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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性情与性情人生 何仁富 唐君毅是20世纪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中最注重性情也最有性情的一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唐君毅构建的心灵九境的形而上学体系称为“性情形而上学”，将唐君毅的人生观概括为“性情人生观”。 在《致廷光书》一书中，保存的1940年4月至11月的情书，尚有十四封。在这些书信中，唐先生不但吐露其蕴藏心底之情怀，且由此可显现唐先生对爱情生活之真挚以及他生命的真性情。由于唐先生有极强烈的道德意识，常常要对自己的行为作道德的反省，因而也常觉得自己有许多过错与罪恶。但是，唐先生自谓有一点长处，即愿意认错，愿意努力改悔，愿意承受由过错而来的苦痛，并以这些苦痛为灵魂的粮食。与此同时，唐先生又并不被罪孽感压倒，因为他认为：人总是有过恶的，人之可贵在向善，无过恶也无善。一切生物中，只有人真知向善，但是也只有人才有过恶，过恶与善同时存在，善之所以成其为善，即在能反乎过恶。 其中写于1940年5月5日的一封信，是唐先生写给廷光女士的一封比较全面表达自己的生命观、人生观、爱情观、婚姻观、罪恶观等的重要而独特的情书。在信的一开始，唐先生就点明了这封独特的情书的主题是“一些关于人生的道理”： “廷光妹： 读你四月廿号的来信，我很感谢你字里行间一种纯友情的表现。我想一年以来我们的事多少总扰乱你的心，妨碍到你的功课吧。这是我使你受的损失。一个人在读书期间为这种事而烦扰实在是一种不幸。在我的一方面我虽然也感受一些烦恼，但是都是我自作自受。而且从此事而反省到许多人生问题，我有许多精神上的收获，我觉得并不算什么。我现在愿意同你谈一些关于人生的道理，这些道理如果你已知道，至少可以使你更认识。如尚不知道，我想便算是我对于你的一些贡献。我想对于你将来有好处，而且可以补偿你所受的损失，这也算我对你的友情上的报答。因为我同你通信二年竟从未谈及此，因为我们是太限制在我们私人事物的谈话上去了。”[1] 换言之，这就是一封谈“关于人生的道理”的情书。之所以要写这些“关于人生的道理”，唐先生说到了几点：一是自己通过对二人感情波折之事“反省到许多人生问题”，自己“有许多精神上的收获”；二是，希望自己悟到的这些人生道理能够帮助对方提升人生，打通精神人格，超越当下“私情”而不至于“太限制在我们私人事物的谈话”之中。用唐先生的话说，“这些道理如果你已知道，至少可以使你更认识。如尚不知道，我想便算是我对于你的一些贡献。我想对于你将来有好处，而且可以补偿你所受的损失，这也算我对你的友情上的报答。” 一、两重世界中之人 关于人生的道理，首先遭遇的就是“人是什么”这一本原性问题。唐先生写道： “人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是人，然而人是什么？实是一切谜中之谜。” [2] 作为一位刚届而立之年的年青学者，唐先生却已经被这一问题“折磨”“十多年”了，足见性情体验在唐先生的生命和学问中的独特地位。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和体悟，唐先生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了自己最真切、最直接、最真情、最简单的答案： 人可谓永远在两重世界之间。一方系于超越的精神界，一方系于现实的物质界。[3] 何以说人是“两重世界之间”的人呢？唐先生用既文学化又哲学化的语言给与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彰显，他用他特有的文字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人的自我认识的层层剥离过程： 从外部看，我们只看到人的身体的物质；从内部看，每人都自知他是一精神的实体。从外部看，人实与一切动物以至植物矿物都不过是一些原子与分子之组合；从内部看，则有各种情调志愿思想以及无穷无尽的精神意义与精神价值。从外部看，只有已成的过去与刚才的现在；从内部看，则有憧憬的无穷的未来。从外部看，一切都是可以用科学的定律来解释的因果必然关系；从内部看，则我们又都可以自觉有自由。从外部看，人不过七尺之躯，只占极小的空间与极短的时间；从内部看，则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想像无穷的空间与时间，每个人都能认识整个的宇宙，一人之心就在启示一天地。从外部看，人永远是有限的；从内部看，则人总是要求无限。从外部看，人至多不过是十四种元素的化合，无所谓意义与价值，也无所谓道德修养的必要，也看不见任何人的人格；从内部看，则人要求真善美之价值，要求人生之意义，便总希望修养自己的道德，完成自己的人格。从外部看，所有的人都同样的吃饭睡觉；从内部看，则各种人有各种不同高下差别之人生理想，有无尽悬殊的各种人格。从外部看，只见人的本能欲望；从内部看，乃见人之性灵。从外部看，人都不过如此，都很平凡；从内部看，人则以其性灵之深度的不同，而感觉到特殊人物内心之深远不可测。从外部看，人都只有本能欲望，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上的相互关系；从内部看，人之性灵与性灵相遇，精神与精神相感，有超利害的敬意与同情……。[4] 尽管人生活在两重世界中，生活在现实的物质世界和超越的精神世界的共同包裹之中，生活在外在的和内在的双重世界中，但是，一般来说，人是不容易从内部看别人，也不容易从内部看他自己的。因为人最初见人只见人的外部，见到的只是一堆颜色几根线条。 如果我们只从外部去看人，只从现实的物质世界层面去看人，就会很自然地只看到人与人的身体是两种物质的存在，我绝对不会把别人的身体看作自己的身体。物质身体的不同，所占居的时空也不同，于是，人与我之间就有一种原始的对峙关系。这种原始的对峙关系表明，人与人之间总有距离与隔阂存在。因为就人的内部世界而言，每个人最初只能也只是经验到他自己个人的内部世界，他人的内部世界最初对我来说总是封闭的，所以，我最初只可能见到他人的外部世界。于是，最原初来说，我与他人总是对峙而相隔的。 可是，人真正所期求的，却又并不在于这种外部世界的隔阂，而是“他内部世界的扩大而通到他人内部的世界”。因此，人便总是要力图打破那原始的对峙关系的隔阂，试图与他人之精神性灵相通。所以，人愿意了解，人也愿意被人了解。由此，人与人之间才有同情，有爱，有人格之佩服，有人格之欣赏，有道义之相勉，这些都是人与人内部世界期求相通的象征。 在唐先生看来，人与人之间内部世界之相通，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它是社会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使得人能够感受到其生命意义之增加、生命内容之丰富、生命价值之提高以及生命理想之扩大。更重要的是，这种相通使各个别的精神实体联系起来而成一大的精神实体，使各个别人格联系起来成一大的人格。 这种相通所形成之“大精神”“大人格”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真正全方位提升。它有如普照万物的阳光普照着每一个个体生命，各个别人格都自觉分享此大精神大人格的一部分，同时体悟到这大精神大人格就反映于其个人的精神人格之中。于是，个人可以为此大精神大人格之完成而牺牲他自己、贡献他自己的一切能力。可是，因为此大精神大人格就映照于他的个别人格精神之内，所以，最高的牺牲者其实往往并不觉得是牺牲。因为牺牲自己就是实现自己，就是充实自己，就是超越自己，就是完成自己。 由对这种个人内部世界相通而形成的“大精神大人格”的不同态度，可以区分出不同的人格水平、不同的人生态度。唐先生写到： 人与人间有大精神大人格之存在，宗教家对之取信仰的态度、哲学家对之取了解的态度、文学家对之取直觉之态度，但是只有由信仰了解直觉他之存在而付之于道德行为的实践，逐渐扩大其自我的人，才能真接触他。至于日常的人则只把他当作一名辞来应用。然而实际上则他之真实与我们自我之真实是一样的真实，而且是更大的真实。至于唯物论之只认物质为真实，则根本上由于他们之从不曾从内部去看人，所以他们不能了解。[5] 在唐先生看来，只要我们真正感觉、了解、直觉甚至信仰了那“大精神大人格”之现实存在，那么我们在根本上就会相信，生命的本质原来只是精神的、性灵的，生命原本就是相通的，或者说，生命原本就只有一个。“假如一个人了解精神与人格之实在，而且真把他们视作如山河大地之实在，他将视一切物质都不过一精神之象征符号，都是一精神与精神相通的媒介”[6]。现实物质世界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人的精神生命表达自己、实现自己的象征符号或者物质媒介。我要表示我对人的爱用礼物，物质性的“礼物” 只是精神性“爱”的象征符号。我要写文章使人了解我的思想情感，“文字”写在纸上只是我的“思想情感”的象征符号。甚至，我们的整个身体也不外是用以表达我的情感情绪、表达我的意念想法的一个象征符号，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四肢语言、自己的声音气味、自己的肉体表现等等表达我们内在的生命感受、生命意识、生命情感。 我们的身体内部所包裹的全是精神，他人的身体亦然。身体是精神的外衣，精神须要物质，只因为他要赖物质来表现他自己，使他人由见他之身体而认识他之精神。于是物质复成精神与精神相通之工具，而物质亦含精神的意义。[7] 唐先生这一关于生命本质的界定，很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是又不同于理念论。说它类似，是因为他们都把精神世界看作更本质的东西，把物质世界当作表象的东西。不同的方面在于，柏拉图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纯粹理性的理念世界，而唐先生强调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生命整体，是一个包括感觉、感情、意志、理想、信念等在内的复合生命世界，或者可以说是一个“性情世界”或“性灵世界”，或者用唐先生自己的语言是一“大人格”“大生命”。 在唐先生这里，人生首先是“性情”的，性情具有生命本体的意义，现实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生命实现、表达、显现人生性情的手段、媒介或者象征。但是另一方面，在唐先生看来，作为人生性情实现自己的媒介的外部世界又不是可有可无的。纯粹的生命性情是不能完成自我实现的，它必须通过现实世界才能实现自己，才能把自己显现为现实的性情生命。所以唐先生说，一个真了解精神物质之内外关系的人，必然一方面藉物质及身体来表现其精神，同时又能够且必须通过他人之物质及身体之表现，去透视他人之精神，而最终使他的精神与别人的精神相通。 二、人生之终极目的及人心之扩充与相通之实现 在唐先生的理解中，人的两重世界都是真实的。一方面，人总是处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无法摆脱自己的肉体以及整个物质世界及其必然包括的现实欲望，由此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峙与隔阂；另一方面，人又总是被超越的精神世界所牵引，无法完全忘却性情、性灵、人格以及整个精神生命及其需要，由此又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通与关爱。但是，真正体现人生价值的，还是精神世界。唐先生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和最终价值，应该“是实现那全人类的大精神大人格，即宇宙的大精神大人格。”[8] 一个真能以实现全人类的大精神大人格为终身事业而不丝毫以为苦的人，是谓安而行之的圣人。圣人以全人类之心为心，他即是上帝的化身。他一人之心通至一切人之心，是为至大之大心。[9] 但是，“圣人”的人生境界太高，普通人几乎无法企及。因此，“成圣只是我们普通人至高之理想，我们只能向他逼近而不能期其必成。”换言之，在当下日常中，我们并不一定要将自己的人生理想说得那样高远。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普通“在者”，我们只要努力使我们的精神世界超出我们自己狭小的范围，使我们的心灵扩充放大，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与他人的精神世界有更多的相通，我们就已经在成圣的路上行走着了。 我们如何能够扩充自己的性灵放大我们的心呢？唐先生在信中写到：“一方面说是将我们之人生理想扩大，爱之范围扩大，另一方面说即是破除自己原来之小。”[10]换言之，一方面，我们要树立高远的人生理想，要自觉将我们的爱扩而充之，由此及彼，由己及人，由亲人而及天下人，有了这样的理想境界和扩充爱的行动，人就能够与他人心灵相通而接近普遍的大精神大人格。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破除我们自身心灵原来的局限，从狭隘、自束、遮蔽的自我限制的心灵状态下超越出来，让自己在精神上走入更广阔的领域。前者可以称为积极的方略，后者可叫做消极的方略。 在此信中，唐先生的重点不在讨论积极意义上的高远人生理想的构建。针对他们两年的通信“太限制在我们私人事物的谈话上去了”[11]的精神现实，唐先生着重分析了个人怎样至少在消极意义上摆脱自己心灵上的“自小自限”而让自己的心大起来。这也是唐先生提拎对方精神境界的努力方式。 唐先生在信中提到并分析了个人心灵在现实生活中的多种“自小”“自限”。 首先，把自己的心隐藏在内而不发抒出来与人相通，是人最容易有的一种自限。所以，唐先生认为，人与人相处要“坦白”、“真诚”、“恳切”。“坦白”，就是不把自己之心隐藏起来，而是表现出来；“真诚”，则不仅是让心表现出来而且是表现得有力；“恳切”，则不仅是表现的有力而且是希望人接受，希望推心置入他人之腹中。唐先生说： 坦白真诚恳切即是放大自己的心，因自己的心到他人之心，则人我之心相通，我之心便放大了。[12] 其次，不替人设想也是自小自限。唐先生强调，“替人设想之谓忠恕”。一个人在生活中应该遵循忠恕之道，凡事要设身处地，多从他人的角度和处境去想问题，这样，你就能够了解和理解他人之心，你的心就放大了，你的心与他人的心就能够相通了。 再次，不能容人也是自小自限。唐先生指出，“能容人之谓宽厚”。宽以待人，人的心自宽大；厚以待人，人的心自深厚。一个人的心灵宽大了、深厚了，自然就能够与他人的心灵相通了。 最后，不相信人也是自小自限。唐先生认为，不相信人，也就是不愿意由他人的外在表现而接触他人之内在心灵，不愿意从外部世界而领悟和体味其所表达的内部世界，这在唐先生看来“即是自小自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相信，他人之言行所呈现和彰显的就是他的精神世界，我们不应该随时都以怀疑的眼光去看待他人的言行。这样，我们自己的心就更能接近甚至进入他人的心而达到相通了。 我们所惟一当努力便是使我们心大，不要自限自小其心。大心之道在使自己之心与他人之心相通，相通即是以自己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接触。扩大自己之精神与人格而更逼近于圣，更与宇宙之大精神大人格合一。[13] 除了消除“自限”以扩充我们的心灵外，唐先生认为，我们还可以通过增大我们的智慧的方法来使我们的心得到扩充。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要知一定的道理，智慧则原于自己生活之自觉，即自己反省自己，自己反观自己，即跳出自己看自己。 跳出自己看自己，即超越了原来之自己，而使自己之心更大。我们通常人之自觉程度很浅，愈高的人则愈能有深的自觉。愈有深的自觉则愈能超越自己而看自己，其考虑自己之事如考虑别人之事，这样即其心愈能清明，愈能清明的心即愈广大的心。从如此训练而来之愈广大的心，亦即能与人精神人格相通之广大的心。[14] 所以，唐先生认为，在生活中学会反观与反省，是非常重要的事。其实，儒家的人生境界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自我反观和反省基础上的，唐先生作为现代大儒，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生活实践中都是十分重视这种人生反观智慧的。 唐先生认为，通过消除“自小自限”，通过增进自己的生活智慧，一个人就可以明了人生的真正目的、真正价值之所在了。尽管要真实现这人生目的不免会遭遇到很多艰难苦痛，但是只要你是在向往它并努力实现它，你就在接近它了。唐先生写到： 假如你了解了以上全部之意，你便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是开辟我们内在的精神的自我或人格与他人之内在的精神的自我或人格相通，以与那宇宙之大精神大人格接触。 这里面有无穷无尽的价值可发现，与崇高的幸福可享受。如果一个人真抱此人生目的去决定他的人生行程，他自然也会随时遇见很多的苦痛，而随时发现他自己的罪过。但是人必需要感受苦痛，也免不掉罪过的，因为人是隶属于内外上下二世界。所以人根本存在二世界的矛盾之中。有矛盾便有冲突、有冲突便有苦痛。但是人如真努力向上，一切矛盾无不可和谐，苦痛无不可消除。而且一切苦痛本身有时即使人快乐，人有时愿意有苦痛自己创造苦痛，为的使他自己精神经过矛盾而更能得更大的和谐与快乐。罪过也是不能免的，因为人本要求上升于那内部的向上的世界，人偶然下堕便成罪过。然而只要真努力向上，一转念则复归于上，而罪恶无不可清除，此之谓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苦痛罪过也不是可怕的东西，最重要只是向上之努力。[15] 人要大其心，以与那宇宙大人格大精神相通，其实也就在这一念之间！ 三、男女之爱的意义及精神人格之实现 在唐君毅看来，人生之目的就是不断扩大自己内在精神自我而接近实现那宇宙大精神大自我。人生的所有事情，包括男女之爱及婚姻，都只不过是人实现这一人生大目的的路径或者方式。基于这样一种人生理论，唐先生在信中又对男女之爱特别是男女之爱与终极人生目的之关系进行了重点讨论。 唐先生对现实中人们对男女之爱的生命（精神）意义的领悟是很悲观的。他写到：“我老实同你说世间上万万千千的男女关系，只有极少的真正男女之爱。而且在此极少的例子中的人，他们自己也极少能真正了解男女之爱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以往的关系也本说不上此。”但他对自己关于男女之爱的生命意义的领悟又非常的自信，他说：“我实在较许许多多的人能了解所谓男女之爱之意义。我有一种真正的男女之爱之理想，我不曾实现他。但是千千万万的人却并不真知这是什么一回事。”唐先生要把他所了解的关于男女之爱的意义告诉他的恋人（其时，因为精神矛盾而开始改以友人相称），目的是要帮助恋人拓展对于人生的的领悟和认识，从而提升人生境界。唐先生强调，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纯理想主义的动机，是出于自己对爱情理想的一种热烈向往，而不是仅仅出于获得此一现实的情感，所以他希望他的恋人在阅读这些内容时“一定要忘掉这些话出于我，而体会其本身所含的真理”。[16] 唐先生认为，人生的目的只在于他内在的精神自我之扩大，从而实现那宇宙的大精神。而男女之爱在根本上只是去扩大人的内在的精神自我的一条路径。唐先生反对“婚姻是人最大的问题”之类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婚姻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问题而不是最大的问题。“人生最大的问题，只是如何使我们内在的精神自我扩大”。由这一大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婚姻只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而已。不过，唐先生同时也强调，“婚姻虽只是其一，男女之爱只是去扩大内在精神自我之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却是一条占特殊地位的路”[17]。 关于男女之爱的本质，唐先生并不否认从生物学心理学上说是原于一种生理上的性本能。但是他强调，“这只是从外部看”。如果从内部看，男女之爱“则全是精神的”。男女关系是要化生理关系为精神关系，而以此生理关系为精神关系的象征。[18] 人生之根本在于其内在精神自我之扩大，“扩大其自我即是要与他人精神相通，相通即是求合一，合一即是自我之扩大”。唐先生认为，在一切人与人的精神相通中，只有男女关系中才有一实际的象征，因为有身体上的要求合一。此外的一切人与人精神相通，都没有这样的合一的象征。另一方面，精神相通又必须求有一象征，因为“精神相通是内部的，象征是外部的，内部又要与外部合一，而只有男女关系才有此外部之合一的象征。所以男女间有三重合一的关系，这就是男女之爱在一切人类爱中之特殊地位”[19]。 在这里，唐先生提醒我们，“必需认清男女之身体上之要求合一，只是一象征，只能视作一象征”。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人却最容易走向异化，将象征本身视为实在而陷于肉欲，而不知此象征只是一象征而已。唐先生认为，对于生命而言，实际的作为象征的肉体上的合一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仍只是在彼此精神之相通。因此，他认为，一个真正了解男女之爱之人，他所求只是彼此的精神之相通，而作为象征的肉体合一，只是“任其自然的到来”。换言之，内部精神之相通是具有最高目的性和价值性的，肉体合一只是实现精神相通合一的手段、象征、标志、附产品。 同时，唐先生又指出，男女间所企求的精神相通是非常苛刻的。因为他们要求身体上之合一，所以他们先要求精神上之“全相通”。可是，一个人的精神之全部是包括其一切性情、脾气、思想、意志等等部分的，这些方面不可能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在这种不一样中要求一样，于是就会产生许多问题、许多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在男女还只是朋友关系时，并不一定显现出来，因为朋友无论如何只是一方面的精神之接触。但是，男女之间一旦发展到朋友以上的关系时，则这些问题和矛盾就会强烈地逐渐表现出来，在结婚以后更表现得强烈。 所以世间的男女关系，由朋友到结婚的过程中无不有冲突，而结婚以后恒为小事而有极大之冲突。这为什么? 这因为他们愈要合一，则对于任何小处之不合均感到极大之不满足。所以男女关系一方是最要求合一的关系，同时即是最易分离的关系。[20] 唐先生强调，在男女关系中，人选择配偶最应该看重的，是性情相投。但是，这世间又不可能有性情绝对相投之人的，因为绝对的相投就意味着绝对的相同了，相同者是不可能显现性情之真实的。何况，即使二人性情非常相投了，在朋友时期、在婚前认为相投者，在超越朋友时、在婚后也会发觉有不相投的，“因为无论如何相投都不是绝对的，而在定情后或婚后则其相投之处大家相忘，于是不相投之处很尖锐的显出来了”。所以，重要的是性情的和谐。 性情相投的根本是性情的和谐，这种和谐就是彼此性情上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并不需要二者性情完全相同才能实现，而主要的在于彼此在心灵上有敬的虔诚和容的宽大。唐先生说： 因为男女之爱之目的本来在扩大其自我，如果二人全是一样则无自我之扩大。所以有自我之扩大正因彼此有不同。由不同而有冲突，但亦由冲突而有和谐。如两股水要合流便必然先有冲突，如果两股水不能忍耐他们的冲突便不能合流，而水亦无扩大之可言。所以在真正的男女关系并不怕冲突，怕冲突的人是不能有真正的爱情的。然而冲突如何可以和谐，这便由冲突而有容让。如何而有容让，这便又必须一方需要求合一，一方要彼此视为独立的人格而尊重对方的意志。所以男女间不能只有爱而要有敬。必须有敬，再有容让，有容让而冲突便都成可自然划除之物而不复妨碍合一了。[21] 互敬与容让尽管可以化解性情之异所带来的冲突，但是仅仅是敬还不足以达到精神上的相通。因为敬只是互相尊重彼此的独立人格，如果彼此真是完全的独立人格，在精神上又不可能合一。要求合一，则必须相互了解，了解即是互相认识，互相认识即是“互相以心之光照耀对方之心”，由是，你能够在自己的心中看出对方的心。所以，彼此了解和理解是和谐的重要前提。当然，了解有理智的了解和同情的了解，前者在于知道对方为怎么样的人，后者则是体贴。 但是，真正能使男女之爱达成精神上相通的，还并不是互敬、互让、互解，而是彼此有一共同信念，唐先生说：“最重要的是相信彼此之间尚有一理想的合一之人格在上”。这听起来非常玄妙的，可实际上却很现实。因为只要我们真相信宇宙间有大精神大人格这种东西，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相通、人格相感就是去实现那大精神大人格；进而，我们就必须相信，男女之间必有一共同的精神人格超越其上，它是全人类的大精神大人格之一部分。 我们可以说男女之爱的目的亦即在实现那共同之精神共同之人格。然而以各种男女之爱深浅之不同，则所实现于那共同精神共同人格者亦有深浅之不同。这里面真有无穷的等差，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真正的精神的幸福之感，然而不经验他的人是无从知道的。[22] 通过互相尊敬、互相容让、互相了解，特别是共同信念，男女之爱便可通达彼此之内在精神生命，达到真正的精神之相通。 在现时的男女关系中，有爱的热烈却很短暂的，也有爱的温和却白头偕老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男女之间那种精神的通透到底是暂时的瞬间的呢还是持久的永恒的？唐先生对此有着进一步的解析。 唐先生认为，人根本上是一时间动物，时间永远地携带着过去以奔赴未来。人心的特质就在于它能将过去呈现于现在并让现在打上过去的烙印。所以，人是念旧的动物，是怀念历史文化的动物。这样一种对过去的“情结”在人的精神上就表现为“积垒”，即“愈到后来便意味愈浓愈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是如此，男女之情感尤其如此。所以，人类的两性关系总是希望永久的，“白头偕老”、“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这些话语已经充分表达着人们对男女感情恒久性的无比期待和渴望。因为永久能使过去的情感不断积垒而生成更加浓厚的情感意味。由于有这情感上永久的要求，便也有了所谓男女之间坚贞的道德。通常人们把这些道德视作是彼此的互相约束，唐先生认为这是“大错特错”。在唐先生看来，关于男女之爱之坚贞的道德，其实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其价值在于，使人在现在能够享受过去的情感于当下工作所发生的效果。所以，唐先生在写于同一时期的《爱情之福音》一书中有近一半的篇幅在讨论“爱情的道德”。 可是，人毕竟是生活于外部物质世界和内部精神世界的双重世界中的。尽管从内部精神世界而言，男女之爱总在自然而然地期求着情感的永恒，但是，如果从外部现实物质世界来看，则人根本上又是变化无常的。从外部看人，则人无所谓永久，而男女之间一切坚贞之道德也都是靠不住的，因为我怎么可能知道将来对方一定不变呢？这是永远也无法保证的问题。由此，在情感的永恒和情感道德的坚贞上，人的内部和外部就产生了潜在的冲突：从内部看人都要求永久，要求常人都有坚贞之道德；但是我们又不能真正直接看见别人的心，不能保证他人就是坚贞的河期求永恒的。 如何消解这一冲突呢？唐先生认为，我们只有求助于自己的信念。“最后只有推己及人，因自己有而相信人有。这就是信念。离开我自己的信念，便一切都是无常的了”[23]我领悟到自己有求永恒的渴望，我也就该相信他（她）也与我一样有这一求永恒的渴望。由是，你坚信有永恒的爱，爱对你就是永恒的。 当然，现实生活中，也许并不因为你坚信了就必然现实地存在。“无常”的事也会常常出现。对此，唐先生强调： 最后所能作的事只能尽他自己现在的心。这即是说人只有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对于自己所遇的或他人的男女关系之无常，只有一种感叹悲悯。然而这一种感叹悲悯根本是超个人的情调。在这种情调中，我们一方虽觉我们理想之不能实现，然而唯其不能实现，于是这理想的存在更明显的呈露于我们之心，犹如以身殉道的人在其身死时其所要殉之道更明显的呈露。而此理想之呈露使人认识此理想之实在。这理想之实在的体味，便可与他莫大的安慰[24]。 这一理想信念，真正体现了唐君毅作为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的生命情调！ 四、个人理想之高远及实现之艰难 作为一道德理想主义者，唐君毅将他的全副生命透显于他的人生理想上，这其中包括他的爱情理想。这理想就是恒定地为实现宇宙大生命大精神大人格而努力。由此，这样一个主张人生性情的真实敞现的理想主义者必然使自己的人生成为性情人生。对于唐君毅来说，人生性情是他立命之根，是他生命的出发点；而性情人生则是他生命之本，是其人生性情在生命过程中的现实呈露。唐君毅本人的一生也确实在实现着这种性情人生，其中包括悲情。 作为一位特别强调人生体悟的思想家，唐君毅的思想内容和生命情调都比较接近存在主义。就像在思想和生活中都坚决主张绝对自由的萨特在生命的晚年却要感叹人生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一样，在思想和生活中强烈主张实现永恒的宇宙大精神大人格的唐君毅，在现实生命中也显现出巨大的悲情特征。这一悲情特征一方面在他生命的晚期变成了现实，另一方面在他自己的生命意识中也是十分自觉的。 唐君毅在信中“叙述”完他关于人生、爱情的基本理论后，又特别强调，一个人如果与他人发生男女关系，便应当按照他所说的那些关于生命与爱情的认识自觉地去实践。唐君毅本人是希望能与廷光女士共同去实现这一理想的，因为在他看来，廷光女士“有精神深度”，只是“未开发陶冶到更深”，但是，他又不能把握廷光女士是否愿意与他共同实践之，所以他在信中抛出了这一疑问：“亦不知你见了此信后能自觉地了解此理想而愿向任何人实践之否?”[25] 就唐君毅自己而言，作为一个坚守真性情的人，他一方面强烈地渴望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轻易随便找一个对象来“尝试着”去“实现”这一崇高理想。他写道： 你知道这一种崇高的爱情整个说来是我一理想。这一理想之大体是我多年前便怀抱的，犹如我之全部的人生理想。但是我自己并非要想亲自去实现他。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还须一对手方。这对手方必须有与我同样相同的精神之深度的人，而且自觉的了解此理想的。然而这样的异性我从来不曾看见过。所以我从未追求女子，因为莫有值得我追求的女子。[26] 这样，唐君毅就必然陷入理想与现实剧烈冲突的极端痛苦之中。 一般说来，理想总会和现实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体验到。但是，理想性越强的人，他感受到的冲突就越剧烈，他所体味到的痛苦也就越深刻，他的生命所体现出来的悲情意识也就越浓烈。作为道德理性主义者的唐君毅，就是这样一个深刻体味痛苦而具有浓厚悲情意识的生命。 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唐君毅父母的美满爱情婚姻体现着他的爱情理想，也在强化着他的爱情理想，这使他对爱情婚姻更有神圣崇高之感。他说： 据我所知的一切已成夫妇关系，唯一能实现此理想而表现我上述的爱情关系的，只有我的父亲与母亲的爱情关系。他们的关系真是足贵，他们彼此之爱、敬、容让、了解、体贴及生死不渝的永久关系，真是可贵。 除他们以外我真是未见过[27]。 另一方面，他又痛苦地遭遇并感叹着自己一直未能找到能与之共同实现自己理想的合适对象。 我在何处去找一了解我之人，如我母亲之了解我父亲的人，我觉得我如果与人有爱情关系，便要是那种关系才足贵。我知道我是不易被人了解的，我实实在在同你说，我常常惊讶我自己如何是如此一个人。实际有许多朋友自命为了解我，但他们无人真能了解我。不是说学问，学问不被人了解无关系。是我自己的情调及对于人生的体验与我内心的许多的意味无人了解。他们不一定是不够了解我，因为他们不一定真求对我有绝对的了解。因为朋友的关系始终是多端的关系。只有男女关系才是两端的关系。然而女子中是无能了解我者。所以我知道我是永远不会被人了解。[28] 这样一种剧烈的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及其带来的强烈心理感受，使得唐君毅本人对于理想爱情非常的悲观甚至绝望了。他甚至说出了“我也不希望亲自实现我之爱情理想了”这样绝望的话语。 在自己的理想无法得到真正实现时，人往往会退而求其次。唐君毅在自己的爱情理想无法获得实现的时，于是便“只是想有一佩服我之人。因为只要她能佩服我，她或逐渐会求了解我”。当他遇到谢廷光女士后，因为廷光女士佩服他，于是他便逐渐产生了希望廷光女士了解他的心的想法。可是，他们之间原来并无所谓爱情，至少不是唐君毅理想的那种爱情，因为他感觉到他们彼此并无迫切的求精神与人格之合一的要求。于是，唐先生就决定尽自己的力量来创造这种爱情。他不断地在给廷光女士的情书中阐述自己对生命、精神、爱情、婚姻等的看法，希望以此去影响对方，引导对方进入他所期望的崇高爱情的轨道。 他坦诚地告诉对方： 我最初并无所爱于你，我是爱我的爱情理想，我是爱我此爱情理想之实现，我爱此理想之实现，是使我自己作一例证——我将来要以此种理想传布于人，改善人间的爱情关系。 你过去不过实逢作了我要实现此理想的对手方。但是我既以你为对手方，我便希望你能共同来实现此理想。我很早想把我之理想告诉你，但是说在口里有些难为情，而且你那时不一定真了解。[29] 由于这种难为情而迟迟未能直接言说，加之由于性情差异和认识差异所带来的彼此之间的误会误解，唐先生和廷光女士之间产生了感情上的波折，二人基本决定放弃恋爱关系而以纯粹友谊关系相处了。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位道德理想主义者和爱情理想主义者仍然希望将自己对于爱情的理想和思考通过书信“以自然的方式贯输于”对方，希望对方成为值得他爱的人，希望对方的心打开而尽可能与他的心相通。这样，他所坚守的理想毕竟还有一个可以触摸的现实对象而不至于陷入绝对的虚无之中。 为此，他直接地指出了对方的弱点，直接表达了对对方的失望，直接言说出了自己的根本失望是对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的失望。他写道： 我希望你能放开你的心不要忧郁，能更表现你的情绪，能尽量使你的心与我的心相通。然而你却不能符我的希望，所以我说你根本缺乏体贴温存的情绪。因为你生性颇忧郁，你的心不曾真正的打开，你不仅对我如此，对任何人都如此。因为你太沉默，这不是与人接触之道，也不是扩大你的精神自我完成人格之道。我望你不要如此，但是你使我失望。这不是使我失望，是使我不能实现此理想，使我失望于此理想之实现。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失爱，并不算什么，因为他自觉曾有了爱。但是我却不是，因为我是希望你成为值得我爱。如何算值得，真了解此理想便算值得。希望在我们之间有我所理想之爱情关系之实现，我费了力量，我一无所得。我不曾丧失你，我是丧失了我之理想，这是我根本的幻灭，绝对的失望。[30] 面对这一“无法补救的”“绝对的失望”，唐君毅又回到了他对生命真谛的最根本认识上，以之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受伤的精神受伤的理想。他强调，一个人所珍贵的，是他的人格与向上的心。人唯一可贵便是使他的心与他人之心相通。人若自限自小，不愿与他人精神相通构成人格的联系以实现那宇宙的大人格大精神，便一切都是虚妄。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也就在一念之翻转，“只有一念向上超越自己，则立即超凡入圣。”只是“这一念真难啊”！而这正是“人之所以可悲也”。 不过，唐君毅毕竟是自己已经能够自如翻转入这一念的自觉者，所以他最后说： 你不能真认识我人格之可爱处，认识我崇高之理想而与我共同实现之，我又何所系恋于你。因为我要想爱你惟一之条件，即是你能上升解放你之精神与我接近。我觉这只是一念之翻转，但是你不能将奈何？只是我爱我过去之努力的历史，所以我不能忘情。你或不能体会到个忘情之故，我就痛快的告诉你我之人生理想与爱情理想。望你自己与他人去实现，理想是客观的，何必要我同你实现，一个真爱理想的，最后他总是忘掉他自己的。[31] 诚哉，斯言！伟哉，斯人！ 五、理想之实现及人间至情至爱的典范 唐君毅的爱情表达方式，是典型理想主义的，也是典型性情化的。正是由于唐君毅的这一强烈的理想信念以及将之付诸人生实践的不懈努力，使他获得了最为完美的爱情。因为他的“对手方”在他的不断精神提拎下，精神更加深刻透彻，达到了与他之间的真正精神相通。唐君毅与谢廷光女士之间的爱情被世人也被他们自己称为美满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典范。 唐先生写出他的第一封爱情信，是正当“而立”之年。时为一九三八年，我国浴血抗日之战正酣，民生普遍凋苦，先生任教四川华西大学，为了担负母亲生活和弟妹们的教育费，还得兼教中学；廷光女士则刚入读西北联合大学附属师范大学。在这个年纪的唐先生，早已自觉对他本行的哲学有所见、有所立，因而自视不凡，不同于流俗，亦与周遭人物落落寡合，不屑于入党附派，认为自己将是个出类拔萃的文化创造者，他的价值“除了上帝及历史可以估定，现代人是不够（资格）的。”他要求理想中的异性伴侣除了可以作情志上的慰藉外，还要在学问上给予扶持，从而使彼此都能成就更高的价值。先生这种近乎学究式的表现，在初阶段难免受到对方的抗拒。他坚信爱情是能创造的。廷光女士当时虽然是个大学生，一时间依然难以适应这种崖岸极高的说话，起初在回信里的表现是冷冷地，缺少恰当的响应，后来还发了点脾气。她在回信直白表示，恐怕未必能达到对方的期许，劝先生另觅良伴。先生早先亦太不了解师母个性的含蓄与谦顺，误认为忧郁与寡情。就在这个时候，先生母亲却又催促儿子早日完婚，还为他介绍另一位女士，先生对此也居然表示无可无不可，因为他已先认定师母已无意于己的。不过，他依然“坚守住道德”，决不先向对方负情。 后来，到底还是唐先生的反省、自察功夫给匡救过来了。他俩依然如常地交换每次洋洋千百言的书信，先生那种盘旋缴绕、说理无碍的论文形式的书信，终于慢慢地敲开了廷光女士因幼年失母而早关闭上的冷漠、收敛心扉。她以后每次发一点脾气，提一点异议，唐先生就仿如多发现一番真理，一个宝藏。这令他开始真正了解伴侣自有的独立和自尊，温柔而又富同情的心性。从此以后，先生在信中不住地愧疚先前的傲慢，忏悔说对真正伴侣以言辞做试探是怎样的罪过。他又告诉廷光女士，他开始领悟论语中的一句话：“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说他原先对伴侣作单向式的苛求，是怎样的大大不该；自己对人的安慰体贴还说不上，怎能望人如此呢？他还说：二人中间的一切误会全源于他没有信心，“不相信人是我最大的坏处。”因此，他进而劝廷光女士就眼前酿成的情感僵局不要对自己有过多自责，因为真正需要被原谅的是他。唐先生说：“的确，我的过错比你多，因为你更单纯，更纯洁。而我的心理常常曲曲折折的，罪过永远是比单纯的多。”这样的信函往复，整整经历了两年，先生终于说出了以下的一番话： 我想世间最可贵的东西只是道德与性情，最可爱的人应当是有道德、性情的人。婚姻的条件也应以此为主。……我的哲学告诉我应当如是去择配偶。……我觉得在这一点无他人能及你，纵能及你，也无与我之历史关系，所以从道理上来讲，你成了我唯一的对象。[32] 这番醒觉，就有如当年释迦从菩提树下站起的那番意义。先生在信中的不断自责和反省，决不是虚假或矫饰的。他常说不怕有过恶，并言自己只有一点长处，即是愿意自己认错。唐先生的善恶观及能正视过恶，渊源自宋明理学家。他后来经常喜欢对学生讲超越，说人有过而能改，即可以超越过恶而成善行。 唐君毅先生和谢廷光女士在几年的情感困局中，于教余学隙中会面时，痛哭过多次。但每经历过一场密云暴雨之后，面前依然是个美好的丽日晴天。他们还是如常地鱼雁不断，并从此回到两年前首次通讯的起点。前后有分别的是，他们已廓清眼前的迷雾，真正懂得了解和认取对方的好处与优点。 经过两年多以来由婚事而至家事在理智、情绪上动心忍性的艰苦经历与反复磨炼，唐先生的著述如《爱情之福音》、《人生之体验》、《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道德自我之建立》等，在以后的几年间陆续出版。由少年男女的爱情以至各种型态的学术、文化在人的道德理性中各有定位，先生从此再无犹疑。他对人的道德理性在各种学术文化中的首出价值，其信念之坚确已达到孔子所说的“不惑”境界。唐先生坚信，人可有对文化价值的爱，人可以爱真善美的世界，爱父母家庭，以至爱异性伴侣。爱是一元的。爱父母与爱伴侣原没有不同，只是父母子女之爱是一块血肉分为二；男女之爱是二块血肉求合一之爱。少年男女彼此藉身体皮相的吸引爱对方，或为对方所爱，此即为爱情之始，但爱情决不应就停住在这里。他们更应将对对方身体皮相之爱步步提升，进而爱对方的整个道德人格。这就是上面提到唐先生倡说“爱情可以创造”的道理。 一九四三年，漫漫五年的爱情长跑终于走完，唐先生与谢女士结婚了。唐先生一向有在文化教育上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素念。当廷光女士决心与唐先生结成夫妇时，便加倍努力，准备助唐先生实现这一理想。她愿意追随唐先生到任何地方。甚至愿随唐先生隐遁深山，愿以眼泪、热血、生命来培植唐先生，使他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理想能够实现。一九四九年，国内政局不稳，唐先生和谢女士先后到了香港团聚。初期的生活很不安定，但他俩的伉俪殷情并没有丝毫受影响，一直为亲友所钦羡，受学生敬重。以后在香港与台湾的三十年间，唐先生参与校政，主掌大学讲坛，兼在刊物发表论文，阐扬祖国文化，实大声宏，更多番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声气应求，名声卓振。谢女士默默地从旁赞襄，全心照料先生起居，有长才而不以才自见。 关于二人婚后的生活，谢女士在《致廷光书》上篇之末附有很细致、缠绵的结语，以概括的追忆作为证词：“我们…婚后共同生活，初初亦有不习惯之处，但你对我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我感到你的爱有许多方面，除了男女之爱而外，我好象在你那里得到了一种类似保育的爱，因为你念我是一无母的孤女，你处处体贴我，照顾我，…总之，我整个的生命都给你的爱包裹着了。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九四九年，我们先后到了香港，…那是一个大动乱，亘古未有，…在患难中我们相依为命，爱护对方，体谅对方，互相容让。无不以对方之心为心。你常说使我受苦，你心不安，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像你这样爱我的你，我是很满足了。”廷光女士又追忆说：先生虽然离去了二十多年，她每天在灵前上香，经常感到先生的精神如在左右，有时在梦中见到他，教她读书之道，还对她说，“阴阳本是一体，是相通的，不过我在阴面你在阳面。” 唐先生晚年多病痛，在一九七六至七七年间，廷光女士陪侍先生跋涉港、台治病，与癌魔搏斗，到了病情末期，知道无法可挽。他俩万分珍惜这段坚贞无瑕的典范婚姻，也都相信人的精神与心灵活动可以超越于现世的物质身体，永存于宇宙的大灵魂之中。因此，他俩在相互慰藉，悲痛难舍之余，誓言来世依然结为夫妇！ 唐先生一生以宏扬中国文化为职志，公而忘私，生活上的许多细节都自然关顾不上，据唐端正先生《年谱》所记，唐先生每天所需的笔、纸、零钱、香烟、手帕等，都由唐师母准备妥当，以至早上刷牙时也代唐先生把牙膏给弄在牙刷上，使唐先生在生活细节上完全不用操心。廷光女士会驾驶，有相当一段时间，便每天从窝打老道住所接送唐先生往返新亚书院。唐先生讲课投入，一踏上讲台便非讲上三个小时不可，以至汗流夹背，廷光女士每次都要带备汗衫，让他下课后更换。友人寄给唐先生的信，廷光女士都保存下来，并据日期编排好。同时，唐先生写给友人的信，廷光女士又总要亲手抄录一份下来备存。由此，唐先生与熊十力、梁漱溟、钱穆、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胡兰成、陈荣捷、吴俊升、梅贻宝等诸先生之间的信函都得以保存下来，这对了解唐先生，了解新亚的文教事业实为大功劳。从这一点也可见出廷光女士是如何在背后支持唐先生的理想的。 唐先生于七八年二月而日辞世，廷光女士精神上顿失依傍，思夫情切，不能自已，要过上一段时间才能收拾心情。她一直勉抑悲怀，振发情志，决心要以余年岁月完成她那情分深醇胜过兄长的良人未竟志业。 一方面，唐先生逝世后不久，廷光女士即着手编整所存的先生写给她的全部书函，公之于世。她说要以此方式达成先生在晚年写自传的遗愿，更希望他们二人的爱情经历可以为青年做参考。在以后的许多光阴岁月里，她就是这样地一意以继承夫君的志业稍纾情天莫补的悲怀。除了这份工作以外，她还接受新亚研究所聘请，为所中研究生教授书法，传授琴艺，作育许多后辈。闲时又为学生举办欣赏会，组织书社和琴社，发扬艺术生活，担任学生的艺术顾问，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逐渐交卸职务，在家息影。 另一方面，她商定几名在本港、台湾和留美的后辈及弟子，分别担承校阅先生的全部已出版的著述，并设法补录从未发表过的演讲和读书随感。她自己则编整且誊钞先生自大陆携带来港的日记册，更添补他在香港及台湾生活二十八载每天写下的全部日记，进而整理先生写给家人、近世学者、朋友及学生后辈的信函存本，林林总总，卷帙浩繁，最后汇成三十卷，公诸世间，定名《唐君毅全集》。在付印之前，又需与多家有关出版商几番交涉折衷，收回过往个别书刊的出版权，以全书交付单一出版商出版。计自发起工作至全书成功问世日止，前后几及十年。正是有了廷光女士的的推动及统筹，《唐君毅全集》才得以以完整、完备的面目面世。 在《致廷光书》第30封信中，唐先生曾经告诉廷光女士，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他梦见自己走在原野之上，四野无人，自己独个儿走进一个用玉石铺成的广场；之后，广场中忽然现出一座庙宇，他走进庙宇，看不见有神，但见有一老人，老人叫他的名字，说是在这里等他。然后眼前的景像忽然又变成春天，百花齐放，无数生命诞生，纷纷发放生命之光，光光相网，又好象一片流水，川流交织。然后老人对他说：生命的光芒好象流水一样，我们应该顺着它向前流，不要逆流，将生命之流回归于正道，人才能了解生命的秘密、才能超升。唐先生听了这番话，很感动。忽然景况又变，他好象身处天上，他到处寻找，找到一间书房；他走进书房，在书房中遇到一位正在读书的女子，这女子原来就是师母。唐先生深深觉得，他二人姻缘是天定的，两人相见很欢喜，互相拥抱，十分快乐。然后二人走进后园，发现一个坟墓，看见碑上刻着“毅光之墓”。后来唐先生的学生、法住机构创办人、《唐君毅全集》主编霍韬晦先生为谢廷光女士出版书画集时，廷光女士表示要收进唐先生的墨迹，并题为《毅光集》，这或许与唐先生此梦是有关系的。姻缘天定，践诺终生，不可谓不情深了。 唐先生这些梦魂经验，大概发生在一九四一、四二年之间。当时，唐先生和廷光女士尚未结婚。唐先生与廷光女士的结合，如果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二人都找到了美满的归宿，那还不免太平常。事实上，这段感情与一般世间的男女之情确实十分不同，此后二人相守数十年，经历了很多心路历程、很多精神上的交流、很多生活上的挣扎、很多人格上的锻炼，所以非比寻常。大凡在读到涉及两人情爱的文字时，莫不感动。二000年八月二十四日，廷光女士以八四高龄去世，新亚研究所所长李杜教授在主悼词中评价到： 师母可说是传统中国所称颂的才德兼备的人。其才，表现于其协助唐先生著作和其自己著作，以及以书法、琴艺的教学上；其德，表现于其内在的修养，宁静澹泊，家庭中的生活，既为贤妻，亦为慈母，社会上的待人接物，温文有礼，而关心着意上。故师母的一生可说无憾，而可垂范于后世矣。[33] [1] 《致廷光书》第6信，第75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2] 《致廷光书》第6信，第76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3] 《致廷光书》第6信，第77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4] 参阅《致廷光书》第6信，第78—79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5] 《致廷光书》第6信，第78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6] 《致廷光书》第6信，第79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7] 《致廷光书》第6信，第80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8] 《致廷光书》第6信，第82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9] 《致廷光书》第6信，第83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以儒家的“圣人”作为最高人生境界，是唐君毅先生坚持终身的基本哲学信念，在他的扛鼎之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他毅然将代表儒家圣人境界的“天德流行境”作为心灵九境的最高境界。 [10] 《致廷光书》第6信，第83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1] 《致廷光书》第6信，第75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2] 《致廷光书》第6信，第83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3] 《致廷光书》第6信，第84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4] 《致廷光书》第6信，第84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5] 《致廷光书》第6信，第85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6] 《致廷光书》第6信，第86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7] 《致廷光书》第6信，第86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8] 唐先生在写于同一个时期的著作《爱情之福音》中，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情爱形而上学，并对爱情中的道德作了最为完整的思考和探讨。参阅拙文《唐君毅的情爱形而上学》，见《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 [19] 《致廷光书》第6信，第87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所谓“男女间有三重合一的关系”是指男女内部的精神合一、男女外部的肉体合一、男女各自内部与外部精神与肉体的合一。 [20] 《致廷光书》第6信，第87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21] 《致廷光书》第6信，第87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22] 《致廷光书》第6信，第88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23] 《致廷光书》第6信，第88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24] 《致廷光书》第6信，第89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25] 《致廷光书》第6信，第90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26] 《致廷光书》第6信，第90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27] 《致廷光书》第6信，第90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28] 《致廷光书》第6信，第91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29] 《致廷光书》第6信，第91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30] 《致廷光书》第6信，第91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31] 《致廷光书》第6信，第92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32] 《致廷光书》第6信，第92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33] 刘国强主编《懿范千秋》，第2页。新亚书院2002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