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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精神病痛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痛﹐其来源与后果 唐君毅 一﹑一些感想 一年来我一直想写此文﹐又时有不忍多言之感。但是近来有几个刺激﹐使我萦回于心﹐所以勉力写此文。此文原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生活之重建。共分三篇。上篇即此题﹐所论比较浅。中篇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罪过之精神此的大赦之道路。下篇名反求诸己之精神﹐与现代文化生活之融通。中下篇是从更深处﹐论一些我们的精神上的自救之道。希读者教之。 我最近所受之几个刺激﹐一是我最近得着一病中的在美国之中国朋友令人感动的信。说到他自觉自已的德性﹐不如莫有什么知识的乡中父老远甚。同时亦说到他所见的中国之学者名流﹐亦大都在人格上不及中国之乡下人。以至说到现在办教育﹐亦尊师不如重道﹐因人师难求。又我一次偶然与一外国的基督教徒﹐谈到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我随便说到现在是一变态的时期﹐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不免失常。但将来会逐渐恢复。他即忽蹙额﹐如有所思﹐只说一难字。礼貌地转到其它的话了。我数年来﹐又在此间之外国大学兼课。据其中的职员说﹐外国人在外表上对中国人虽有礼貌﹐但在心底上总是看不起中国人的。我前天又在民主评论社﹐把大陆评梁漱溟先生的思想的文章找来看。看了其它好多哲学教授﹐被迫所作的批评辱骂的文章。此种种刺激﹐真使人百感交集。究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在天地间存在的权利﹐都若使人不能无疑。 我并不承认中国之文化与哲学不及西方。亦不承认中国人之道德生活一定不如他人。至少中国的农民﹐下层的劳动人民之德性﹐是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人所共同承认的。对日抗战时期﹐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士兵的英勇﹐是友邦军队所共称赞的。千千万万在外国或殖民地工作的华工与华侨之勤俭忍耐﹐是中外人士所公认的。就是在香港﹐如果我们不着眼于高等华人﹐与一般知识分子﹐而着眼于下层人民﹐我们亦随处可见他们的勤俭忍耐。这几年香港工业的发展﹐亦大部份是勤俭的华工之功。我住的房子窗门之对面﹐楼上有许多织席子为生的女工。我每在半夜起来﹐总见她们在那里工作。 知识分子不祭祖了﹐但是下层人民在岁时过节﹐仍照常点香烛祭祀。知识分子反对孔子﹐但是曾经有一小布店的老板来拜访我﹐说他只知孔子好。而此地的外国兵士﹐恒一到星期六﹐便尽情享乐﹐夜深回营﹐常烂醉如泥。与他们同车﹐看看其身上的毛﹐总不免使人想到其入文明时期之短。在此点上﹐ 中国下层人民的朴实﹑勤俭﹑敦厚﹐无论如何是较可爱的。这种德性中﹐反映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之陶养的积累﹐通过自然的遗传而表现。这使我们觉中国数千年的人﹐并未白活。亦使我们感悟到我们之天赋德性﹐并不比人差。我们于此﹐当有以自慰。 二﹑略说西方宗教道德之关系及反求诸己的精神 但是拿我们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一比﹐特出者不论﹐最深处之心地亦不论。至少就一般表面看﹐ 我们不能不在许多地方﹐生自愧不如之感。譬如他们遇事认真﹐我们遇事敷衍。他们比较率直爽快﹐我们表里不合一﹐过多机心。他们比较团结﹐我们喜欢互相倾轧。他们自尊﹐我们卑屈。他们更能实干﹐我们善于取巧。而居于中西之间作媒介的中国知识分子之德性﹐尤为难于敦厚。因为居中﹐更易取巧。这些不如人的地方﹐可说者太多。但这是我们之天赋的德性不如人吗?决不是。这关键纯在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之中﹐关联于道德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宗教﹐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教。其所以失去﹐由于中西文化之冲击。对于这话﹐有各种不同方面﹑不同深度之话可说。我以前亦说了许多﹐但本文想从另一点来说。 为什么他们的宗教可以成为道德的力量之源?现在我要说的一点是﹐宗教使人的精神超越外面的现实世界﹐暂忘我与其它人物的一切利害恩怨等现实的关系﹐而回到自己﹐照见自己之罪过。究竟一基督教徒在礼拜堂或家中﹐祈祷上帝﹐或受圣灵感动时﹐所体验的是什么﹐此各人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亦可有种种深远的心灵境界。但是最低限度﹐一上帝之名号﹐即可把人之精神从现实世界中暂向上提起﹐而生一种精神上的超拔。 这一精神上超拔之本身﹐即已是一罪过的超拔。而由此超拔所引生之精神上的生长﹐同时即能回头照见自己的罪过。而此时之求耶稣赦罪﹐亦即至少是自己精神之把自己之罪过﹐向外推开﹐而得一当下的净化。人能于此直下承担此净化﹐即可逐步建设其道德生活。 而在此中﹐人之超越一切对现实事物之私欲杂念﹐而自见己过﹐即是一内在精神之生长的直道。此中可一无躲闪﹐无法作伪。而此直道之伸展﹐究竟止于何处﹐则全看人的工夫﹐其中有种种复杂问题﹐真正从事基督的灵修者﹐当能道之。一般基督教徒﹐当然不必说得上。然而人终可多少由真信仰基督教﹐而有所助于其道德生活之提升﹐则毫无问题。 我在十多年前即由我自己的体验﹐及中西若干哲学的印证﹐觉悟到人之一切道德生活之根源﹐皆在自己对于自己的超越﹐而面对自己的过失。并本此意写了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但当时较不看重基督教。近年来稍多看他们的书﹐设身处地想教徒的心境﹐知其宗教哲学理论﹐虽问题甚多﹐其修养工夫﹐亦尚多不如佛家与宋明儒之能鞭辟入里﹐其对中国文化态度﹐尤多偏见。但对一般普通人之实际道德生活的陶冶﹐仍有其甚高之价值。我回头再来看中国儒家﹐亦更了解儒家之真骨髓所在﹐亦即自己的超越而面对自己的过失的精神。而此精神﹐在此数十年的中西文化的冲激中﹐及学者们的随便讲述中﹐几整个的沦丧了。 儒家这种精神﹐即孔子所谓君子求诸己﹐及中庸所谓慎独﹐大学所谓毋自欺﹐后来阳明所谓致良知。这些话涵义有各种深浅之程度讲法﹐本文亦不想多说﹐只说一点。即这些话都是表示一种精神上之最高的凝聚﹐从整个的外面世界﹐收归自己﹐而使自己过失﹐呈露在知过的自己之前。此知过的自己﹐断然与有过的自己﹐初必显为上下之二层﹐其合一由于改过之功夫。而此知过的自己所发之好恶﹐与一般之好恶﹐初亦断然为上下之二层﹐是为良知之好恶。良知之好恶﹐是对自己之意念行为之好恶﹐决非好恶一外在的东西。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乃比喻此中之即知即好﹐即知即恶﹐知行不二。并非说好权﹑好名﹑好色﹑好货﹑好恶外面的好色恶臭﹐都是良知。 良知只直接与自己照面﹐故能知过﹐而此知过的良知之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只要无意见私欲之蔽﹐本来当下明白。但如果人一直向上去看﹐则又是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毕竟是天人不二之道心。 儒家之学﹐必须要由反求诸己﹐去向上认识﹐才是正途﹐才有真工夫可说﹐才有人生之直道可说。对中庸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所谓慎独﹐大学所谓毋自欺﹐阳明所谓致良知﹐是怎样一回事﹐乃能真实得见。而儒学之庄严义﹐与一般世学之不同﹐亦才能如实的显出。 三﹑我所了解的老一代的人 这一路学问﹐由宋明理学直向高明处去讲﹐可以比基督教的教义还要高。因此中之天人合一之心﹐是正面的呈现的﹐兼超越义与内在义的。但这些话只当一阵话说﹐莫有什么意思﹐本文亦不拟论此。我现在只拟说原于此儒学精神的陶养﹐我所接触的一些中国之老辈的人物之几点外表的一般德性之表现﹐与其近数十年之所以丧失﹐而致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崩溃之原因。这样说来﹐似乎比较平易亲切一点。 我生在中国的西陲﹐而且生时太晚﹐实在莫有接触多少今在七八十岁以上之老辈人物。但是据我所接触者说﹐我不能不承认他们都是较能有君子求诸己的精神的。 大约求诸己的人﹐总能看见他自己的一些过失与不足之处。而人在看见自己之过失与不足之处时﹐人同时即能超越他自己﹐而冒出一超越的精神风度﹐而以此精神风度去推尊古人﹐与朋友交﹐同时去提携后辈。此数者实依一根而俱起。而对于学问之庄严感﹐不忍学术之断绝﹐不忍历史文化之断绝之悱恻之心﹐亦一时起来。而我们亦可由其外表之此各种表现﹐以知其内心之工夫。这中间很难作伪与假借。而我所接触的老辈﹐确正是多有此各种表现的﹐而愈是在我的故乡之偏远之地﹐愈使人感到此种古道之犹存。 我的故乡是四川﹐四川人本富一些文人气习。而近代王壬秋先生之讲学成都尊经书院﹐所开的风气﹐亦是文人气重。王先生亦本是一文人﹐而非儒林传中人物。但是他所讲的书﹐毕竟还是些正统的书。所以尊经书院出来的人之流风余韵﹐还是保持中国旧文化的传统的。我曾多少生活于此旧文化环境中。别的不说﹐只是一些老辈的人之师友之道﹐就是我后来在任何地方不曾看见的。以我父亲来说﹐他四十多岁就过世了。我当时只有二十二岁。但是几乎凡是父亲的朋友与学生﹐都一直关心照护我之母亲弟妹。而父亲的朋友们﹐从不当面称许我﹐而只是在背后为我揄扬﹐使我得许多方便。他们的友善﹐与对于后进的爱护﹐除了纯由于中国文化的陶养还有什么?多年的经验﹐我常觉愈是在边远的地方的读书人﹐愈是比通都大邑的名流学者之人品高。不过他们恒以少交游﹐少与人声气相通﹐便渐被推到学术政治社会之中心外去。这中间有极大的不公平。而愈是未受新式教育﹐而年龄较老的读书人﹐愈富学术文化之庄严感与排恻感﹐愈能觉自己之不足﹐而愈能有师友之道﹐而真爱护后进也以德。这些话我亦实不容自昧而不说。 至于后来至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行﹐则其症结所在﹐即在其既失去真正中国文化的陶养﹐亦未受佛教或基督教之陶养。由此而精神不能向内向上﹐而总是向外向下。这个病痛﹐实在深入骨髓﹐我自己亦不能自外﹐总觉收摄不住﹐提挈不起。所以不能显出真正的内在的精神力量。这是一时代的共同病痛。我不想责备他人﹐但是我仍不能不本些我亲身的经验﹐指出此病痛之来源。 四﹑外用的理性批评态度之流弊所极﹐为共产党之强迫他人作自我检讨 这病痛之来源﹐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冲击。对于这件事只有中国人身当其冲的才知道。而我这种处于边远之地﹐而后来又南北读书﹐今又来香港的人﹐更有一亲切的感触。我在民国十四年﹐便到了北平﹐亦曾读过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化之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听过当时许多名人演讲。但是我总觉他们似乎都缺乏一种东西。到现在我知道是一种宗教道德的力量。 现在的人﹐大家称赞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我亦承认他们提倡科学民主自由思想的价值。而且我最近﹐还曾在其它杂志写文﹐总括新文化运动之长处﹐在表现一自然心灵的朝气。 但是﹐他们不知注意到这些东西﹐在中国文化之何处生根---关于这些我们数年来所论已多﹐至少值得大家参考---同时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道德精神的崩溃﹐亦始于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这却是一个大家忽略的真理。我决无意否认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的人格之价值﹐实际上他们之对家庭朋友﹐还是受了中国文化的陶养的。 我的意思是指由此所开的风气。此风气从好处看﹐除上所说以外﹐当然洗涤许多中国旧文化的污垢﹐但是从坏处说﹐其似不坏而实大坏之一点﹐是失去反求诸己之精神﹐而将一切理性的批评能力向外用。缘是而发展﹐最后即成今之共产党之强迫他人之作自我批评。这中间的道德精神之次第降落﹐以迄于今﹐真是其几至微。然而我们若不能在此至微处﹐加以认识﹐则以后的情形﹐还要更坏。所以我不能不把此大家忽略的真理﹐加以指出。 大家说新文化运动及北京大学之提倡自由批评﹑自由讲学的风气是好的。这当然不错。但是从人之道德生活上说﹐人之最大的批评之对象﹐只是我们自己。我们之理性的批评能力﹐只有其对我们自己﹐才有其最直接的表现。依此﹐中国传统儒家总是要人内省﹐要人能自见其过而内自讼。这是中国历代儒者唯一真正用力之所在。直到曾国藩之日记﹐还是处处表现自己对自己的责备。梁任公先生作明儒学案的节录﹐其上的眉批﹐还是有不少自责的话。欧阳先生﹑熊先生常有自觉「知及仁﹐仁不能守之」的实感﹐见于其书信﹐写来使人感动。这种地方﹐即表示他们毕竟是此道上的人。但对于新文化运动时北京大学的先生们﹐我即总抱撼﹐看不见他们自己责备自己的话﹐自己承认自己有罪过及有所不足的话。他们所说的中国社会文化与孔子之缺点坏处﹐可能都是真的﹐而不要人由孔子马克思揘着鼻子走﹐亦表示一自尊的精神。但是为什么一切错误﹐都在外边中国社会中国之文化历史呢? 自由批评﹑自由讲学﹐本来是好的。但是我看不出北大的风气中﹐各教授各在自己的教室中﹐互相说轻薄话﹑俏皮话﹑刻薄话来骂他人﹐有什么可贵的地方。这不是共面对真理的互相讨论学术﹐这实际上只是彼此争名斗胜。蔡元培先生之虚己求贤﹐大度包容﹐亦非后来办学者之所易及。但是实际上后来之派系林立﹐他仍是毕竟包容不了的。后来北大的文化势力遍承中国。人们可以说﹐这是内部容不了许多派系﹐所以才只有分别向外发展。 北大在文化教育界的势力之横霸性﹐引起南方东大中大等及北方清华之对抗。再后又转成政治势力与学术教育之结合的斗争。这些事实﹐已成公开的秘密﹐无能为讳。人与人之争﹐本来任何时任何处在所难免。但是照道理说﹐似乎不应当这样严重。而其竟然如此者﹐则 追原究本﹐正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分子之理性的批评能力﹐都只偏在向外施用。首先批评中国文化不好﹐把一切灾难与罪过﹐写在古人的账上。而次一步﹐则是互相攻击﹐总是说别人如何坏。实际上﹐中国人的道德批评的能力﹐原是很高的。这是由传统的中国文化中重自我之道德反省﹐训练出来的能力。现在不将此能力对自己使用﹐而专来对他人使用﹐结果即成为最厉害的批评家。对于这一点﹐无征不信﹐我只就二三十年之文章之喜说轻薄话﹑刻毒话一点来说。 照中国从前的道理﹐对于小人与欺世盗名﹑不仁而在高位的人﹐是可加以义正辞严的责备的。但轻薄与刻毒话却是不能说在口中的。至于对于一般人﹐则虽不必如「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那么全不说﹐但总要包涵几分。纵然有时闲谈之间﹐偶尔宣之于口﹐但亦决不形诸文字。但是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写白话文﹐既然可以「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要怎样说便怎样说」﹐遂日益不以说轻薄刻毒话为怪﹐而或以不能说为耻。所以如鲁迅这种专门说刻毒话之人﹐亦会成为文坛领袖﹐亦有人专门讲究骂人的艺术。而共产党的文化运动﹐即是从骂人起家的。但是近来他们的文章﹐却不大骂人了。因为他现在只要人骂他自己﹔自己清算自己。这正是证明骂人的终点﹐即是要人骂他自己﹐而强迫人作自我检讨。而骂人的始点﹐则在人之理性的批评能力之向外用。 理性的批评之能力之只向外用﹐由于其不向内用﹐完全忘了儒家所倡之内省求诸己之义。而在中国知识分子之忘了儒家之内省求诸己之义﹐必归到现在之被人逼迫﹐来作自我反省自我清算﹐亦正是理之无可逃。然而此中间﹐却有无限的冤枉。因为造罪的人与受罪的人﹐并不是一个﹐而使人受罪的人本身﹐更在造罪。此中冤冤相报﹐终不知何时了也。 五﹑向外用之理性批评与知识分子之精神上的空虚与孤独 在重视向外用的理性批评的人之自辩的理由﹐恒是说我们必须要除恶务尽﹐对于不好的东西容忍﹐如对敌人容忍﹐即对好的东西与朋友残忍。而且只有如此无所忌惮的批评﹐才显出我们之自由的心灵的力量﹐能不受一切世故人情的拘束。这些话当然都不错。但是 这些都须先由一个本发出。此本只能是人先有理性的批评能力之向内用。如果莫有这个本﹐则愈重视向外用的理性批评的人﹐皆愈似有力而实无力﹐同时﹐永不能建立真正的是非﹐亦不能有真朋友﹐而使师友之道趋于沦丧。亦失去一切学问之庄严感﹐不忍学脉之断绝﹐历史文化之断绝的悱恻感。 只是向外用理性批评力的人﹐所以似有力而实无力﹐可说是因此向外用之理性批评力﹐与人之向外求知识的理智力﹐乃相依而发。此都是只耗竭其心力于对象之前。其所得者﹐只为一抽象而干枯之概念。一切抽象干枯之概念之内在价值﹐只止于其形成之际。此外便只是其外在的应用价值﹑功利价值了。如不应用﹐则一切抽象干枯之概念之存积于心﹐并不能补偿心灵的空虚无力。只是用理性批评力﹐以说在我以外者之不好的人﹐其心灵尤必然是归于空虚无力的。此中之理由﹐除因我说别人不好﹐是应用一概念于人﹐对人形成一概念﹐此概念既形成﹐其自身本要完的。又因我说人不好﹐同时即对之有一种依于恶 恶之心而生之排拒。既排拒了﹐我心中亦应当一无所有的。此无所有中﹐即有一空虚﹐要不空虚只有转化为望人好﹐或见不贤而内自省。否则便只有不断去寻求人不好处而说之﹐或更刻薄的说之。此是依于空虚之必求填补之原理。而由此后者﹐我们便了解人之只向外用其理性批评力﹐最后必使人一步一步的下流于全不服善与尖酸刻薄的骂人。而其终点﹐则是强迫他人来否定其自己。即共产党之所为。而这种人自己的心灵﹐亦都正是一步一步走向空虚﹐而自己否定其自己的﹐最后是无力的。 我前后在中国大学任教﹐已近二十年﹐总教过六七个大学﹐连我所读过的三个大学﹐已经历过十个大学。但是我不能不说今日代表中国之最高地位的知识分子之大学教授﹐其心灵大均是空虚无力的。我并非一定要自居例外。这是一个事实。 我不是说他们莫有知识学问﹐莫有理智的能力。这些地方实多超过老一代的读书人﹐亦不必不如西方学者。我所奇怪的是﹐他们大多莫有道义上的朋友。同事之间﹐最好亦只是以学问兴趣相结合。通常却是同行如敌国。分别与他们谈话﹐他们多似能本其自由理性﹐以批评一切﹐如一顶天立地的自由人。然而对他自已以外之历史文化﹑社会人物﹐却很少敬意。在此点上﹐我即发现了其心灵大都是空虚无力的﹐而非常寂寞的。实际上﹐对有些学问知识的人之寂寞﹐我有时亦生一种同情。但是在此﹐恒爱莫能助。通常人想一有学问知识而又聪明的人﹐应当生活得很好﹐而且一定交游朋友很多。但是实际上可并不然。这中间的道理﹐在于用在一般学问知识上的聪明﹐ 他所认得的﹐只是抽象概念与文字符号。这个聪明﹐本身是认不得人的。亦不会结交朋友的。这个聪明本身﹐亦不会佩服他人的学问﹐他人的聪明。 因为依此聪明﹐如果我真了解他人的学问知识﹐则他人之学问知识﹐已为我所了解﹐而属于我﹐我不须佩服他人。如果我不了解﹐则与我不相干﹐我亦不须佩服他人。如果我的聪明够了解他人之聪明﹐则我有他人聪明以上之聪明﹐不须佩服人。如果不够﹐则他人之聪明非我之所知﹐亦不须佩服人。人如只用其聪明看世界﹐人总是惟我独尊﹐空前绝后的。因此聪明﹐总是可漫天盖地﹐把我所接之一切压在下面的。这是不能有师友的。实际上人之能佩服人﹑赞美人﹑欣赏人﹑爱护人期望人而有师友﹐与人之能有学问之庄严感﹐不忍学脉之断绝﹑历史文化之断绝﹐乃同根而发。而 此根不是人之一般的聪明。用此一般的聪明﹐只能归到个人主义之孤独寂寞。此根是个人之真承认自己之有所不足﹑有过失﹐而肯定一超个人而存在的东西﹐此承认与肯定﹐皆发自性情与缘性情而生之智慧﹐而不原于一般聪明。 在西方的文化中﹐宗教信仰是使人自己认罪而自感不足的。这便使人承认他自己的有限。而在人承认自己有限的地方﹐即冒出一无限的向往。此向往可只是一精神的虚廓。但人有此精神的虚廓﹐便可容纳他人﹐招待他人﹐而对人有爱敬。 在西方﹐不信宗教的人﹐则或信一客观的理型世界﹑价值世界﹑真理世界﹑自然世界之存在﹐觉我与他人并立于此世界前﹐向之探求﹐则我亦可在此世界前限制我自己﹐而肯定他人﹐尊重他人。由此亦可有真正学问上的朋友。而此二种信仰﹐因皆能使人超越他自己﹐遂亦可进而成就学问之庄严感﹐及一种不忍学脉之断绝﹑历史文化之断绝的超越情感。 六﹑超越感情与个人之精神力量 至于在从前的中国﹐则不是以上帝或客观真理之世界的理念﹐来限制自己。而是用反求诸己﹐每人对其过失之内省与个人之谦德﹐即对他人之礼﹐来限制自己。 人一反求诸己﹐则人之漫天盖地的聪明﹐便不只是一往向外铺﹐向外流﹐而向自己内心与生活中﹐浸润进去﹐凹入进去。此聪明即同时落实﹐而回到他所自发的根﹐再由其根以滋养他自己﹐孳生他自己。人之聪明﹐遂不是用一分少一分﹐而可泉源混混﹐不舍昼夜而出。人遂能感一心灵之内在的充实。而在另一方面﹐当人如是反求诸己﹐而聪明内浸内凹时﹐心灵之前面的道路﹐即空出。或心灵之前面的空间﹐即开廓出来﹐而能让人走﹐望人走﹐或接待人。于此﹐人之心灵即一方看见自己的限制﹐一方能真正的佩服人﹑赞美人﹑质赏人﹑爱护人﹑期望人﹑而可以结交师友。在此人之结交师友﹐是以其心灵之前面空间去结交﹐亦即以一自觉若无所有之心情去结交。而此则原于一般聪明之内浸内凹﹐而如不见聪明﹐是谓颜渊之如愚﹐是谓孔子之空空如也﹐是谓谦德。而此空空如也与如愚﹐即同时有一精神之落实。 由此精神之落实﹐乃与我之自觉有过失有不足﹐而自觉有限之感相俱。有过的我﹐与知过的我二者间﹐有一相持而相拒。有限的我与我外之他人﹑师友﹑古人有一相望而要求。而此中则可孳生各种内心中的精神上的颤动。此颤动即一种悱恻之感﹑恻隐之心。其中所含之一事﹐即为学问之庄严感﹐与不忍学脉之断绝﹐历史文化之断绝的超越感情。而此感情﹐即能使个人产生无尽之力量者。 人由反求诸己﹐而心灵前面的道路空出﹐他不能不望人走。他亦要求此空出处之充实。而此充实亦是永不能圆满完成的。因为自己有过失﹐他人亦有过失。人总是有过的。德性上之学问无穷﹐一般知识上的学问亦无穷﹐而人之道德上之功夫无穷﹐求真理之心无穷。以上述落实的精神﹐照映无穷﹐而此无穷﹐亦即不是虚的无穷﹐而是能引发人之一学问之无穷庄严之实感的﹐同时能在实际上引出人之无穷的愿望的﹐此愿望在原则上可上通千古﹐下通百世。由是而人之历史文化之意识以成﹐不忍学脉之断绝﹑历史文化之断绝之心以出。而中国古人之能杀生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亦大皆由此以滋生。 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人们或以为只要个人自觉其人格的尊严与天赋人权﹐便可创造文化﹐反抗一切的暴政。但是人们又在奇怪为什么数十年之国破家亡﹐不出忠烈的殉难殉节之士。实际上﹐我们不能希望他人殉难殉节。这只是人之自愿。工夫不到﹐勉强亦强不来。问题只在中国古人何以能如此?这决不是只赖天赋人权之自觉﹐个人人格尊严之自觉﹐便能成仁取义。这些自觉﹐只是一民主政治的必须条件。 实际上个人的道德感﹐至少在初步﹐必须由体验他人或古人的道德感而增益。而人若无一永恒的愿望﹐望道之不绝于天壤之间﹐以其不绝﹐为其自己之存在﹐个人是很难以身殉道的。文天祥如果不是想到其前之无数表现正气之先烈﹐想着「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想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史可法如果不想着左忠毅公对他之期望等﹐他们的忠烈殉难之力量之事是否必有﹐亦是很难说的。 中国过去大儒之历尽艰难困苦﹐以保存学术文化之命脉﹐都不是只出于保个人人格尊严之一念﹐而皆是由于欲上通千古而守先﹐下通百世而待后之超越感情而生之力量。于此﹐如人之智慧﹐更能向上达高明之境﹐由此欲上通千古下通百世之超越感情﹐以自觉到此情所自发的无古无今千圣一心之先天性体﹐诚然亦可一切自作主宰﹐更无假借于古人。如宋明陆王之学所达之境界。但是此亦非止于一般所谓个人之人格尊严﹐而是上述之超越感情﹐经已呈露后之回头所见。入路还是要经过上述之超越感情。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于此类之义﹐则一步一步不能识取。此其所以日益无力气﹐而只有一步一步向下堕落也。 七﹑青年之崇拜与青年及中年老年之精神分离 本来清代二百六十年之学风﹐是接不上真正的宋明儒学之精神的﹐至晚清而日益下降。但是儒家精神之流风遗泽之所及﹐而表现于老一辈之读书人者﹐仍与后来不同。据我直接的接触之所了解﹐此中最重要的一点﹐即他们仍大都是具我上述之一种 守先待后之超越感情的。由此超越感情之守先﹐使人前有所承﹐而其精神有一内在的厚度﹐与内在的安稳。由此超越感情之待后﹐故能自觉其所不足与限制﹐而对朋友有畏敬﹐对后生能爱护﹐而爱之也有其道。不当面与青年以称誉﹐以长其自满之心与骄气﹐而于背后与以提携与扶持﹐即中国老辈读书人栽培后辈之一道。这是我个人所曾感受的。而我个人自觉性情尚不算很薄之一点﹐则是对于当面对我不肯假借﹐而加以责斥的长辈﹐最使我没齿难忘。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风气中﹐一最显著的现象﹐即大家无条件的歌颂青年崇拜青年。 我记得新文化运动时李大钊曾写文论青春﹐颂青年。此文就文章说﹐亦不错。当时钱玄同曾说四十岁以上的人﹐皆不当存在。他自己亦不愿过四十岁。后来他亦四十多岁就死了。在抗战时期﹐我又见郭沫若一文说﹐我们当以青年为父母而仿效之。此外同类之话﹐多不胜数。当文化变动的时代﹐中年以上的人﹐恒是比较保守的。寄新希望于青年﹐本是不可免的现象﹐亦是应当的﹐我现在亦还是寄希望于青年。从前中国人之过度的尊重老年﹐要人少年即作出老成的样子﹐亦不必是好。而青年之比较天真﹑热情﹑纯洁﹑富于朝气活力﹑能企慕理想﹐亦原是可爱的。但是由此而中年人老年人不努力建树其自己之人格﹐而一往无条件的崇拜歌颂青年﹐浸至于特别赞美儿童﹐却另引起一思想上的大毛病。即人于此只是尊重现实性的﹑人之自然生命的价值﹑而忽略理想性的﹐人自己创生的精神生命的价值。儿童青年的生命所表现之价值﹐只见自然之德﹐或父母祖宗遗传下之德。这是儿童青年自然地享有的﹐自然地表现的﹐不是他们自动的创生的﹐自觉的实现的。自然生命历程﹐皆先有其自然的上升发育﹐而表现价值的阶段﹐继亦有其自然的下降而衰落﹐趋于死亡﹐渐丧失其所表现之价值的阶段。故草木之嫩芽花苞﹐禽兽中之小猫小狗﹐皆极可爱﹐然当其衰老﹐都使人厌弃。但人人之所以可贵﹐即在其能依天德以成人德。自然只在春天见天地之生机﹐人的精神生机﹐则可生生不已﹐而四季长春。儿童青年所表现的自然美德﹐人只要能加以自觉﹐即可延长﹐保存﹐或超化为中年老年之德。故大人可不失其赤子之心。人由天生而获得其儿童青年之德。人由他自己﹐而创生其中年老年之德。此人自己创生的﹐应当是人自己所更珍惜更尊重的。中年人老年人﹐不能创生其中年老年之德性﹐任天赋的德性﹐自然的来﹐自然的去﹐是中年老年的罪过。但是人只尊重青年﹐而断定中年老年﹐必然是不能长进的﹐却同时在意识上斩断了中年老年向上进步的生机。 人生总是儿童青年期占一半﹐中年老年期占一半。人生不能一半有价值﹐一半则无价值﹐只是空虚。青年总要长成中年。我们真爱护青年﹐我们亦不能同时想﹐当他们成中年时﹐即将被我厌弃。爱护青年﹐必然期望他长成为一合理想的中年老年。换言之﹐即爱护青年﹐不能只爱护其现实性﹐而须兼爱护其理想性。而爱护青年之理想性的心态﹐则当是一凌虚的在上的扶持之意。依此意﹐人必然不过度称美一青年。因为依此意﹐人必同时知道理想中的此青年﹐好于此青年之现实。而过度的称美﹐则无异肯定其现实上之已完成﹐而否认其理想性。从这些道理﹐我了解了一些前辈先生于我在青年时﹐对我不当面称美﹐乃出于一最大的爱护心情。而且人如过度的提倡青年人的重要性﹐使青年人过度的自负﹐一定要在社会取得比中年老年更重要的地位﹐从整个来说﹐总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实际上﹐人的知识能力﹐都是人到中年老年﹐而后积累愈富。 社会政治上重要地位﹐总是为中年老年人所居。这亦尚不只知识能力的问题﹐亦是年龄资格问题﹐年龄长而资格老的人﹐所以比较有社会地位﹐亦如人搭公共汽车﹐先上的总是有位坐下﹐后来的只有先行立着。中年老年人总是趋向死﹐如在中中先上而坐下的人﹐总是趋于下车。一个后来的人﹐亦总是有位可坐的。然 大家只赞美青年的现实性﹐而不爱护其理想性﹐以培育青年﹐青年一到中年老年﹐即自认为理当不再长进﹐而在德性上自暴自弃时﹐则由青年化成的中年老年﹐便将只以知识能力与资格见长﹐而居社会之高位。由此而前一代青年化成的中年老年﹐与再后一代的青年﹐即产生一种无可避免的精神分离。即在德性上再后一代青年﹐看不起前一代之中年老年。在资格与知识能力上﹐前一代中年老年轻视后一代青年。此精神分离与人之自然的私欲互相为用﹐即一社会即成一本质上不协调﹐而随处有前辈后辈的冲突斗争的社会。而 数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据我所体察则正是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中青年总是凭其朝气与活力﹐想打倒中年老年﹐冲破中年老年的势力网罗。而十年即为一代﹐打倒人者人亦打倒之﹐于是一切人才﹐都不能稳定住他自己﹐以逐渐成就他自己。无数的青年运动﹐革命运动﹐不断兴起﹐要说理由﹐都有理由。即前一代的人不行。但是前一代的人﹐亦是打倒再前一代的人不行起来的。 为什么前一代的人﹐后来又不行了。这个地方﹐只说因他们不是青年了﹐老了﹐却是一最坏的答复。这无异说﹐这个社会﹐永远有一半以上实际存在的人是废物﹐永远要前一代与后一代作战﹐永远要革命﹐而永不能安定。亦等于说﹐现在的青年都愿在自己成中年老年时﹐等待别人来打倒。这难道真是现在的青年之所心愿?而这种永远只是期望后一代的青年儿童﹐来保存社会的朝气与活力之意识的最大罪恶﹐则在一切倚恃于青年儿童之天德。人完全忘了﹐人所最当珍惜尊重的﹐乃人自己创生的人德。这些人德﹐实只有到中年老年才能成就。一社会亦只有其中之中年老年之德望﹐与其知识能力及资格﹐能两两相孚时﹐一个社会才能稳定﹐一社会中之人才﹐才能在此稳定社会中﹐逐渐成就﹐而在老年人一个一个的死亡时﹐一个一个的接上去﹐负担延续社会文化的责任。此社会亦才是真正依秩序而向上生长的社会。这正如一公共汽车的秩序﹐系于人之不断的上车﹐依上车者之先后﹐而不断的稳定的坐下﹐再依次序而下。在车上的人﹐虽坐一位﹐但是他并不想此位是我的。因为他知道他要下的。这是以前的人曾坐的位﹐亦是以后的人将坐的位。这是一公位。 人在社会上的一切地位﹐亦是公位。人在车上坐﹐不要留下污秽的东西﹐以沾污此公位。而一切居社会某地位的人﹐亦不当留下劣迹﹐以玷辱此地位。这是在正常健康的社会中﹐人当有的道德意识。这道德意识﹐我想在中国从前的社会中有。在西方上秩序的社会中亦有。 但是中国数十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却成了一大家争位的车。在争位时﹐得著者﹐死坐不放﹐而公位皆成私位。人在车上﹐本不会说此位是我的﹐但与争位俱起的第一句话﹐却是「此位是我的」了。这种微妙的人心意识之转移﹐我希望大家细心领取。 八﹑功利心习与拆穿后壁之思想及社会冷风 近数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中之冲突﹐表面上多是前辈后辈之冲突﹐而进一层看﹐则此中之后辈青年﹐则又正是被前辈之中年老年﹐为争他们自己地位﹐所利用的。依前所说﹐数十年之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多不识师友之道﹐看不起古人与平辈的中年老年﹐而成了孤家寡人之个人主义者﹐他亦必然除了利用青年以外﹐无路可走。 我曾看见无数大学中学的学潮﹐都有中年老年在后指使。又曾见许多中年老年之提携后辈﹐是为的打倒其同时的前辈。在革命运动中革命领袖之利用青年﹐以为自己之羣众﹐更是常事。而共**现在则进而利用到儿童﹐以作清算斗争之事了。这样下去﹐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一天组织婴儿来作斗争队的时候。这些事﹐除了利用青年者其心不问﹐而其逐渐产生的后果﹐则助长了青年的骄气﹐这还是较浅的方面。其最坏之处﹐则是使有些青年亦学会了与老年人中年人互相利用或利用其它的青年。 数十年来之政治上教育上之领袖与其干部群众之关系﹐几乎处处成了互相利用之关系﹐这是一非常可怕的现象。这可怕﹐是使人与人之师友的关系﹐全归于沦丧﹐而不能使人了解。现在很难有纯粹的学术上道义上的人与人之团体结合。洁身自爱的中年以上的人﹐亦不便与大堆青年在一起。因这些事﹐人都当作其中有互相利用的成份看。 这必将使一切师友之道﹐更完全沦丧不止﹐而莫有师友之道﹐一切社会学术文化道德﹐便通通完了。 因为利用的风习之流行﹐而被人所逐渐自觉﹐于是数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还养成一种心态﹐即看人之行为﹐看人之文章﹐看一切政治事变﹐与学术文化﹐都不从其正面看其本身价值﹐而专从背面看其所以有的动机意向﹐与其后来所可能生之效果与作用。此可总名为一功利心习。本来人之功利心习﹐恒存于任何时代任何人心之隐微处。任何人要全断此心习﹐亦委实不易。但此心习之成明显的社会风气﹐却是此数十年所特别显著的。其所以特别显著﹐兼由于一些新思想新观念之传入﹐与此心习之互相夹杂为用。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即翻后壁而专看人之下意识的性欲﹑权力欲之心理学﹐专看人格与学术文化之社会背景﹑阶级背景之社会学﹐与唯物史观之哲学﹐及一切重视功效结果之功利主义﹑实验主义之哲学。 这些学术思想﹐都不是全无所见﹐如果隶属于一更正大之思想系统﹐亦可增加对于人生社会问题之深思﹑远虑﹑同情﹑与警惕。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学术思想本身﹐不能成为一社会文化中之学术思想的主潮﹐亦不当通俗化为一般人的思想﹐而在社会上到处流行。直接成为看人看社会的观点。 而中国数十年来﹐则不幸这些思想﹐竟成了一主潮﹐而且到处流行﹐到处乱应用。于是内幕杂志﹐成了最畅销的杂志。人在日常谈话之中﹐说他人之阴私﹐以解释其行为动作﹐亦习以为常。于是一切文学﹐皆可视为性欲的表现﹐一切著书﹐皆可视为稻梁谋。一切宗教﹑道德﹑学术﹑文化﹐皆可视为人之求其阶级利益或个人之名利的工具手段。这些观念﹐一方是否认了一切宗教﹑道德﹑学术﹑文化的本身价值﹐一切人格与其行为之本身价值﹐使一切人与人间的关系﹐都成背对背的关系﹐而不见人的面﹔一方亦即使人与人皆相视为一赤裸裸的欲望系统﹐而其间之关系﹐只能是一互相利用﹐互为工具手段的利害关系。当然﹐人的表里常有不合一﹐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情形﹐人非圣贤﹐皆不免此。但是照中国从前的道理﹐是除对上所谓欺世盗名﹐而据高位者﹐必要时须加以揭破﹐以激浊扬清外﹐在一般情形下﹐对一般人之虚伪﹐亦知而不言﹐不轻加揭破﹐而如其表面所自许者以待之。则人将易生愧耻心﹐而勉求表里之如一。至于以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尤所大戒。而在今之知识分子﹐竟有专办内幕杂志﹐小报﹐专以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为职业者﹐亦侪于作家之林。亦有一些身为大学教授与名流者﹐平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羣居终日时﹐则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而其施小慧之言﹐亦无异一流动的内幕杂志或小报。风习移人﹐贤者不免﹐岂不可怕。我说这些话﹐不是有意责备他人。我自己亦不能全不受时代风习的感染。 我自己至多只能作到莫有事少与人往来﹐勉力于看人和学术文化之价值﹐从其正面看而已。我说这些话﹐是望大家自觉到这些风习﹐关系心术之微﹐世道之巨。这样下去﹐人看一切好的东西﹐皆无本身价值﹐背后全是黑暗卑污﹐人最高之用心﹐便亦只能是抉发此黑暗卑污。这正是促成我们前所谓骂人说轻薄话﹑刻毒话之风之盛行的又一理由。从黑暗卑污面看一切﹐与骂人说轻薄话﹑刻毒话﹐永不能诞育好的东西。因为冷风不能吹长任何东西。而只有毁灭一切社会文化的生机。 好多年来﹐我总感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到处有一股冷风。这确不是从我个人之牢骚出发﹐因为我觉我所接的师友﹐都很好﹐我个人许多地方﹐亦都受社会的厚待。此实是从客观的观点中看出来的。而 此冷第之所自来﹐追原究本﹐则在人之不正面看好的东西之本身价值﹐而此事则兼原自上述之一套新思想新观念﹐不幸成了学术思想中的主潮﹐而与人之功利心习互相利用之心习﹐夹杂为用。而人之互相利用之心习﹐波及青年﹐则原自中年以上之先利用青年。而中年以上之利用青年﹐则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高级知识分子过度的歌颂青年﹐其本身先成孤家寡人的个人主义者。而此事又原于中国之师友之道﹐前后辈间相待之道之丧失﹐人之上通千古﹑下通百世之历史文化感情﹑或超越感情之丧失。此最后者﹐则原自中国人之反求诸己之道德性亦兼宗教性之精神之丧失﹐而只崇尚向外的一般学问知识上的聪明﹐只向外用其理性批评力﹐这些病痛﹐一个接一个﹐而相沿日下。当然其中前一个不是后一个之充足理由﹐亦不是其必须理由﹐但是前一个却为后一个之所以有之先行条件。而自数十年之历史事实中看来﹐前一个确实是在逐渐引生后一个。为了对病源的了解﹐我们应当依此次序﹐来追溯到我们精神受病之本始。 九﹑当注意的问题与精神上之大赦 我在上文说了数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病痛﹐由于我们失去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上之反求诸己的精神﹐师友之道﹐前后辈的关系等。当然表示我正面的主张﹐望大家恢复此反求诸己之精神师友之道等。这些﹐只要我们加以恢复﹐这是能够恢复的。 因为世间上的一切精神上的好东西﹐无论如何沦失﹐总仍是我们精神之内部﹐即在我们良知之内部。我们能知道沦失而有不安﹐此不安中即已有沦失的东西之恢复。从此看﹐则无论在如何黑暗之地﹐光明之种子仍然存在。人无论如何堕落﹐上升之机仍在。这莫有使我悲观的道理。 但是在我的意思﹐只是恢复还不够。因这些好的精神之所以丧失﹐有其原自中西社会文化相冲击的外缘。这些外缘﹐刺激了中国人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使中国人之精神﹐别有所用﹐才会致这些好的东西如此丧失。如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不重反求诸己之精神﹐不重历史意识﹐是要提倡科学民主。科学民主的精神﹐似不能只由反求诸己的精神或历史意识而培养出。科学要人向外观察实验。民主政治的施行﹐亦需要重视人之舆论批评﹐训练人之向外用的理性批评力。而要培植新知识分子﹐与由国民革命以推倒军阀等﹐亦在事实上有特别重视青年的必要。我们所说的一切数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病痛﹐亦是兼间接的缘此等等而产生。其产生只是自然的一个跟一个的如是如是产生﹐我们可以找出其相沿的线索。 并非人有意要提倡此精神病痛﹐而只是因人有意要提倡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解决另一些由中西社会文化相遇而生之问题。而用心遂有所忽略﹐而犯了种种罪过。因而我们之精神复兴﹐如果不能照应到为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好的固有精神应以何种新形态表现﹐则我们亦不必即能真正把好的精神恢复转来﹐而真保持下去。这是我们当注意的一点。 再还有一点我们当注意的。我们上文所说的是为的理解﹐而不是为的责斥。因本文所说数十年知识分子之病痛之一点﹐即是不能反求诸己而只斥责中国之历史文化﹐斥责古人﹐斥责他人﹐打倒前辈﹐利用后辈﹐以攻击平辈﹐从负面的坏处看人。如果本文的目标是斥责﹐则我写此文之动机﹐亦是在被斥责之列。 我如只是斥责「斥责」﹐我还是当受斥责。如果我无意间﹐亦不免露出斥责的口气﹐或使读者亦要去从事斥责﹐则是我的无心之过﹐不是我的本意。 我的本意是为的理解。而理解之后﹐我们首当表现的道德精神﹐则应当先是宽恕与悲悯。继后才是树立道德标准﹐以为是是非非的准绳。由宽恕与悲悯﹐人当先在精神上对一切人之己往的罪过全部赦免。基督教要赦免罪人。但只有上帝有权赦免。从前中国的皇帝﹐常举行大赦。但所赦是法律上的罪。 依儒家反求诸己之教﹐则随时可举行对他人之罪过之精神上的大赦。我这篇文章写完了﹐我亦只能反求诸己。读者把此篇文章看完了﹐我亦只有拱手请读者﹐从今日起反求诸己。而我与读者自己对于他人一切罪过﹐同须举行一精神上的大赦。世间有一颠扑不破的道理﹐是人自己无论有多少美德﹐如果他自私而自庆自己之独有﹐则此一切美德皆不足贵。齐天之大德﹐敌不过一矜字之罪恶。反之﹑弥天的大罪﹐亦可由一悔字全部挽回。由此心意﹐即人人皆能在内心举行精神上的大赦。由此精神上的大赦﹐人将能以劝告﹑示范﹑感化﹐代替一般的斥责人。人将不再只是一个法官﹑一个裁断者﹑而成为一真正精神的施与者﹑创造者。人如何能在内心常常举行精神上的大赦﹐以开辟胸襟﹐及如何成为真正精神的施与者﹑创造者﹐我想还可有许多话可说﹐多少工夫可作。吾思之﹐吾重思之﹐我相信﹐我们一切知识分子之病痛之免除﹐系于知病痛﹐而由反求诸己以互相赦免中﹐互相施与中﹐另长出一积极的通贯古今﹑涵育人我的精神﹐而此精神表现之形态﹐则不能全同于过去﹐而须兼照顾到由中西社会文化之相遇所发生之新问题与新的文化要求。而且须转化一切由西方传入而表面与中国儒家思想不同而冲突的思想﹐以为展开儒家精神之用 - 如看人生社会之黑暗面之思想﹐若不直接成为帮助人成为他人之裁断者﹐即可转化为帮助人增加同情心悲悯心者-- 。我想智慧的读者对此一点当有比我更好的意见﹐我个人所想的﹐于下二文中当细论之。但是结论亦不过此几句话而已。 （民主评论七卷二期四十五年一月） 唐君毅著《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页233-259，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6月全集校订一版二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