千年的文化中国是不能由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之乱而加以否定的），也是“理上不能”（否定中国文化精神的“新观念”本身也必须是在中国文化精神中有其根，而从中国文化精神自身之要求涌出），更是“义上不当”（中国近代的悲剧乃中国文化精神之好与西方文化精神之好的矛盾冲突没有协调配合好，此文化意识上的矛盾都可以由中国文化精神的自觉的充量的发展而加以化除，并由此而同时通接于世界文化精神中有价值的方面如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等）。[1] 在该篇论文的下篇“中国文化精神与其潜在力量”中，唐先生开篇就明确指出：“中国文化精神之不容否定”，而且强调，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及文化混乱所表现出的一切文化意识上的矛盾，都可以由中国文化精神自身的充量而自觉的发展加以化除，并且可以由此而同时通接于世界文化精神的一切有价值的方面，比如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等等。“这话不只是证明中国之应当接受世界文化，而完成中西文化之交流；同时是说中国文化精神之自觉的发展其自己以完成其自己，是成就中国，亦即帮助了世界。”[2] 唐先生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精神是从劳动而对创造生产工具之古人、以及自然与神均有恩情的意识中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精神在本原上是实践的，思想是从对人最现实的实际生活的反省而得来。中国最早的学术，不是如希腊人由殖民地的商人社会中思想家仰观俯察而来，诗歌也不是从游牧群或商队中集体歌咏故事的史诗而始。中国的学术，往往始于记载政治社会中的统治者、管理者的实际事业的历史，以及统治者、管理者对于其事业的反省而产生的关于人生道德的智慧；而诗歌最早即是劳动者的诗歌。当然，中国古代学术由对实际的社会政治事业的反省而产生以及诗歌源于劳动生活的现实，并不意味着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经济的工具，诗歌应该作为促进鼓励集体劳动的文化工具。唐先生说： 中国文化精神，则是从劳动中开辟出人之世界，从人在自然中由劳动得生存，而走出自然世界，到政治中之人群世界，学术文化生活中之精神世界、人格世界。我们必须了解中国人之看劳动，绝不只视之为一生产力、为生产之一手段，劳动中要展示出人生。 [3] 中国文化的政治理想，始终是以使社会不觉有政治力量之存在为最高理想。刑，在于最终无刑；治，在于不治。道家如此，儒家亦然，政治上法家强同不如墨家尚同，墨家尚同不如儒家礼运之大同。与此同时，农业社会的中国人的生活，则极其从容、安泰、宽广、平适。 中国文化精神从农业劳动中走出，但劳动不只是劳动，农业也不只是农业，而且是人生，是有作有息而从容安泰的人生，是蕴蓄生命力量的人生，是需要与其人生情调配合和谐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人生，是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神相容的人生。但是唐先生强调，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只是真正的劳动的文化或农业的文化，事实上，由中国原始宗教精神及其所转出的人生智慧，对于性与天道的自觉，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种子”。 唐先生指出，“中国思想中之尊重人，是因直接了解了天道即是人性，人至诚而如神，人可以如天人，乃把宗教中之超越精神，与其所向往神之境界内在化，为人依其仁心以裁成万物、发育万物、曲成人文之精神境界。”[4]这样一种文化精神，不是彻底否定宗教，而是使整个人生与文化都为如在神前的真诚恻怛之心情所贯注，是将敬神之礼移来以敬人及其文化，以对神的亲情对待天地万物，可以说，是一种充量实现的宗教精神。只不过，人在此不是在下祈祷上帝，而是人以天心为心，而使其慧无所不运，情无所不通，志行无所不到，由此，自然与社会也都在个人仁心的涵盖之下。这一文化精神是远超出西方所谓自然主义人生观的范畴的，因而有其不容否定之根本价值。 基于中国文化精神中独特的宗教精神品质，唐先生强调，中国思想中还有一大智慧，是实可与基督教的天心论相接通的。“即凡自然之不完满处，残杀不仁处，皆使我心见之而不忍处，亦即唯在我之不忍之仁心流露时，乃见世界之有不仁。因而说天地不仁，亦正对照人心之仁而显，而人又为天地所生，则透过此人心之仁以观天地，则天地之心亦不得称为不仁。而再透过人之参赞天地化育之事以观天地之心，则天地之心亦可说是以仁为本。由此而可通接于基督教之天心论。”[5] 不管是基于劳动而诞生的人生精神，还是基于承继宗教精神的人生智慧，都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其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价值都是不容否认的。 二、中国文化精神的客观价值 对于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唐先生有很多文章讨论。 在早年的一篇文章中，唐先生讨论到中国文化的潜在精神力量时，曾经提出八点中国文化精神的“种子”：第一，即绝对不容许视人为手段工具；第二，人有心、有善性、有仁心；第三，人与人间必须互相尊重，而不能一切求其强同；第四，个人能通于家国天下及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第五，仁心流行于天下世界，必开出世界主义；第六，肯定客观实在和心灵涵盖万物，可开出科学精神；第七，中国政治文化精神讲选贤用能，可以适当接通现代民主政治；第八，中国文化之礼乐精神可充实现代生活的情调。[6]唐先生所列这八粒中国文化精神之“种子”，前四种，可谓“原生性的”，也是决定中国文化精神特质和走向的中国文化“基因”，可以简单第概括为：人是目的、人性向善、和而不同、心通万物。至于后四点，则可说是“派生性的”，是需要在现代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中进一步激发的，可以简单概括为世界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生活精神。 而成于1951年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则是讨论中国文化的客观精神价值最为重要和系统的著作。唐先生本人也十分看重本书，在他去世的前半个月为该书写的“第十版自序”中，将他到香港后发表的著述分为四类，并强调指出：而此诸书，则可谓为对本书所只概括涉及之中国哲学之基本观念，而据之以论中国文化者，作一分析的思辩，与历史的发展的论述。故二十五年来吾所出版其他之著，无不与本书密切相关。本书之论述哲学与中国文化诸问题，自不如吾其他之著之较为详尽。然自本书所涵蕴之义理，并连及之问题之丰富，而富启发性言，则此吾之他书皆不如此书。[7] 在这本关于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的专著中，唐先生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阐释，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过去作了详尽梳理，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发展也做出了合乎情理的精彩设计。 对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客观精神价值，唐先生特别强调，首先，在所有世界文化系统中，只有中国文化有四五千年的一以贯之的历史，尽管历史长久并不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客观证明，但是，如果就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言，那么，一种文化系统能够使其自身长久存在，必然有其所以能使其自身存在之理由，这足证明其有不容磨灭的精神价值。其次，如果从内部看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中国文化精神至少在一点上是有其至高无上的价值的，这就是依于人者仁也的认识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从而将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全部融摄于哲学智慧、道德实践之中。再次，中国文化精神本质上是天人合一的。孔孟精神本质上就是继天而体仁，并实现此天人合一于人伦、人文之中的精神。由孔孟精神为枢纽所形成的中国文化精神，本质上就是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于人性、人伦、人文的精神。第四，中国文化本原上最为清净，根本上为一直上直下，而不使一切天、人、物与人生文化活动或者地上万物受委屈，因而既极高明而又极敦厚笃实，既致广大而又极宽平舒展。[8]其中，唐先生又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中“高明、敦厚、广大、宽平”的精神。他写到： 中国文化之高明、敦厚、广大、宽平之精神之表现于中国之文化历史者，吾人尤必须先肯定其价值。在评判中西文化之长短时，吾人之标准，亦不能离中国思想之根本信念。此根本信念，即人确有异于禽兽之心性，人之一切文化道德之活动，皆所以尽心尽性，而完成人之人格。此即谓一切文化，皆由于人之人格精神而有，最后亦为人之人格精神之成就而有。一切文化道德之价值，最后必然为内在于人之精神之体验者。吾人之肯定一种文化活动之价值，最重要者，唯在其对人精神直接显示之本身价值，而不在其工具价值、功利价值。 [9] 在写于晚年的一篇讨论东西方文化相互感应的论文中，唐先生结合东方文化的其他样态，对中国文化的客观精神价值作了更加旗帜鲜明的肯定。唐先生认为，近三百年来西方文化以霸道的方式向东方膨胀势力，而东方人则对西方文化大体能倾心摄受。这种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倾心摄受，并非西方文化优胜于东方文化的证明，也不是东方人甘愿被西方奴役，而恰恰是东方文化的精神在本质上优胜于西方的证明。这种优越性在于：“西方文化之根本精神为由内以向外膨胀，而非由外以向内摄受的，东方文化之根本精神则正为由外以向内摄受的。”[10]“此优胜之标准，亦可说在：可安身立命，可受用之文化，高于只可应用为工具之文化，成就人之“存在”（Being）之文化，高于成就人之Having之文化。”[11] 唐先生认为，由西方的由内向外膨胀的文化，必然产生西方式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宗教文化的侵略主义、国际关系的势力均衡主义、弱肉强食主义、矛盾斗争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等。由东方由外向内摄受的文化，则能有个人的内心和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礼乐，以至使国际间也有道义关系的存在，而使天下太平成为真实可能。所以，唐先生认为，在相当意义上，人类文化的未来前途，就“系于以东方摄受西方，而使西方存在于东方人之生命精神的空间之中。”[12]当然，在取决于东方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摄受能力的自觉。唐先生指出，东方人如不能“自觉其生命精神之摄受量之大与由之而创造之文化之价值”，而只本之以倾心摄受，其今所遇之西方文化，则亦可泯失沉陷其自己于所摄受者之中。反之，而能有此一自觉，则可本生命精神之摄受量，以摄西方文化之一切有价值之部份，而仍不失其自己，亦不失其“对其源而创造之宗教艺术道德伦理与日常生活之价值之肯认”。[13] 总之，在唐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精神于中国人以及世界文化，都有无限的客观价值。“中国文化精神有无比的大力，它是直接贯注于中国之全部人之生命与心灵之深处。但是必须了解，这个精神只是一客观的存在于整个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中，并通过全中国之人心而存在于今日者。它绝对不属于任何一私人，或一政党。它只是一浩浩的长流在寻求它自己之道路，完成其自身的发展，而无声无息向着它之自然且合乎当然的方向流。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它即是中华民族的上帝。”[14] 三、中国文化精神缺少撑开自己的十字架 当我们立足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时，我们就先站稳脚跟了，我们也就不必讳言中国文化的短处和缺陷，甚至，我们还应该强调我们的短处，以便在未来文化建设好中改正。 唐先生说，他在写作《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时，心中经常有一直觉的意向随时照临，这一文化意向正好将中国文化精神的长处和短处全部昭然： 中国文化之高明面，吾尝觉其如天之覆，而其敦厚笃实面，觉其如地之厚，而其广大一面，则觉其如地面之宽。整个中国文化精神，遂宛然覆天盖地，人之精神可直上直下于其间，又可并行不悖，如川之流。然当吾将此中国文化之直觉意像，与吾之理想的人类社会文化之一直觉的意像相较时，则觉中国文化覆天盖地之景像下，如少一由地达天之金字塔。诸个人精神并行如川流，若不见横贯诸川流之铁路，以经纬人与人之精神，成无数之十字架。更不见个人之能负此十字架，以攀彼金字塔而上升，使每个人之精神，皆通过此十字架之四端，以四面放射其光辉，与他人之光辉，连成无数并行交光之组织，而聚于金字塔之顶。因此天地间，若缺此金字塔与十字架。故中国文化精神，虽如天之高明，如地之笃厚，如地面之广大悠远，然数千年文化之发展，远望而天如日与地连，如向一平面沉坠；人之精神，如百川并流，泉源混混，而无火车驰走于诸川之上，乃日见天地之岑寂；人无十字架可负，使精神四达并流，精神诚不免收敛而入睡，则人之顶天立地，渐如一伞之矗立，而未撑开。此文化之缺点，在古有封建门第制度之时，及汉唐文化之盛世，尚不著，愈至近世而愈显。吾于是知中国文化当有一发展，以撑开此伞，此当赖于接受西方文化之长也。[15] “覆天盖地”、“川流并行”、“金字塔”、“十字架”、“未撑开的伞”。唐先生用这些可以“直观”的意向恰当地表明着中国文化精神之长与短。按照唐先生的理解，中国文化之“覆天盖地”、“川流并行”，表明中国文化精神在度量上、德量上已经达天地之量，完全足够；而中国文化中“金字塔”、“十字架”的缺乏，这表明中国文化精神在文理上有所不足，必须在内容上给予充实。如果用“五常”来说明，这中国文化精神中，“高明之智，与博大之仁及笃实之信，皆足，而礼义不足。”度量上、德量上的充足，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圆而神”的特点，而“金字塔”、“十字架”的缺乏则表明这“圆而神”中缺乏“方以智”去撑开。其结果便是：如圆中无方形加以支撑，则圆必有缩小而趋于一点之势；神而无智以支撑之，则神之卷而无迹，其有与无便无法确定；最后，人之顶天立地的精神就会渐渐衰退，中国文化便成为一把本可遮风挡雨而现在却不得不被风雨所洗礼的“未撑开的伞”。 由于“顶天立地”之骨架未能撑开，使得中国文化的“圆而神”往往呈现为一种“文胜质”的文敝。即“人”自身之德，不足以持其所成之“文”。西周之文敝，始于礼乐仪文只存形式，诸侯大夫之“僭窃礼乐之仪文”；魏晋南北朝之文敝，为“尚浮华绮丽之辞藻”。禅宗与理学末流之文敝，为“袖手谈心性”；清学之文敝为“沉溺于名物训诂之末”。礼乐之仪文，文学之辞藻，及谈说与文字名物，都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外在表现；凡对这些人类文化生活外在变现形式过度看重，无不可导致文敝。故救文敝（形式主义）之道，莫如尚“质”；尚质即重“人”过于其所表现于外之“文”。所以，唐先生强调，未来中国人文思想，必须重“人”过于重“文”。[16]这种重“人”过于重“文”的“改过”之举，唐先生也把它称之为“纳方于圆，以撑开此圆。或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17] 四、中国文化精神既要“实现”也要“表现” 中国文化何以要又何以能“纳方入圆”或者“由圆化方”呢？ 唐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圆而神”的精神根本上是一种“自觉地求实现”而不能“自觉地求表现”的精神，其本质上将人的精神理想当作人的内在特质，并自觉地以精神主宰自然生命力，将精神理想实现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成文化，并转而直接以文化滋养我们的精神生命和自然生命。相反，西方文化“方以智”的精神则根本上是一种“能自觉地求表现”而不能“自觉地球实现”的精神，其根本是精神首先冒出一超越的、外在的理想以作为精神的表现，然后诞生出追求理想、期望实现理想的精神活动，以将自己的自然生命力全部用于这理想的现实化，成就精神的光荣以展开为客观的文化世界，但并不直接以文化滋养人的精神生命和自然生命。求实现者，因为人与文化的相互哺育而能成就悠久，但由于缺乏执着而欠缺充实精彩；求表现者，因为将人的生命力全部用于某一客观理想的实现而能成就精彩，但由于缺乏文化对人的反哺而不能悠久。所以，唐先生认为，西方文化欲求悠久，必学中国文化“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而中国文化欲求充实，则必须由其原来重“自觉地重实现”精神中，开出一“自觉地求重表现”之精神。 就中国文化“圆而神”、“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来说，由于先有一包含充分的文化理想全体的心性在上，并且视人文世界一切都只是这一心性的实现或流露，又同时为这一心性所包覆涵盖，所以不会偏执于任何具体单一的文化理想。凡是出现偏执某一理想以至妨碍心性中其他真情或理想的情况，心便有所不安不忍，这时就会折回而变通其理想。这种理想形态的不断转换，使中国人的生命精神自身得以悠久而无疆。这是中国文化精神好的一方面。 但是，我们还必须同时了解，中国社会中多伪君子和小人以及苟生苟存之庸众，实际上就多与此“圆而神”的精神有关。 中国人精神之不偏执理想，亦可常由吾人自然生命之堕性，与自然生存欲望之牵挂，而不能真尽忠于当下本当为之一理想。则此时所谓不偏执理想，而善于变通之神，即成为通脱圆滑。而人之精神，此时便非绕心性之枢极而开辟，以进于高明，乃是缘一心之灵活之虚用，而螺旋下降，以沉陷于自然生命之堕性。于是一切所谓高明之智慧，博雅之学识，仪态万方之礼节，皆成为虚伪，成助人堕落之装饰。人之精神到此，亦即极善于作伪。此即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大病痛。[18] 尽管中国儒家处处要提起人的精神以上达，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教人在心髓入微处去伪存诚、去巧存拙的工夫，但是宋明理学家的工夫只能各人自己用，他人如不用，则无可奈何。而所谓“礼乐教化”，又可成为虚伪的文饰。同时，这种精神上的堕落，又可以不表现于社会法纪的违反方面，使得刑政也无法而施。所以，中国文化对人之人格的成就上，往往使圣贤自圣贤，而小人自小人。圣贤与小人庸众，永远是不相接的两橛。小人成为圣贤所恶的对象，而庸众则为圣君贤相所安抚涵育怀柔之人民。圣贤不出，则小人便用圣贤之礼乐文化以自饰，而恣其依自然生命生起的货财权力之欲，而庸众则往往顺其自然生命欲望，以相呼啸，如此则天下即大乱。然后再由英雄的权力欲和才能与群众的自然生命力相较量，而渐归于统一。唐先生认为，这就是中国一治一乱之常轨的根由。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精神在中间一段，似乎少了一截。“此所少之一截，即可谓由于中国圣贤之道，只有一自上而下之自觉地重实现的精神，而缺乏一如何使凡人之精神，以次第上升之客观路道。”[19]换言之，中国文化精神中少了由地而天的“金字塔”、“十字架”，少了凡人通达圣贤的客观通道。 要弥补中国文化精神所缺少的这“中间一截”，唐先生认为，必须充实以“方以智”而将中国文化精神的“圆”撑开、将“神”拓展，也即在“未成开的伞”中安装上让巨伞撑开的“十字架”。唐先生名之曰“开出自觉地求表现的精神”或者“立皇极”。也即是将内心理想分别客观化和超越化，以化成一个个超越而客观的现实理想，并自觉地使这些理想表现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各领域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工业机械文明、国家法律、民主自由、宗教精神等这些西方文化精神所开出的“现代世界”的内容。唐先生说： 吾所谓纳方于圆之人格精神、文化精神，必须为依一十字架以开出之方。所谓依十字架以开出之方，即人之精神，依分殊理想，向上向外四面照射，而客观化以成就之科学知识、工业机械文明、生产技术，及各种客观社会文化领域分途发展，与社团组织、国家法律，以真实建立一多方面表现客观精神之人文世界。至于民主自由之精神，则所以为此中“个人之精神，与客观精神之交通孔道”之一客观精神。而其他纯粹文化，如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则为此客观精神之文理结构之顶，又为人之主观精神之自由表现之所，以通接于宇宙之绝对精神者。而此一切，又皆当仍覆载于中国传统人格精神之高明敦厚之德量度量中，而为此人格精神之表现，亦为此人格精神之内容，用以充实陶养此人格精神生命者。此即吾所想望之中国文化之前途。[20] 唐先生甚至将这种为中国文化精神加上“中间一截”的意义等同于孔孟和宋明儒之功。中国文化中有“太极”、“皇极”、“人极”三极之说，借用黑格尔的术语，“太极”为绝对精神，“人极”为人格的主观精神，“皇极”为客观精神。在唐先生看来，孔孟之功在于见天命于人性，继天体仁而立天道于人道，可谓“立太极于人极”；而宋明儒学的复兴，在由人性人道以立天道，可谓“由人极以立太极”。但是，中国文化中尚有“皇极”观念而未得以充实，因为中国过去所谓“立皇极”表面上多只限于政治。唐先生强调，为了让中国文化精神之“圆”化出“方”来，必须将“立皇极”的含义扩而大之，以多方面表现客观精神的人文世界的真实建立或者社会人文世界的充量发展为“立皇极”。如此，“皇极、人极、太极三者皆立，然后中国文化精神之发展，乃百备至盛而无憾。此则中国民族将凭其以往之盛德，所当从事之大业，而将可与世界文化前途，相配合者。”[21] [1] 参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上），第216-2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63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3]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6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4]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64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5]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64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6]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646-6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7]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十版自序”，第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8] 参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46－3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9]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5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0]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82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1]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82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2]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8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3]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83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4]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6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5]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58－3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6]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质发展》第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7]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8]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9]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0]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1]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