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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 何仁富 一、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偏执与功利 唐先生对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态度的反省直至清代的文化精神。唐先生认为，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三百多年来的学术文化精神，从反理学运动开始，即斩断了宋明理学家那种以顶天立地的精神来贯通的发展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的气概。”[1]所以，虽然在一方面看来，清代学术文化精神是由虚人实，多少表现了科学的、客观的治学态度，并且更加注重学术的实际社会效用，不无对宋明理学之末流有补偏救弊之功；但在另一方面，清代前半期颜习斋、李恕谷、戴东原、焦里堂的思想，在精神境界上，能横通却不能纵贯，即降了一格；后期的纯考证家的学术文化精神，限在文字之上，则又降了一格。 到清朝末年，学术文化界则“以才情逞幻想，局面虽较开展，不免趋于浪漫，开始鄙弃过往文化”了。[2]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其才情人品均极为可爱可敬。他们当时也讲中国历史文化，但是他们当时都不肯接上中国儒家传统。梁启超喜讲墨子。谭嗣同《仁学》乃佛家与墨学精神的结合。康有为先生虽讲孔学，而以长素为名大于孔子自命，其《大同书》不仅共产且主公妻，男女同居不得过一年，人死以骨头作肥料，唐先生认为是一部彻底的充满浪漫幻想的功利主义著作。章太炎先生反今文而讲古文，处处与康有为相反，著《五无论》，归于无部落、无政府、无国家、无人类、无世界的“无政府主义”。吴稚晖先生一面以讲通俗科学出名，后则信无政府主义。唐先生认为，“诸老先生在清末民初所对思想界之影响，一是浪漫幻想之精神，一是开始消极的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之精神。他们只有横的一切个体平等之社会意识，与企慕将来之社会意识，而不重积极发扬充实民族之生命力、精神力，及凝翕分散之个人之普遍原则之建立，亦无对于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之客观存在积极加以肯定，承前启后以建立一顶天立地之国家之意识。”[3]对此，唐先生极为感慨： 假如清末民初之学术思想界，与革命成功后之人士，皆真有更正大而切实之思想，当时社会元气，尚未大伤害，何尝不能一方接受科学，一方建制立法，真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事业？然而浪漫之幻想、消极性的批判，及由反感反动而生之思想学术，终不能凝翕民族之精神以建国，岂不令人悲叹。[4] 至于对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唐先生指出：“新文化运动虽讲科学民主，求补中国所缺，然侈言对一切价值重新估定，而不在深处立根基，遂渐流于轻薄放肆，开始视人如动物如物，但尚尊重民主自由。”[5]新文化运动者将中国的不长进和贫弱归至于整个社会文化，于是顺清末民初诸先生的浪漫精神和不大看得起中国文化与儒学的态度，并再推进一层，以儒家思想为科学与民主的敌人，视理学为不近人情、不切实际之学。新文化运动者介绍西方思想，从不重视理想主义潮流与宗教精神、人文主义思想，而只重英美实验主义、功利主义、自然主义思想潮流。同时，他们又不看重依照这些“主义”以实际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而只是将这些“主义”用于破坏传统文化。所以，唐先生在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向上精神的同时，是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的： 新文化运动轻贱中国文化、理学与孔子，以至拿人类与动物、石头齐观，与后来顾颉刚先生之要把中国所崇拜之大禹王化为一虫，并求缩短中国历史之年限等；最初皆可能是出于要打破民族之夸大狂，顽固者迂执之见的一种善意。然而他们不了解，西方科学与民主，虽在效果上说是实用的，然其本源所自之精神，则是超实用的。利学之根源正是相信宇宙处处皆有理，民主之根源，是人格之尊严之肯定。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之思想，至少是其一基础。提倡科学与民主，正不须如此反对理学与儒家之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他们亦未了解，人在轻贱他自己，而无对人性尊贵之自觉时，人在对自己之民族已往之生命，其历史文化之生命，无爱敬之意时，人的生命精神，便成无厚之平面，而靡所依止，真将下同于动物与臭石头，而不惜。古往今来之圣哲，费尽心力，讲个人禽之辨，义利之辨，讲个如何维持延续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的道理。此等道理，清儒虽认识不清，然决不敢反对，到新文化运动，则百年讲之而不足者，一旦毁之而有余。自此点而言，新文化运动之精神，较清末诸老又降低一层了。[6] 科学与民主虽然是很好的东西，也是中国所欠缺和需要的，但是，自己无精神，没有大本大源的立脚点，便无法真正消受和融摄，于是便只能随人脚跟、学人言语，成为一种纯功利主义的“学”了。 太平天国崇拜上帝，是要藉宗教以推翻满清而自为王；曾（国藩）、左（中堂）、李（鸿章）、胡（林冀）所领衔的洋务运动讲富强之术，是因为感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威胁到民族的生存，一方面惧怕，另一方面又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清末提倡法制政治改革的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国家的运动，乃起于推翻满清政府的民族意识；而中华民国的成立，则是藉民主的要求以达到民族独立的目的。即使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提倡科学与民主，起初仍然是以为舍此不能致富强，而中国儒家的理想又不以富强为最高目标，所以，陈独秀提倡富强之道、尊科学与民主即同时非孔。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陈独秀、胡适等提倡科学、民主与自由精神，目的在于从事批判、怀疑中国传统文化。 由此以观，则中国近百年之接受西方文化，固可谓极其虚心。然因始终不免主要由功利之动机出发，而未能真正直接肯定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宗教之本身之价值，正面承担西方科学、民主、自由，或宗教之精神。[7] 早在1936年，27岁的唐先生就在一篇名为“国人对文化应改变之态度”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我认为国人近来对文化的几种态度是错误的，若不根本改变，中国文化莫有前途，不能有什么文化建设。”[8]并提出： 国人今后应认识之对文化态度五项：—、我们不是为生存而有文化，乃是为文化而求生存；二、功利主义不是估量文化价值的唯一的标准；三、纯粹文化与一般文化不应当偏重；四、我们不应当取单纯的欣赏主义的态度来对文化；五、人类的文化创造是日进无疆的，所以中国的文化建设，不只在建一适合当前情势的某一形态的文化，我们同时当注意以后文化的开展问题。[9] 在唐先生看来，把文化作为生存的工具，是对文化的一种根本上的亵渎，而功利主义的文化估价观则足以毒害中国文化的前途。因为人在处处求用的时候，他的第一个问题便总是“这有什么用处”。这个时候，他的心早已横亘了一个死的标准，即“那一类东西是有用”，于是对他来说，属于“这一类”便有用，不属于“这一类”便一定无用。这时，他的心实际上已被“这一类”他认为有用的东西遮蔽了，他不相信另外还有别的也可用的东西，因为他不能相信另外还有可用的东西。他自己筑起一个牢把他的心关住，他却以为这牢是天经地义的。他忘却了他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可怜的囚犯。一个“可怜的囚犯”是不能为中国文化打开她所需要的十字架和金字塔的，是不能撑开中国文化的巨伞的！ 二、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卑屈与羡慕 人如果只从功利动机出发去接受他人的东西，只想利用科学与民主作为达到现实的民族国家富强、政治稳定、政权维持等目标的工具，那么，科学与自由民主便只是某种现实欲望的对象。作为现实欲望的对象，我们往往是在产生欲望时，自己便直接处于一卑下而向外索取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在接受这些东西时，精神便始终处于卑屈状态；与此同时，对于拥有这一欲望对象的他人，我们则总是无限的羡慕。所以，功利主义的偏执态度，必然导致我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总是处于卑屈与羡慕交织的心理状态。而凡是以卑屈、羡慕相纠结的态度去学习他人的文化精神的，事实上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真诚，往往是对所要学习的对象也缺乏真正的亲切感。所以事实上，中国近百年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讲学习科学、自由、民主，而内心深处对科学、民主、自由实际上未能真心爱好之、尊敬之。 那么，是什么东西让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采取这样一种对传统文化“咬牙切齿”、对西方文化“呀呀学语”的功利主义态度呢？唐先生认为，根本的是，我们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实际情况，总是在受到某种外在压力的巨大压迫后，感到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产生一种“被动的反动与接受”。这种“被动的反动与接受”一方面必然导致对自己和自己的传统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则是对强大的外力的盲目欣赏。 明末清初的人之所以反理学，只因痛心于明朝的灭亡，由此开启清代颜、李、焦、戴等的思想；清代学者之所以多埋首考证注疏，只因为清廷不容许学人自由讲学，乃被迫在书斋中寻道；清末诸先生之所以反对儒学与孔子，新文化运动者之所以反对整个中国文化，同样是感到外力的巨大压迫，怕不能生存，怕在时代落伍，进而产生的反动。这种被动的反动不断累积，人们便对自己和自己的传统逐步丧失信心了。清儒还只是反对宋明理学，清末诸先生还只是对传统文化有所批评，而到了新文化运动，则是全盘的、彻底的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了。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国运的衰弱，是从与英国的鸦片战争开始的，而甲午中日战争则进一步大大加深了这种衰微。可说，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恰恰又是到英国和日本的最多。与此同时，在传播和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时，也是以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及其类似思想潮流为主。唐先生早在1934年写的一篇名为“中国今后需要介绍之西洋思想”一文中，就把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一、清末时期；二、民国八年以后新文化运动时期；三、民国十六七年革命潮流高涨时期。”第一时期以严复介绍英国斯宾塞、赫胥黎、穆勒为最有系统的介绍，张之洞等提倡的西学为用的思想、林纾的翻译小说、梁启超《新民丛报》中的西方思想述略，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思想介绍。第二时期以胡适介绍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为最有影响，其他学者介绍罗素、柏格森、太戈尔、佛洛依德等，都不及其影响之大。第三时期以上海马克思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为最有成绩，其他主义信仰者，在出版界都无多大思想介绍的表现。[10] 在唐先生看来，近代中国人所努力介绍的这些西方思想，由于都是基于表面的功利主义目的和对拥有这些思想的民族的羡慕，因而总体上既不是西方思想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也不是中国文化精神本身所最需要的。 被人打败再去留学拜师，这个心境夹杂了原始的怯弱感与卑屈感，而怯弱感与卑屈感又极易转为羡慕之情及对自己国家及其文化的怨愤。所以，“尽管中国人近百年来接受西方文化思想者，亦多有各种向上的动机，如惭愧虚心等。然而毕竟缺乏一对西方文化思想加以涵盖综摄的气概。”[11]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所呈现的“实然”的接受西方文化精神的心态是卑屈与羡慕的杂糅，其结果是表面地学而内心实有所不学、功利地学而实际上无甚效用。我们要真正学习西方文化，唐先生强调，就必须抛弃卑屈与羡慕的心态，抛弃功利主义的态度，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基础立定脚跟，全方位地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 吾人真欲接受西方文化中之科学、民主、自由之精神，亦须自整个西方文化所表现向上精神上著眼。故吾人今日必须一反此数十年以卑屈羡慕心与功利动机鼓吹西方科学与民主自由之态度，而直下返至中国文化精神本原上，立定脚跟，然后反省今日中国文化根本缺点在何处，西方文化之精神异于中国者，毕竟有何本身之价值，而自一超功利之观点，对其价值加以肯定尊重，最后再看，中国文化精神自身之发展，是否能自补其不足，而兼具西方文化精神之长。而吾人亦将唯由此道，可以言真自动的接受西方文化之一切向上的科学、民主、自由等精神于中国文化精神未来之发展中也。[12] 三、自作主宰地接受西方文化精神的气概 作为“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唐先生认为，“我们，必须互相勉励，以激发其志气，为中国民族、中国文化求开启一新的生机。”我们必须发心立志去通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古今之变，解决百年来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以创造中国民族文化的前途。而一旦我们如此发心立志，我们首当解决的，就是如何去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态度这个“中国问题之旋乾转坤的枢扭”问题[13]。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由于内忧外患，整个民族在精神上产生了严重的虚怯感。由于这种虚怯感，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时，不能首先在精神上、意识上、心灵上顶天立地的站住，因此便不能真正的通古今之变以安其常，于是不可避免的在中西文化相互冲击之下，偏偏倒倒，以至随波逐流、没顶漂流。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胡林翼看见长江中的外国兵舰时，便呕血病倒了。唐先生认为，这一故事所象征的意义，就是中国近百年来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是从一恐怖与怯弱感开始的，连带而生的情调，便是对西方文化的羡慕与卑屈之感，以及自己发愤图强、迎头赶上的善良意志。洋务运动及甲午战争后学日本的富国强兵；新文化运动时变为批判传统文化，提倡英美自由主义，讲科学与民主；九一八事变以后，一部分人又提倡德、意思想。唐先生指出： 贯彻于百年来之知识分子之心底之感情，则始终不免是一恐怖、怯弱、羡慕、卑屈之感；与惭愧、虚心、好人之善之心相夹杂。这两种动机，后者是自动的、向上的，前者是被动的、向下的。[14] 其实，即使是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待接受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也仍然兼有这两种动机，只不过各人分量不同而已。但是，要确立真正的学习西方文化精神的“应然”的态度，就必须将前一种动机斩绝净尽，而树立当下站立、全面融摄西方文化的态度。 客观地说，只要是人，就都有其原始性的弱点。人对于强有力的东西，不能不恐怖；对于财富与荣耀、精明的技术与丰富的知识，往往不能不羡慕。而人有所求于人，便难免产生卑屈之感。但是，忍辱负重的中华民族，所“应然”的学习西方文化精神的态度，仍不当有一卑屈之感，不当以怯弱羡慕的心情去学。中国从前知识分子修养个人自己的第一步，便是“衣敝韫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孔子）；“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杜甫）。个人不必以穷与弱而衰志气，国家、民族亦然。所以唐先生严正指出： 中国今日之知识分子之修养身心，一定首先要堂堂正正的站起来下手。[15]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堂堂正正的站起来”呢？唐先生认为，你充分认识到“中国人当是中国人”、“人当是人”，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站起来”了。“我是中国人，我当然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之自信心。但是我们只须直接自觉我是人，人人便都可有一顶天立地之气概。”[16]犹如陆象山先生所说，“我虽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在任何时候，人必须假定，他什么外在凭借都没有了，而只有赤裸裸的个人，他依然觉得上是天，下是地，我立于宇宙间，其精神足以涵天盖地，通贯古今，这才是真正的自立，才见真正的气概！而这个气概，上不自天来，下不自地来，中不自他人来，而只由自己对自己内在的人格尊严及无尽的不忍之心的自觉而来。对这一点的持守，原本就是中国儒家精神的神髓。 人只要真求成为人，人便须有堂堂正正、顶天立地而涵天盖地、通贯古今的气概。我们每一人，只要把所附着假借于自己身上的东西一念放下，我们每一人便都可有此一气概的。这个气概，原本只是一态度，但此一气概、一态度，却是我们站立起来、自作主宰的先验依据。自己的主宰提不起，—切外来者，便无处栖泊。 我们之所以要发心立志去通中国民族文化之古今之变，消除中国百年来中西文化之矛盾冲突，以创造中国民族之前途，文化之前途，亦即依于此气概才能讲。我们之所以要保存中国历史文化之有价值的方面，要对中国之历史文化有自信心，及要综合中西文化，都是依于此气概原是通古今涵中外而说。[17] 我们要接受西方文化的长处，要力量、要度量、要胸襟、要气魄，这些力量气魄等，只能从内生出，不能从外输入。而自己要有力量、有气魄，就必须先要信得过自己。我如何能信过自己呢？“如果我个人之生命精神，所自生之祖先之生命精神，及祖先所造之历史文化，皆无价值，则我这个坏种，是否有价值亦是可疑的了。”[18]一个与民族生命、文化生命脱离的孤零零的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以此观之，祖先的生命，即我的生命；祖先的文化精神，即我的文化精神，我何忍践踏它呢？他人之长，我学它，我即以我的心胸度量涵盖它，我有何卑屈呢？只有这样，个人和民族的气魄度量才得以建立；只有这样，才可言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的贯通的发展。 基于此，唐先生反复强调： 无论如何，以打倒中国文化之传统，作为接受西方文化之代价，便是缺乏一涵盖自己文化历史之气概。[19] 无承担自己祖宗所遗之文化精神，而能吸收他人之文化精神者，亦未之有也。[20] 千言万语，都可归结到中国今后之知识分子必须先要自立，真正自觉其是人，是中国人。食古不化，固然不好，凡今即是，其弊唯均。人必须先能去古今之蔽，而有一通今古之气概，同时亦才能真有放开胸怀，以涵盖今日之西方文化思想中一切有价值者，而加以综摄之气概。而百年来之中国知识分子，实亦缺乏如此之一气概。[21] 中国未来立国之文化思想，必须有待于吾人一面在纵的方面承先启后，一面在横的方面，作广度的吸收西方思想，以为综摄的创造。此创造并不能期必某一个人或某一时期完成，但是只要大家先能提起精神，扩大胸量，去掉虚怯、卑屈、羡慕的情绪，而有一顶天立地的气概，便能逐渐完成。[22] 当我们确立了这一自作主宰的气概后，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真要求中西文化之融通以创造未来的中国文化，则科学与民主当然要提倡。但是，科学与民主以外还有其他的文化概念与文化精神，对中国未来的文化创造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即使中国过去的文化中比较缺乏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但仍有极其丰厚的其他文化精神如道德精神、艺术精神、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值得保存于现代文化创造中。由此，我们当首先作一“中国人”，将中国自己的文化精神继承、传播和弘扬。 四、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样的西方思想 立定中国文化精神，全面融摄西方文化精神，这是唐先生确立的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基本态度。 在决定我们到底学习什么样的西方思想的问题上，唐先生也有自己非常明晰的立场。早在30年代，他就特别提出了“我们今后所需要介绍之西洋思想”这一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象中国这样的有高尚文化的民族接受其他思想时所应遵循的原则： 一个原有高尚文化的民族，它所需要介绍的其他民族的思想，至少应该合乎下列两条件之一：（一）这种思想是该民族中所感缺乏的；（二）这种思想是其他民族的思想重心。只有合乎这两条件的思想，才值得介绍给这原有高尚文化的民族。不然，则与其空劳精力去作无用的介绍工作，倒不如专从发扬旧有的文化努力！[23] 基于这样的原则，唐先生那时提出，中国应该重点介绍三方面的西方思想，即正统派思想、生命哲学和纯正浪漫主义思想、科学思想。 西方正统派思想是指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至康德、歌德、黑格尔一派的思想。唐先生认为，这派思想自始就是西方思想的主流，西方一般人的宗教、道德、艺术观念，基本上都源于正统派思想。虽然这一派思想与中国正统派的儒家思想多有契合之处，但根本精神是不同的。中国正统派思想是由人生到自然，而西方思想家则由自然到人生；西方正统派思想家多讲严格推理，而中国正统派思想家则长于直觉证悟。在唐先生看来，中国今后学术方法正须要严格推理的补充，所以无论以第一条件或第二条件来讲，西方正统派思想都应该被广泛介绍和接受。 西方思想虽结晶于正统派，但近代西方人的生命情调则主要表现于生命哲学和浪漫主义思想。正统派思想和浪漫主义思想都强调，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享受而在于追求与创造；不在于抚摩爱玩，而在于赞叹崇拜；不在于充实平凡与庸常，而在于发现新奇与神圣；不在于欣赏现在，而在于拥抱将来；不在于体验有限的空间，而在于开辟无限的空间。[24]所以，这两派思想家经常被人交错称呼，逼入歌德、席勒、赫尔德、黑格尔等。唐先生认为，浪漫主义思想是西方近代人内心生活的源泉，近代西方人外部的各种活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各种巨大改造，都有这种生命哲学与浪漫主义思想的背景。此种思想实为西方近代思想的重心，并且中国现在所最缺乏者即为生命力，所以应该介绍和接受此种思想。唐先生这里所说的“生命哲学、浪漫主义”思想，实际上就是他以后著作中更加强调的西方理想主义思想。 至于科学思想，更是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的精髓所在，中国近代也特别重视介绍西方科学思想。但是，唐先生批评近代中人介绍科学思想的机，多是羡慕西方国家的国富兵强，实际上未能真了解科学思想的价值： 中国人过去所做之科学思想介绍工作仍太狭窄，真正讲来西洋之科学思想，最具体之表现，仍在西洋之论理学及科学的哲学。现在要介绍西方思想，自应从西洋之论理学及科学的哲学努力。[25] 中年以后，唐先生在系统地讨论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和重建时，更详细而明确第提出，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必须扩大和超越一般流俗的眼光，从横的方面说，必须英美以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为传统的思想和德法以理性主义理想主义为传统的欧洲大陆思想并重；从纵的方面，我们不能蔽于现代化这一名号而只注意西方近代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工业精神等，而必须同时重视西方文化中由中古传来的宗教精神，以及由希腊传承下来的审美精神和哲学精神。 首先，要平等而全面第学习西方各种类型的文化精神。 我们要平观英美式与德式文化思想，而不能只随英美人之后，骂德式思想。[26]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意识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又往往凝聚成一些核心概念，并环绕这些基本概念而展示出其文化精神。比如，英国文化思想三百多年来的文化传统，由培根、洛克、边沁、穆勒等创立，大体上形成“个人”、“福利”、“效用”、“安全”、“自由”、“常识”、“经验”、“民主”、“宽容”、“公道”、“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等。美国思想出来自英国文化精神的上述核心概念外，还有从法国文化思想中承继过来的“社会”、“平等”、“人道”、“博爱”等，而且，美国文化对“效率”、“成功”的重视又超过英国文化对“效用”的重视。至于德国文化思想，从莱布尼兹、莱辛、康德、歌德、费希特、黑格尔以来，对“人类”、“国家”的重视超过对“个人”、“社会”的重视，“公道”重于“平等”，“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平等”重于“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精神上的自由”Freedom重于“政治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德国文化思想还创造了诸如“理性”、“理想”、“规律”、“自我”、“精神”、“生命”、“存在”、“历史”、“文化”、“全体”等文化精神核心概念。近代中国，由于首先被英国人打败，基于一种功利主义立场和“卑怯”加“羡慕”的文化心态，加之英美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地位，所以定英文为第一外国语，到英美的留学生也最多，而最早、最多介绍的也是英美思想。但是，诚如前面分析的道理，“人要讲文化思想，不能顺势讲，而要依理讲”。[27]“平心而论，近代西方文化思想，说精神深度，气魄雄大，毕竟以德人第一。德人是音乐的天才，亦是哲学与文化思想的天才”。“德国精神，实最能使人心灵上升”。[28]而且，德国文化对理性、理想、自我、精神、文化、历史等核心概念的阐释，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更加相契合，而德国思想重国家、法律也正好与英美思想重个人、重自由民主相互补足。所以，唐先生强调，中国对于英美型文化思想和德国型文化思想“只有平等接受，方合中国之需要。”而“从哲学理念上说，也尽有融通之可能。”[29]“至于德国以外之其他欧洲思想，如法、意、西班牙，以至俄国思想，只要好，广度地说，我们当然皆可摄取。”[30] 其次，必须同时注意到近代西方文化以前的中古与希腊的文化精神。 我们真要解决现代人类文化中好些问题，我们正必须有一未来世界的远景之一些图像，此图像之构成，正须凭借于一近代西洋文化精神与近代以前之古典精神之综合。[31] 说希腊文化中的审美精神、哲学智慧、和谐的人生理想等我们当学习和综摄，人们易于理解和接受，而说到中古文化精神，人们往往便想到黑暗时代、神学独断、宗教裁判所、教皇专制、宗教与科学的不相容、启示与自由思想的不相容等等。但是事实上， 中古之文化精神，固然有许多毛病、许多缺点，然而此许多毛病与缺点，在西方已经近代文化思想之洗涤。现在之西方基督教徒，已不再虐待异端，更不反对科学与物质文明，亦允许人自由思想。则中古文化之病，大体己革除。而近代西方文化之病征，反日益彰著。则我们正当认取近代文化以前之古典的希腊，与中古文化精神之真实价值，以为构成世界人类之未来文化之图像之凭借。[32] 我们也只有真扩大我们的眼界，以平等地视野对待西方近代文化思想与古典文化思想的价值，而不只以近代思想之标准为标准，我们也才真正具备涵盖西方文化精神的气概，而更能够充量接收西方文化精神的长处。唐先生甚至通过对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诸多代表人物如斯宾格勒、桑塔耶那、胡塞尔、海德格尔、柏格森、汤因比、索罗金、雅斯贝尔斯等的反省得出结论：“不甘于只是一彻底之近代主义者，而要回念希腊与中古，正成了二十世纪之人生文化哲学之主潮。”[33]在唐先生看来，只要我们从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的束缚中解放超拔出来，懂得近代精神不必全是，而中世纪精神也不必全非，这就可以使我们眼界放宽，胸襟扩大，而养成对整个西方文化精神的一涵盖的态度了。有了这一涵盖的态度，我们就自然会明白： 我们如真以广大心说，我们当说，世界人类将来之理想文化，乃基督教、儒教、回教、印度教、及一切人类文化精神中有价值者之互相承认，互相了解，互相贯通，以见宇宙人性之所一。而此宇宙与人性之所一之逐渐被自觉，才是人类和平天下一统之真实基础。而各文化系统之所异，则是各发展其所长，使世界文化有好的—，又有好的多之基础。 将来世界文化的大问题，是西方之基督教、中国儒家、印度与回教中之—的精神，如何互相了解，知其所同然者何在，而互相汇通，以见人类文化之太一。[34] 即使对“现代世界”所彰显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诸如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团意识、国家观念、产业发展、科学精神、宗教精神等等，我们也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从根上学习，而不能再只是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觉得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 根本上，我们要建立一超越的涵盖西方文化思想之全局的气概，以此气概立定脚跟，我们便可以逐渐对英、德、美等各国思想与中古精神及近代精神，进行全面的理念上的综合，而将它们全部融摄于中国文化精神中，这才是真实的、真正的文化创造，也才是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精神“应然”和“当是”的态度。唐先生说： 我们有种种理由，相信中国民族之精神生命与文化思想在强度、密度，及某一方面的深度，都尽可不如西方人，然在高度、宽度、厚度方面，决不在任何民族任何文化系统之下。……五千年的文化精神的光辉，就在一切神明华胄的内心深处，它一定要昭显出来，去照耀祖国，照耀世界，使世界成为一各种民族文化不相凌驾，一方各自独立生长，一方互相融摄，而具体的实现太平、太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至于于无数的具体的问题，由经济、政治、社会、日常生活，至伦理、宗教、文艺、哲学等各方面之具体的问题，与相关联之具体的事业，则待我们从各方面去用心，去从事。[35] [1]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上），第9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上），第9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3]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上），第9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4]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上），第94－9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5]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上），第9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6]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上），第9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7]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5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8]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第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9]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第4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0]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545-5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1]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3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2]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55－35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3]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23－2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4]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2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5]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2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6]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2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7]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8]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上），第10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9]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2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0]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1]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3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2]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3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3]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54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4]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54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5]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5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6]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5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7]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8]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3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9]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3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30]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31]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38－23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32]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4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33]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4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34]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5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35]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下），第258－2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