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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人文精神的会通及中国文化精神的重建[1] ——唐君毅论中国人文精神（下） 何仁富[2] （ 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所长） 摘 要：唐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建及中国未来文化的创造，必须是在自作主宰的基础上于学理上、精神上、观念上、思想上将中西方文化精神全盘打通、涵盖融摄，再综合创造。大体上，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建立起自己立根立足的超越理想和理性心灵；明了各种西方文化精神形态赖以成立的共同理念基础；反求诸己以寻找我们欲学习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内在根据以达合内外之道；充量理解西方文化精神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纯粹精神文化、中国社会文化精神以及中国社会生活等。 关键词：唐君毅 中西会通 中国文化精神重建 按照唐先生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是不可能有抽象的人的，人总是在文化中，在创造文化，在被文化创造，在被文化说明。“人当是人”，实际上是表示人必须有自己别于“物”和“动物”的“人”的“文化”，“人”是靠这种“人的文化”说明的。“中国人当是中国人”，实际上是表示中国人必须认识到“中国人”之别于“非中国人”的文化标识，“中国人”是靠这种“中国文化”说明的。“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当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实际上是表示处于“现代世界”的“中国人”不可能还只是“传统”的中国人，而必须是将“现代世界”的“文化”要素内化于自己的“文化”之中的“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因此，说明“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当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核心依然是在确立起“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对于接受西方文化精神的基本气概和态度后，怎么样立足于“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精神而融摄西方文化精神，进行真正意义的“未来中国文化”即“现代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创造”。唐先生《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以及《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讨论这种“创造”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的。可以说，唐先生是20世纪中国思想家中在这一问题上用心最多、最细而又最平实的一位思想家。 唐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建及中国未来文化的创造，必须是在自作主宰的基础上于学理上、精神上、观念上、思想上将中西方文化精神全盘打通、涵盖融摄，再综合创造。大体上，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建立起自己立根立足的超越理想和理性心灵；明了各种西方文化精神形态赖以成立的共同理念基础；反求诸己以寻找我们欲学习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内在根据以达合内外之道；充量理解西方文化精神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以现代世界的眼光重建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纯粹精神文化的重建、社会组织的重建、社会生活的重建等等。 一、超越的客观的文化理想的确立 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缺陷，按照唐先生的理解，是“在中间一段少了一截”。先秦儒家思想发展到《易传》，就成立了一个对于宇宙的终极的概念，这就是“太极”，汉儒用元气来注解太极，魏晋人用无来说明太极；宋儒又在太极之外再立一个“人极”，求人能尽性而天理得以流行，这样用理来贯通天与人，太极与人极、人道与人文便都有了形而上学的终极意义。[3]但是，贯通“太极”与“人极”的“皇极”，即全幅人文的大化流行，也就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国家法律、民主自由、宗教精神等等，还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借用黑格尔哲学术语，“人极”者，主观精神也；“太极”者，绝对精神也；“皇极”者，客观精神也。换言之，中国文化精神建构起了自己的主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却没有主观精神通达绝对精神的客观桥梁。这就是唐先生说的中国文化“在中间一段少了一截”。“此所少之一截，即可谓由于中国圣贤之道，只有一自上而下之自觉地重实现的精神，而缺乏一如何使凡人之精神，以次第上升之客观路道。”那么这一“客观道路”是什么又从何建立呢？唐先生说： 此客观路道，吾意即指“内心理想之分别客观化而超越化，以成一超越而客观之理想；及自觉地使此理想，表现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诸领域、各种社团之组织、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工业机械文明、国家法律，及民主自由与宗教精神等”。 [4] 换言之，在唐先生看来，作为“皇极”的客观精神，本质上只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对象化”，而这一客观化、对象化的前提条件，乃是人怎么样将自己纯粹属于“主观精神”的理想“客观化”、“超越化”，而建立起一“超越性”、“客观性”的理想。因为只有理想具有客观性、理想性，才具有普遍实现和客观对象化的可能，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普泛的人文世界。 理想是我们自己的精神与他人精神甚至上帝精神相通的媒介。人的精神的上升，根本的就在于对客观理想的执着。当我将自己的内在主观精神客观化为一超越性理想时，我就会感到，一方面，理想与现实有一对峙，因为理想还不是现实；另一方面，我也会感到，他人与我成一对峙，因为他人还不了解我的这一理想。与此同时，我也会产生将这两种“对峙”分别贯通与统一的自觉。于是，“吾人之精神，在此乃客观化以附托于此理想；并由此理想为媒介，以与他人之精神相贯通；因而可说此理想与人我之精神，同属于一客观精神。”于是，我便在现实中“要求他人精神亦任持、承认此理想，而与我共同表现此理想，以共实现之于现实世界，使有现实的客观性与具体的普遍性。”[5]我们自己也只是在感觉到这一理想逐渐成为我与他人贯通的媒介时，感觉到这一理想成为他人或社会的公共理想并实际的客观化于他人社会或现实世界时，我们才感到这一理想不再是受我们自己的主观精神的限制，与此同时，我们会感到那理想成为扩大我们心灵境界的东西了。所以，注重客观理想的建立及其实现，既是创造客观人文世界之“皇极”的前提，也是使我们自己“自拔于自然生命之惰性之路”的重要手段。因为理想之为他人所任持，即可以扩大我们自己的心灵境界；而具体实现理想于现实世界，即精神理想向现实世界流贯，精神就可以增加其厚度，并形成皇皇人文世界。所以唐先生强调： 由重视理想之超越性、客观性，而“向客观之他人或社会有所要求”、“感外有阻碍对待”、“心为理想之特殊内容之限制”，亦有直接使人精神上升之道德价值；兼有成就西方科学精神、生产技术、工业机械文明、客观社会文化领域之分途发展、社会文化团体组织、国家法律意识、民主自由精神之文化价值。此皆中国先哲之所忽，而吾人当虚怀究心者也。[6] 当然，强调理想的超越性和客观性，并不是要忽视“主观精神”本身。事实上，一切“理想”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显现，一切现实的文化活动及其成果都是我们内在的理性心灵开出的花朵。 唐先生在一篇讨论中国的社会精神重建的论文中，就专门讨论了东西方各自重视的个人、社会团体、伦理组织、国家，说它们都是我们的理性心灵“将人我平等观，而客观化、普遍化我们之心之精神要求”的“正常表现”：以我的整个心对一定人之整个心，在有一定的相待态度中，人我之心相互客观化而直接贯通统一，这就是中国文化所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的五伦关系或伦理组织；以我的整个心对不定数的其他人的整个心，在不定的相待的活动中，求人我之心相互客观化而贯通统一，这就是表现为中国式过去的社会团体，如由父子兄弟朋友之伦、邻里关系扩大而成的宗族会、宗亲会、同乡会、讲学会、诗酒会等，事实上，中国过去民族意识中所谓的民族，也可以归为这种社会团体的扩大；以我的部分心与不定数的其他人的部分心，本着特定的抽象共同目标为媒介而结合，求人我之心共同客观化于这一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事业，求人我之心的间接统一，这就是一般西方式或现代式的社会团体组织；各个分别依据特定的共同目标而分别表现人我之心的、间接统一的各社会团体及其事业之间互相配合、贯通而统一，以表现我的整个心的各个部分与他人整个心的各部分之间分别的、间接的统一和互相贯通，并由此客观化我的整个心于外在客观世界，这就是西方式现代式的国家组织。[7] 二、西方文化精神大本大原的理念的探寻 从内向外看，当我们将自己的“主观精神”客观化、超越化时，就形成我和他人共同为之努力的文化理想，这文化理想的的客观性、公共性也就证明了它的现实性、普遍性。据此，我们就可以在文化理想的实现过程中创造出链接“人极”与“太极”的“皇极”人文世界，补足中国文化精神中所欠缺的“中间一截”。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从外向内看，将我们所遭遇到的“现代世界”的各种文化精神所依据的内在理念亦即其“主观精神”找出来，这样，我们在接受和学习西方文化精神时就不是只功利主义地学习其“然”，而且是要全面、系统、深刻地学习其“所以然”，以便自己综合创造自己新的文化精神。 通过对西方文化精神纵向和横向的全面检讨，唐先生认为，“现代世界”的西方科学、工业文明、阶级、国家法律意识、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民主自由精神等等，都是依照同一理念而成立的。 西方科学精神在根本上是以思想概念分析客观事物的精神，即对客观事物的共性、普遍性的自觉意识的精神。概念的内容即共相、共性或共理，它是普遍的，即超越于特殊事物、超越于我个人的主观经验，是能为他人所共同认识、也可以再表现于未来经验或可能经验中的同类事物的，因而是理想的、公共的、客观的。唐先生认为，科学精神，就是试图将事物的共相、共性、共理都变成科学概念的内容的精神，也就是使我们的心常向往于共性、共相、共理的世界之精神。由于这些共相、共性、共理既与—切同类的未经验事物相通，又为他人之心所可以认识，所以，我们如果真具有科学精神之心，我们的心就可以透过共相的普遍性、客观性、超越性而成为一普遍心、客观心、超越心。人们一方面由思想而内在地表现这些共相、共理于自己的心，另一方面又用文字以外在的方式表现我们的科学概念，以促进他人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人们依据科学精神认识事物的共相、共性、共理等，并依据所获得的普遍性知识解释新事物，又由新事物产生新知识，如此即不断成就科学知识的世界。这一科学知识世界，在唐先生看来，乃是无数人的科学精神互相合作、贯通而逐步成就的，所以是“一客观精神之表现”。西方科学精神最初源于希腊的科学、哲学精神，本原上纯为“观照”的，其理想对象就是“理”。柏拉图的“理念”一词充分显现了这一科学精神的本质。唐先生说这一以人自己的理性活动“观照”客观事物之“理”的科学精神，乃“西方文化精神之本原”： “此种精神，如人之立于大地之上，而四射其心灵之光辉。此光辉之所著，固为一一确定之理或理之形式。然此心灵光辉之弥沦照耀，亦上下皆不着实际之存在的。此精神之上达，而求着实际存在，即成为一绝对精神实在之认取，此即西方中古精神；而其下达而求着实际存在，即求知自然之理，并依之以改造自然世界，或制造出理想中之事物，以符人之情意上各种特殊要求。近代戡天役物之工业机械文明、生产、技术、机械之模型、技术之方法，皆依若干有特殊规定之“理之形式”以成，而用之以融铸物质材料，而使吾人之理想中之事物，得客观化于自然世界，而成为人所共识、共享用，亦兼以贯通我与他人之精神，而成为客观精神之媒介者也。”[8] 由此观之，西方科学精神、工业机械文明、生产技术等，都源于人的精神以“理之形式”或概念内容或理想事物等规定其自身，并表达于文字，或由机械与一定技术方法制造出现实事物，进而成为成就整个“客观精神”（用唐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术语，就是作为“皇极”的“全幅人文世界”）的媒介。 阶级对立是依于对人的外在普遍性的自觉意识的精神。客观来讲，阶级的产生当然通常与战争、掠夺等有关，而阶级的保存和延续则多是因为其对人有利或表现某些其他价值之故。但是，唐先生强调，“阶级成立之自觉的心理基础，则唯是赖同阶级人之抽象的共有属性之自觉。如同为战胜者、同血族、同握有生产工具、同政治地位等。人恒通过此抽象共有属性之自觉，以集合同阶级之一切人，而有一阶级之统—意识。”[9]这就象我们通过对不同客观事物共有属性的自觉意识，而将不同客观事物统摄为一个类一样，类概念及其表达的对象，是我们认识事物共有属性的客观化结果；阶级或阶级制度，则是人的阶级统一意识的客观化的结果。两者之间的不同只在于，在阶级统一意识中，同阶级的人间往往还会强化彼此之间依于人性本身的亲和感和互相关注之情，而对阶级之外的其他人，则往往以阶级统一意识为界限，而减弱人性自然的亲和之情，甚至产生相互的敌意。而以概念统摄事物的“类”概念及其活动，则为纯粹理智的产物。 社会团体意识是依于对人的内在共同属性的自觉意识的精神。由于阶级的产生，只依于对个人外在属性相同的自觉，而并不依于人的内在天性、精神目的相同的自觉，所以，阶级团体，往往会被依于“内在天性之仁爱之流露”或“由内在精神目的之共同”所形成的“社会团体意识”所冲破。大体上说，前者是中国的情形（如同乡会、同学会、宗族等等社会组织），后者为西方之情形（如企业、事业机构、学术社团、学校等等组织）。唐先生说： 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之成立，一方依于吾人之肯定社会文化领域之分途发展，以四方八面地表现人精神于客观世界；一方即依于每一抽象而共同之超个人之文化理想，皆可集合若干个人于其下。每一社团，吾人皆可视之为由“人之将其精神凝注于超个人之文化理想，并求普遍化、客观化此理想于他人，以此理想为人我之精神、行为、生活之交通之媒介”以形成，是即一客观精神之表现也。[10] 国家是综合各阶级属性以及综合社会团体文化理想的精神的客观化。一方面，人由外在属性的相同而产生阶级统一意识，并以之客观化为阶级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人又通过客观化我们自己怀抱的某种特殊文化理想，以形成社会文化团体。有了阶级、社团，人就会进一步试图统摄各阶级、各社会文化团体，以协调各阶级的相互冲突，并且使各社会文化团体的任务不相冲突，从而便要求有一高于阶级和社会团体的组织的意识，这就是国家意识。阶级、社会团体是我们外在属性的共同或精神文化理想的共同而客观化的产物，国家则是我们的“综合各阶级属性或综合各文化理想之精神”客观化于现实世界。 法律是使各阶级、各社会文化团体与个人的活动互相规定、互相制限以成就国家统一的精神的客观化。而民主自由精神的实质则是共同遵守规则和法律以维系社团及国家统一的精神。社团、国家虽然比个人为大，但是，正是个人客观化其理想等的精神支撑着社团、国家的现实存在。要让构成社会团体和国家的每一个人发挥其支撑社会文化发展及各社团、国家之存在的才能，就必须让一切人平等；同时，一切人应该在从事任何社会文化活动时，同样享有充分的自由，以表现其个性与创造力；而且，社团的规章和国家的法律，必须由参加的分子共同制定，以共同遵守；社团的行政、国家的政治，应该是主要为了增加社会福利、促进文化发展及保护国家的存在；因而，政府的行政必须不违背法律，并不妨碍或兼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如居住、迁徙、财产、婚姻、名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选举、被选举等自由权利；社团领导人及政府，也必须由支持社团、政府的存在的社员或人民所选举出来的人组织，并受社员与人民的监督；这就是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11]唐先生认为，“民主自由之精神，乃西方文化中之圆而神的精神，运于其社会之重组织、社团之重规约、国家之重法律之方以智精神中者也。”[12]自由民主精神的功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个人的主观精神可以凭借其永远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客观运用，而保持其精神客观化为社会文化团体及国家的现实通道；二是使客观的社会团体与国家政府不致于以其规约与法律，成为个人主观精神的束缚，不致妨碍主观精神的生发和创造；三是使社会团体及国家能够在相应规约和法律制度下随时更新其形态，更新其领导人物与管理者，从而使社会文化可以日趋进步。 唐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精神中的民主自由之精神、尊重国家法律、重视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以及阶级意识、工业机械文明、生产技术、科学精神等等，实际上表现了一整套社会文化精神，它们都是依于对客观超越理想的肯定，并由此以获取普遍的“理”、创制现实的事物、集合人群而产生的。其中，除阶级意识因为时代的发展可以废除以外，“其余皆源自一本，相待而成，如加以分割，只取其一，则为不备，而不免无效果，或流弊日出。”[13]所以，我们在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精神时，就必须从根本入手全套而取之，要从肯定客观超越理想的精神着力，并以此伸引中国文化精神中固有的相同的精神元素，使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此， 吾人……依于肯定客观超越理想之精神，伸引吾固有文化中相同之绪，以全套而取之；则吾人将能在覆天盖地之中国精神中，建立一使一切庸众与小人，皆得一精神上升之路道，亦完成中国文化之本当有之发展。中国文化精神，真不畏自然生命之堕性之拖下，而吾人可建立吾人之金字塔与—十字架矣。[14] [hrf1] 三、中国社会文化精神的重建 客观超越理想乃“皇极”的“人文世界”之所出的根本；而西方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原本出于同一理念，即西方文化精神内在的客观超越理想。明白了这两点，就意味着懂得了中西文化精神的大本大原，找到了中西文化精神融通的根基，确立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契合点，也寻到了中国文化构建自己的“十字架”和“金字塔”的支撑点。但是，要真正将中国文化精神重建这把巨伞撑开，还需要进一步明白这些西方社会文化精神之于中国文化的现实价值，并努力将之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的相关文化精神综合、融摄，以构建出新的“现代世界”的中国文化精神。 西方社会文化精神之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从多方面为中国文化精神中人的主观精神通向客观精神架设起了多个可能性通道，在“人极”和“太极”之间撑开了可供攀缘的“十字架”。因为当我们重视科学知识世界的开辟、工业机械文明的建设、社会各种文化领域的分途发展、建立国家法律意识、落实自由民主精神时，我们的精神就会遭遇到似乎“处处有一特殊内容之规定”，好像受到某种限制，并且时时感到有某种外在东西在阻碍，而迫使自己向上提升，于是便有一种“向上如十字架以撑开之轨道”呈现于我们的精神前面[15]，我们可以沿著它走向超越理想的客观实现，创造现实的人文世界。 科学研究重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共同规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特使事物能够为某一个共同规律可以穷竭其所有特征，任一具体事物，往往都是多个、多方面、多层次共同规律相互交贯而得以说明的，由是，科学研究就使我们的精神通过纵横交贯之共同规律而向上攀升，如十字架得以撑开。工业机械文明可使不同的物质之间进行力的互相转化，物质形态互相变易，这就使各分立、独立的物质力量、物质形态呈现纵横交错的文理，进而使我们对物的各种理想得以在自然界世实现出来，这也使我们的精神向上如十字架以撑开。社会文化领域的分途发展，个人参加不同社会文化社团，也是使我们的精神如十字架以向上撑开，其理更易明白。 就自由民主精神而言，由于在政治上中国过去各社会文化领域分途发展之势不显，缺乏各种社会文化团体的存在以为政治民主的后盾，所以，尽管中国过去社会本来有较多的个人自由，但是，“人民积极自动的对政治负责之精神，未能充量的表现，而人民之自由权利未经宪法之明白规定，而受法律舆论之保障，则人民虽实际上甚自由，其自由亦随时可受暴君之剥夺。”由于自由民主精神的充分显现，必须建立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分途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充分发展、国家法律被普遍遵守等前提下，所以唐先生强调，中国将来自由民主精神的进一步表现和发展， 必须表现于人民之尽量运用民主精神，以共立一切社团国家之法，共商一切社会国家之事；运用自由向上之精神，以从事于各社会文化领域之分途发展，形成并行不悖之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为人民有力以限制政府、督促政府，或支持政府，以强固国家之基础；并运用自由民主精神，以共要求对政治负责，而要求对政治负责之精神，亦宜与一新道德精神结合，则自由民主之精神，使中国人精神上达之价值，终将大显也。[16] 由于自由民主精神在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的传统中充当着“圆而神”的角色，它又必须建立在社会文化分途发展、社团组织的建立得以充分展开、国家法律被普遍遵守等的基础上，而在中国“圆而神”的文化精神传统中，恰恰又特别缺乏社会文化分途发展、社团组织充分建立以及对国家法律的重视等“方以智”的基础，所以，唐先生对于民主自由精神在中国的生根、成长甚至在整个世界文化构建中积极作用的发挥，特别强调了社会文化分途发展、社团组织的建立以及国家法律意识的遵守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偏重于视人文世界为人的内在心性的实现或自然流露，人文世界的功能只在于，在人的全幅心性包覆涵盖下直接陶养人格精神。传统中国文化精神并不看重人文世界所具有的客观的表现我们精神的意义，因而也就不重视去分途发展超个人的人文世界本身。如此，则“不免偏于只能卷之则退藏于密，而不能放之则弥六合，是则中国文化之伞，仍未撑开也。”[17]为了撑开中国文化人文世界的大伞，唐先生认为，我们必须一方面把稳中国文化精神之本源以为躯干，明了人的整全心性，其高明广大本足以涵盖天地，其敦厚笃实本足以顶天立地，因而坚守中国文化精神本身具有的通于大道的识度气量；另一方面，又必须让各个人献身于各特殊的文化领域，促进人文世界的多方分途发展，以伸长中国文化精神身躯的四肢、茂发中国文化精神树干上的枝叶。这样，由身躯而四肢，由树干而枝叶，是为由本以成末，本末得兼。四肢不灵，枝叶便必然凋零，进而则躯干也将日益孤寒，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危机。中国文化精神的在创造，必须是走“灵四肢”、“茂枝叶”、人文世界多方分途发展的道路。 各种人文多方分途发展，便可形成中国未来社会文化的新形态。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文化团体组织依自由民主精神逐步形成，则将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新模式。有分立并存的社会团体组织，就必须有统摄调整维系其间关系的国家法律，否则，由社会团体组织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社会分裂就将招致人文世界的分裂，并形成各个人对文化理想的偏执与人格精神的片面化；同时也将使中国文化精神中顶天立地、涵天盖地的精神彻底倒塌，如此，躯干本身的生命精神就将因全部散落在四肢与枝叶上而死亡。所以唐先生强调，我们绝对不能离开国家法律讲纯粹的民主自由和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我们讲民主自由与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必须与国家法律的观念一起讲。只有确立起国家法律观念为分立并存的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的统摄原则，并充分保障分立并存的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与个人的活动，文化的分途发展才可能有其社会性的、秩序性轨道，而免招致社会与人文世界的分裂。这样，个人虽然只献身于社会文化的某一方面，却可免于文化理想上的偏执，其人格精神也不会真片面化，他将仍然能有顶天立地、涵天盖地的气度和识量这一躯干，以持载和推进社会文化全体的枝叶向上生长。 以中国文化精神为躯干，以建立国家法律意识为保障，核心在保障社会文化的分别发展，以使我们的文化精神有四肢枝叶伸展生长，撑开我们的人文世界的大伞。在现代世界，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伸长，还必通过国家内部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以与世界文化相交流而实现。所以，要真成就文化精神的健康发展，我们还必须肯定国家以上的天下或世界性的人类社会组织。唐先生认为，国家只是我们个人的文化意识通过国家内部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枢纽”；此“枢纽”的作用，在于保障我们个人的精神有轨道，以通接于人类全体文化与世界人类全体。唐先生还据此提出了“世界性之文化团体”以及“世界国”的设想： 吾人必须有不绝灭已成国家，而使吾人仁义之心，通达于天下世界之道路，以向往一整个人类组织，即世界国。此道路，吾意唯有先由国家中不同社会文化团体，越过国家之界限，以相通接，成世界性之文化团体，以促进世界性之文化交流，使各国家民族之文化精神之差别处，互相了解，而或由异成同，或互尊其异。此世界性之社会文化团体，即可为世界国之社团基础。此世界国之任务，则当有如国家之保护个人与国内社团与国内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而以保护世界之一切国家、世界性之文化社团，与世界之个人为责任。世界国保护各国与世界性之文化社团，国家护持一国内之文化社团。每一个人即为国内之公民，亦为世界之公民。每个人以义道尊人之国，以仁道爱自己之国。充仁道成礼道，敬世界国，充义道成智道，分别肯定世界各国社会文化多方发展，与各世界性文化社团之价值。则世界国与各国，世界文化与各国文化，相依而俱存，皆为个人之仁义礼智之心所持载，则民主精神，可表现于国与国间，而个人之自由的向上尊重文化之精神，亦伸展于世界矣。[18] 通过国内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以及依于人心人性的扩充在世界范围内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再润泽之中国式之生活情趣，鸡犬在户，五谷在田，牛羊在野，而工厂在林水之间，父子兄弟，怡怡如也，皆有礼乐文化之生活，以陶养性情，兼对文化有所贡献，世人之精神乃无所不运，而六通四辟，皆有轨辙可寻，而生意盎然矣。”[19]如此，我们借西方的国家精神以充实自己文化精神的过程，就又可以转而以我们的文化精神去裁抑西方的国家精神了，我们便可以将中国文化精神立身之本的仁心仁性充扩于天下，而促进人类文化和世界和谐的发展。 四、中国纯粹文化精神的重建 唐先生认为，“社会文化之全面发展，必须以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生活情趣等，纯粹精神文化之大盛为归宿。”[20]所以，唐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创造的讨论，最后是落脚在纯粹精神文化的重建上的。 关于哲学精神的重建。唐先生认为，中国固有哲学重妙悟、重智慧、重体证，而略论证与批导辨证。所以，中国哲学的重建应当摄西方哲学的精神以补所缺，也就是要使论辩者皆归于体证又为体证所充实。 论辩与体证之所以不当相离，正如仁与智、言与行，可相互为用。体证依论辩中理性之流行，以为轨辙，正所以使体证者，亦得流行以增益。又兼所以使吾人之所体证者，既充实于自己，亦满溢于他人之道。论辩而各有真实之体证在，即所以使心灵光辉之扬升，不徒如播弄理性之虚姿，而有活泼之精神生命，顺所体证者之流行而流行于论辩之中。[21] 关于文艺精神的重建。唐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根本上是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其功用也主要在于润泽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并未能成为一独立的文化领域。而在西方，则文学艺术很早就成为一独立文化领域了，文学家、艺术家多献身于文艺，并注重以文学艺术想象提升人的精神而鼓舞其生命。中国未来的文学艺术，应该既保持中国过去文人重各方面人文陶养以养气的精神，并辅之以高明的智慧与敦厚的德量，但同时又需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专门的文学艺术，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 关于宗教精神的重建。唐先生强调：“吾理想中未来之中国文化，亦复当有一宗教。”[22]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很多论述者都强调“中国无宗教，亦不须有宗教。”但唐先生认为， 在今日，则吾人既当由吾人之精神之四面撑开，以客观化为各种之社会文化之客观精神；则同时亦即当将吾人精神自我之统一体，即天理天心之在吾人内者，亦推举而上以客观化为：统摄“分别发展之社会文化之各种客观精神”之一客观的“绝对精神实在”。是乃于天人合一中，再分开此天与人，亦即再分开道德与宗教，使宗教重成为社会文化之一领域。此乃理之所宜然，义上之所当然。[23] 当然，唐先生所期望建立的“人文宗教”是不同于同时又函摄传统宗教的： 吾人宗教精神，乃对神全无所希慕欲望，而纯由吾人道德文化精神自身所建立，以表现吾人心性之高明，与文化精神之广大者。[24] 吾人所向往之新宗教精神，虽异于人类过去之宗教与宗教精神，然吾人对一切人类过去之宗教圣人，皆不排斥，且当肯定其特殊之价值，而兼承认之。[25] 吾人所向往宗教精神，包涵对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之崇敬，即包涵对人文世界中已成一切宗教精神之崇敬，即包含对一切宗教圣哲之崇敬。吾人正当聚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与无数圣贤于一堂，以相揖让，而供之于中国之新庙宇。[26] 关于伦理道德精神的充拓。在唐先生的人文思想体系中，道德是处于最核心地位的，一切其他文化形式都是从道德理性上立根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就是人文的礼乐精神，是建立在中国伦理道德精神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重建”，并不意味着中国伦理道德精神也必须以“重建”的方式获得新生。相反，在唐先生的人文思想体系中，中国文化之所以没有能够充分“现代化”，主要的就是内在于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一些合理因子没有得到充分的扩充拓展。用孟子说“四端”之心的话语说，“苟以充之，足以安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伦理道德精神，唐先生认为，应该是按照“现代世界”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要求而努力充拓它。 首先，当充拓儒家利用厚生而不重格物穷理的道德精神。唐先生认为，儒家知道利用厚生以成人文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是，儒家不重格物穷理以发达科学，不重观象制器、变化万物以合于当有的人文理想，所以儒者精神最终也将会退墮而自处。在唐先生看来，儒家对物的理想的实现，必须靠对物表现真正的格物穷理及观象制器的精神。 格物穷理，而使吾人之智照之明，贯入于物之中，而照明物理，亦即照明此心于物之中，而于物见心。观象制器，以实现人文理想，即所以使物质之世界，由顽梗而化为宽柔，由对人无情而对人有情。此皆吾人既以成己，亦以成物，而贯彻中国文化精神之一道也。[27] 其次，当充拓“敬”、“忠”的道德精神。个人主观精神要通接于客观精神，根本的需要各种分别发展的文化活动以通接于客观的社会文化领域与社会文化团体，再透过国家以及于天下。在未来社会中，由于社会文化的充量发展，由普通个人至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君”之间，有一庞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君”的重要性必然大大减轻。此“君”将日近于有位而无权责的人，只为天下一统或国家一统的象征。所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精神中的“敬君”的道德，也将只为一精神上的向往而非实际的对“君”负责。而代表个人精神实际通接于客观精神的道德，当为个人对社会文化理想的忠诚，如对经济上之公平、政治上之公正、学术上之真、文学艺术上之美善、宗教中之神圣的企慕爱好；对依文化理想而形成的社团、国家、其他世界性人类组织及其法纪的尊崇；对文化领域中同道、同志、同事、同业、同为一国公民或世界人民的合作精神；对历史文化的虔敬、对人类未来前途的遥远的爱等等。 再次，当充拓中国传统的“五伦”道德。在传统五伦中，家庭之伦占其三，唐先生认为“有太重家庭之失”，所以，现在必须扩大我们传统的伦理关系，以充量表现人类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父子之伦见生命纵面的上下通流；兄弟之伦见生命横面的左右舒展；夫妇之伦合二家之好，使一家人的具体生活通于他家而合二家之内外；朋友之交以道义合，是整个精神人格的相敬，这是横面的“敬”的扩充；君臣也以道义合，君仁臣忠，又表志气相通，这是纵面的“仁”之扩大。这就是中国过去的五伦系统。唐先生认为，“吾人今扩而大之，则人当有对一抽象文化理想或向往真善美之价值之忠诚，以成为吾现实自我对理想价值之道德。此即开出一吾现实自我对吾理想自我之一伦。”[28]由此，自我的精神即增一内在的伸展。当我们依一文化理想或价值向往与同道、同志、同事、同业集成社会文化团体时，依于共同的理想，我们的自我就会与他人的自我精神相感通，使各自得以尽责以同尽忠于共同理想的实现。这种对同志、同道、同事、同业的合作精神，就是“义”道的表现而为“友”道的扩大。 总之，由道德观念的扩大，我们就会充分认识到，在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过程中，人在社会中“依位分以定实际职责”是极其重要的，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团体中、在不同的位分上，既享有各自的充分自由以发挥自己的才性，又各自尽责相互尊重与配合共同实现文化理想，如此，作为充量发展的人文世界的“皇极”就可以建立起来，中国文化精神的“十字架”和“金字塔”就会完全撑开出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于雷雨之动中，即人生之所息。吾人以此心存此志，则皇极已立于吾当下之心中，透过吾此心以显，则此雷雨之动之世界，亦即皇极之理想人文世界正向之而立之世界，又岂远乎哉。直下承担，见诸行事，是待善学者。[29] 对我们当下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我们作为文化传承者、文化创造者的知识分子来说，根本的是怎样如唐先生所说的“直下承担，见诸行事”！ [1]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2003年度项目”和“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 [2] 何仁富（1966，6—— ）：男，四川平昌人，浙江传媒学院社科部教授，四川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所长，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3] 参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第3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4]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5]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6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6]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65-36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7] 唐君毅：“理性心灵与个人、社会组织及国家”，《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16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8]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6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9]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6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0]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6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1]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2]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3]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4]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5]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6]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4—3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7]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8]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9]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0]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1]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2]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3]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4]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5]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9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6]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9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7]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9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8]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9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9]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40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hrf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