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论青年与中国文化
唐君毅论青年与中国文化
陈永德
（宜宾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四川宜宾 644007）
摘要:唐君毅作为一个理想的人文主义教育家，青年是其主要教育对象，也是其文化理想的承担者。唐君毅认为青年须保持青年精神，须立志，须对中国文化有正确认识和态度，才能承担起存继和发展中国文化的重任。
关键词：唐君毅； 青年； 中国文化
唐君毅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霍韬晦认为，“唐先生是世所公认的哲学家、理想主义者、当代儒学宗师，也是海内外中国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1](R275)牟宗三更是认为“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2](R1)随着近来学术界对唐君毅思想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评价绝非饰美，而正是名实相符。唐君毅不仅著述颇丰，而且还是一个长期躬身于教育战线的实践者、教育家，是一个将其文化理想深深根植于教育实践的人文主义者。唐君毅从教四十余载，几乎穷其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可谓毕生以教育为职志，在长期的教育教学中，给青年学生以学问的启发，人格的提升，生命的导航。同时，亦留下了指导青年成长和做学问方面的大量论著。本文致力于探索唐君毅的青年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思想，明白青年在唐君毅文化理想中的作用，以期对众位青年进行人生思考有所启发，对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实践有所帮助。
一、 论青年的特点与青年精神
1、论青年的特点
在唐君毅的笔下，对青年极尽赞美之词：“青年如嫩芽初发，含苞未放。代表天地之生机，人类之元气”，“一代一代的青年，即不断地以其新妍活泼之朝气，使大地回春，而昭苏暮霭沉沉之世界”，青年“有朝气”、“不怕压力”、“不畏权威”、“青年有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豪杰之气概”，青年“富于正义感”[3](R1)等等。然则青年不能因为拥有这些“生机”“德性”，就傲视老弱。因为这些“生机”“德性”，“不是经青年自己努力而成，是青年之天德，而非青年之人德”。[3](R3)每个人的一生，犹如四季，青年如春，壮年如夏，中年如秋，老年如冬。如果青年仅仅恃天德而自傲，终不免有中年的患得患失，老年的草木凋零、暮气沉沉。青年的天德，随青年而来，也将随青年而去。唐君毅反问青年们：“你到中年老年时，你是不是也会同你厌恶之颓败的中年老年一样？”。[3](R4)唐君毅认为，人之不同于草木，不同于草木之自然凋零，在以人力以夺天工。青年的责任在依自觉的努力，继天德以立人德。青年只有“以其自觉的努力，充分培养其自然的德性。这样他到壮年才能如花繁叶密，枝干坚固，成就事业；中年才能如平湖秋月，胸怀洒落，功成不居；老年才能如冬日之可爱，以护念提携下一代之青年”。[3](R4)如此，青年之努力，德性之培养，不仅仅是为了成就此青年阶段之人生，亦是为了成就青年的未来即壮年、中年、老年的人生。青年的努力，不仅仅是求青年德性之保存及在壮、中、老年时得以延续或积极转化，而更是求此德性能造就出青年生机、德性的外部表现物。换言之，青年不能只为德性而德性，其在主观上必有所求，此德性可助其所求之满足和实现。一般说来，此所求之满足与德性之保持乃是二而一，一而二之事。在唐君毅的文化理想中，青年德性的保持应与保存和弘扬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互相补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简略地概括出唐君毅关于青年特点的论述：第一，青年具有有朝气、自然纯洁、不畏权威、富于正义感等天德；第二，青年能以自觉的努力，充分培养天德，成就自己的壮年、中年、老年，成就事业，成就人生，确立人德；第三，青年人德的确立，必须根于历史文化土壤中，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联系起来。
2、论青年的精神
唐君毅纵观历史，总结历史上的青年运动，充分肯定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他明确指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学生运动，其意义是在一步一步的扩大”。[4](R813)他总结一千八百年来的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发展，指出各个时期的青年运动的特点及其意义的扩大和发展。从东汉末期一千多太学生抗议皇帝对鲍宣的判罪及三万太学生结纳名士，评议朝政，攻击宦官的第一个学生运动，到南宋高宗时几千学生要求政府罢黜与金交战中的主和派的李邦彦，起用主战派的李纲的第二个学生运动，及至明末东林师徒，向政府力争礼制的几件事的第三个学生运动，广东康南海联合其他学生公车上书的第四个学生运动。接下来分别有大多是青年参加的为推翻满清，争汉民族的平等地位兼建立民国的黄花岗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唐君毅更是强调了一个由中国留美学生发起的保卫钓鱼岛运动，此乃中国学生运动范围上的超越。唐君毅在总结一千八百年来的中国学生运动，并充分肯定其价值、意义的不断扩大外，更是对其所在时代六十年的青年运动进行深入分析，总结此六十年青年运动所表现青年精神的优缺点，以期能为青年们探索出时代当有的青年的新精神。
在长期的执教过程中，唐君毅特别关注青年学生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经常鼓励学生做高尚正直的人，做有益的事。在新亚书院任教期间，对每一届新生和毕业生，唐君毅都谆谆教导，寄予他们深切期望。为了指导青年学生成长，使其可担负起存亡继绝的文化使命，唐君毅深入研究了近六十年青年精神的发展。他说：“我写此文（指《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作者注）之动机，也不重在叙述过去；而重在以过去为鉴，以致我个人对于现在与将来的中国青年的期望”。[5](R108)唐君毅之重青年，可见一斑。他认为，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的发展，可以略分为四个阶段，而各阶段都有其优缺点，值得今后青年借鉴。四个阶段分别是广州黄花岗青年精神、五四运动前后青年精神、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精神、抗日时期的青年精神。广州黄花岗青年精神在于为革新中国、复兴中国而化中国传统之丹心碧血成仁取义的儒家精神为一种为开创未来时代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精神。五四前后的青年精神在于一种求民主，反专制，反帝的青年精神，“这精神是辛亥革命前之牺牲自己之青年精神，发展为一种求保持国家权益；而要干涉政治，主宰政治的精神”。[5](P111)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精神在于“承五四运动时代之政治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而为中国现代之知识分子，要求改革内部政治，并求解除外来束缚之具体的革命实践”[5](P111)的一种宁愿牺牲个人自由，而服从集团的纪律，以救中国的精神。抗日时期的青年精神在于能够“徒步转徙数千里”，脱去中国从前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气（如辛亥革命前青年的旧大夫的矜持气，五四青年的少爷小姐气，国民革命青年的新知识分子的浪漫气）的更平民化、更耐艰苦的精神。
以上唐君毅的青年精神发展论，似正应一句古语：时势造英雄。青年精神的发展是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如此，则每一代的青年精神，因顺应时代，则表现出每一代青年精神的可贵处、可爱处。如辛亥革命前青年精神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五四青年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主宰政治、改革社会的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国民革命青年精神的可贵可爱处，则在对政治集团、对信仰的献身。抗日时期的青年精神，则在对民族抗战事业的忠诚。但是在唐君毅看来，六十年中国青年之优良的青年精神，在其到了中年、老年，几乎都很难保持下去，也很难在他个人身上，发展出更高的精神，或其他的优良精神，以成就他的中年与老年。于是，此更高的精神，其他的优良精神，只好让后来的青年来表现。当青年成为中年与老年，即陆续趋于精神之停滞与堕落。这不只是此六十年中年与老年的悲哀，也即是青年自己的悲哀。何以会产生这种悲哀呢？因为此六十年的青年精神，尽管有其价值，但亦有其缺点。认清六十年来青年精神发展中存在的缺点，以探求如何保持优良的青年精神至中年、老年，或在中年与老年发展出更高的精神及其他的优良精神，这样或可免于青年的悲哀。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有一共同的缺点，“是在其精神之价值，皆只表现于消极的破坏的方面”。[5](R115)如辛亥革命的青年精神，成仁取义，只为推翻满清专制，而缺乏一种担当积极的建国大任的精神，是偏于消极的；五四运动的青年精神，青年的活泼与朝气，只在批判怀疑，提倡自由精神，而没有转化为民主政权建立的具体措施，终不免处处表现个人自由，是偏于消极的；国民革命的青年精神，在于放弃自我，为政党和主义而战，然至战争胜利，不可避免导致执著党见，致使国民离散，此亦偏于消极；抗日战争时的青年精神，在于抗战，本身是一消极事业，而青年人流离转徙，受苦受难，亦是一消极的忍受反抗的精神。“故当被反抗者去，而此忍受反抗之精神，又未得转化为积极的建国精神之道路，也不与积极的爱护中国文化而加以发扬，及积极的尊重人性、人道、人文的精神，相俱而行”。[5](R118)
既然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的共同缺点，“在其所表现之价值，皆偏于消极的破坏方面，便知今后应有之青年精神，当表现于积极的创造建设方面”。[5](R119)不过，六十年来青年精神的消极破坏，并非真乃彻底的消极，而实乃积极主动的程度不够，一般只注重了“破”，而缺乏一种“立”的建设精神。虽然此种消极的破坏工作，在当下时代，仍是需要做的。但要“根于我们之积极地求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之要求，积极地尊重人性、人道、人伦、人文和人权的精神”。[5](P519)然而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绝非瞬息之事，也绝非仅由青年可以完成的。唐君毅认为，“这目标我即以毕生之力奔赴之，由青年，而壮年，而中年，而老年，尚不足以完全加以实现。这是我们之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不能完的事业”。[5](P519)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一事业的伟大、永不能完，并愿穷毕生之力以赴之。那么，由此“真知”才可保持我们现在的青年精神于壮年，于中年，于老年，以至于死，而永无精神堕落之忧。这样，方可实现前文提到的壮年创造成就事业、中年功成不居、老年护念后生，而永保青年精神之不堕及民族之不朽。当青年精神表现于积极的创造建设方面，便可转化六十年来的四阶段的青年精神的优点为一新青年的精神，为“重建‘能表现中国文化精神而广大之，能表现对于人性、人道、人伦、人文、人权之尊重之中国之国家社会’之理想与精神”[5](R123)而终身奋斗。
二、论青年的立志
青年精神在壮年、中年、老年保持不堕并能积极转化，前提是我们对保存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伟大与不易的“真知”的意识与自觉。由此自觉，我们就可发心立志，为保存和弘扬中国文化，塑造我们的精神生命而努力。此处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青年的立志问题。
关于青年的立志思想，在唐君毅的一些演讲辞及专门写给青年学生的小论文中，多处可见。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存亡继绝者，唐君毅谈立志，总是把文化发展与人文重建摆在首位。他说：“我们今日之讲一切学问之目标，一面在成就自己，一面即在谋中国文化之发展。故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都应念念不忘中国文化之长处”。[5](P123)所以，唐君毅希望青年以存继和弘扬中华传统为己任。
1、青年应依悱恻之情志立志
人生之计在于青年。故当人在青年时，应“清明在躬，志气如神”。[6]而中国历代相传的学问之道，首先亦是立志。诸葛武侯语：“夫当志存高远，去凝滞，忍屈伸，去细碎。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7]唐君毅认为，诸葛语中之“庶几之志”，即依于孟子所谓人之“异乎禽兽者几希”之志。人首先要认识人与禽兽几希的差异，并据此立志，方能做一真正的人。然人与禽兽，大概说来，都差不多。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如禽兽般，饥思食，渴思饮，饱暖思淫欲，求一点世俗的声色之娱，“穷居终日，言不及义”。[8]正因为如此，青年应时时反思人与禽兽之异，检讨自己的生活与志愿是否仍停留在禽兽阶段，只为谋一职业而读书。青年只要认识到人与禽兽的一点不同，便可把稳此一点，扩而充之，便可超凡入圣。而人之异于禽兽的一点，在一涵具悱恻之意的客观心情。这是一种“人人所同有而会自然流露的心情，是一客观的好真善美，好有价值的人格与历史文化，而恶彼伤害之者的不忍之心”。[9](R49)青年应立此悱恻之志，“依此不忍之心以求真理与造学问时，我们对真理学问本身有一爱好。我们是不忍真理之埋没于天壤间，不忍古人以心血著成的书，莫有人去了解；不安于我们对于真理之无知无明；而要自己打破此无知无明，使客观的真理朗澈昭明于我之心，使我的心如真理之客观而客观化，随真理之所往而与之俱往”。[9](P49)依此不忍之心，使我们对真善美本身有一爱好，对人间的不幸有无尽的同情，对人类世界之充满罪孽与苦难有一深切的感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心立志，传承文明，弘扬文化，消除一切罪与苦，立天下之公义。此不忍之心，此涵具悱恻的客观心情，是人之异于禽兽之一点，若能自觉的扩充之，则人愈能感受到自己异于禽兽者多。“立此志去造学问、做人，在社会上做事，做一分，算一分，无论成败利钝，总向此方面去。则人无论做事之大或小，多或少，都是同样的伟大，同可顶天立地而无愧”。[9](P49)
2、青年应为开拓精神的空间立志
前文我们已谈及唐君毅的应依悱恻之客观心情所包含之不忍之心立志，以求使人类文化有价值的部分，万古长存，使人类文化未来的无尽的进步，成为可能。这是唐君毅从人之异于禽兽之一点——人对客体有一悱恻的客观心情方面谈立志。另外，唐君毅还从其他方面谈过立志的意义，下面将从主体精神空间的开拓，从而成就自己，成就学问方面介绍唐君毅的青年立志思想。
唐君毅认为，“学问之始点，在人所立之志愿。志愿开拓人之精神的空间，使学问的进行为可能”。[10](P46)他认为，犹如物质的东西需要一空间来容纳自己，空间愈大，则容纳之物愈多，物质自由运动之场所愈广；精神的东西，我们的一切观念、印象、想象、概念、知识、学问，亦皆有其运动的精神空间。此精神的空间，即为古人所谓的胸襟度量。此胸襟度量，主要由人的志愿所开拓。人之所以为不同的人，即在其志愿的不同。而志愿伟大，则学问的成就也就越大。故立志是学问的始点。古人立志成圣成贤，德性修养是真学问的始点，而今人则重在理智的思想与纯粹的知识。一般认为，二者渺不相涉，其实不然，“人之理智的思想之进行，与纯粹的知识之开拓，也依于人之德性的度量”。[10](P38)人的求理智的思想与纯粹的知识，根于人有自然的直觉上的情志要求。若追求思想之继续进行、知识之继续开拓，也必须先自觉的求情志所及之范围的扩大，而立下远大的志愿。当然，人人都可依其自然的情志的要求，去发生一些思想，求得一些知识。但此思想和知识受人的天德的限制，有其限度。人只有立下志愿，奋然以自兴，求超越于自然的情志要求的限制，方可超越天德所限，立人德，使理智的思想和纯粹的知识不断展开和扩大。如此，人之立志，亦是理智的思想和纯粹的知识的始点。
成圣成贤，基督归主，佛教成佛，等等，此皆为志愿。立此志愿，使人知天地、生民、众生、圣贤、佛、上帝皆超越于我们，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知自我的渺小与限制。于是，我们由此“知”处启现一无限的世界与理想。此无限的世界与理想本大，我畅游其中，担负此无限世界与理想之责任。此责任感、担当感，可使我们的精神空间逐渐扩展。我们有此志愿，则可使我们对于世界和万物，有一亲和感，对所接触的万物有一爱好之情，由此引发我们的聪明智慧的光辉，随处透入对象，直至对事物熟知。不仅如此，对人文历史求了解，则须在此亲和感之上有更深的情意，“对之爱护，对之有所尽责，对之敬重，对之寄希望与盼祷”。[10](P43)如此，则“能不断开拓自己的精神空间，以时时涵摄此情志所及之人物与世界，于自己内部，而为我们之‘思想知识学问之不断的进步’，具备其真实的可能条件”。[10](P43)青年立如此之志，以求了解中国文化，进而弘扬之，是使中国古人的精神之血，恒流淌于我的精神空间之中，并合我的“天德”——立“人德”的酵素，造出新血，继续流淌，可保文化长存，历史不断，民族不朽。
3、立志之难与限制
青年拥有天赋的才智、德性，有一自然的向上心。然青年阶段，在人生之中，也不过是瞬息之事，其“天德”的光芒，也只是米粒萤虫而已。青年天德将随青年而去。此乃天德所限，青年毕竟要成为壮年、中年、老年的。要成就青年精神的继续发展与积极转化，成天德以立人德，须青年自觉其“青年”的有限，自觉其天德易逝，并自觉保存和弘扬中国文化之意义重大及此事业完成之不易。由此而发心立志，以悱恻之心求保存和弘扬中国文化，以亲和万物之情志求开拓自己精神的空间，成就精神生命。
立志，难在立定，难在排除万难而勇往直前。这其中除了天德的限制外，还有许多世俗的障碍。青年有天德，有向上心。然青年要成就事业，不仅仅依靠其向上心，青年还“必须对世俗的东西有所占有，才能在实际世间有一立足点，亦才能在事业之成就上有一开始点”。[10](P44)这一占有或凭借可以是物质的东西与财货，身体的健康强壮，名誉权力地位等等。青年运用其才德，由立足点而始，至壮年时，可多多少少占有一些世俗中物质的东西、货财、名誉地位。“然而人在开始对此世间诸事物，占有所占有的一刹那，即人的生命精神陷溺于此诸事物的开始”。[11](P50)并对此诸事物，必求保存并扩大之。此时，人已为物役。唐君毅在数十年的省察中，见证了无数的悲哀。他说：“我亲眼看见无数青年时的朋友的精神，依着此自然的辩证历程，循一抛物线而下落，而他们自己不知道。我亦曾多多少少帮助过一些有理想的青年，使他们对世间的事物，能多多少少有所占有，如一点财货与地位之类；又看见他们在开始占有所占有的一刹那，即开始失去其原初的理想”。[11](P51)于是，他感叹“人在少年时之向上心，纯是自然的恩赐，全不可靠。而此向上心是否能继续，必须有待于后天的立志的功夫。否则，烛烧尽后，总是熄灭的”。[11](P51)而立志，纯是个人的事，靠自己的觉悟，与环境无关，教育也莫能助之。立志，“是使自己之实际的存在成为一理想的实际存在”，“是由当下之我之实际，‘向’一理想之实际存在，而由前者‘之’后者”。在此“向”、“之”过程中，财物名位是必然存在的，亦有可能成为前行的阻碍。所以，唐君毅说：“我常想人生有一件事，是要永远要自己勉励自己的。即人在获得了什么时，要觉自己并无所得。人在自己是什么时，要觉自己并无所是”。[11](P48)如此，方可免于为物所役，而导致志的夭折，进而导致精神空落，人生无意义。最悲者为精神生命的失传、文化的绝继。此处似可见青年之于文化担当的伟大意义，而立志之于青年人生的生死攸关于一斑。
当然，人立下远大的志愿，并不一定能实现。如孔子、释迦、耶稣的志愿，到了今天尚未实现，牛顿自认为也不过是一真理海边拾石子的小孩。但志愿却又是不能不立。“人之立下大志大愿，如向天抛出一石，当其初抛出时，一直上升，宛若要直上霄汉。但是到了某处，石子仍将循抛物线而落下。但是，人在抛出石子时，必须志在直升霄汉，而面对无限的太空尽力抛去，否则连此有限的抛物线也难以形成。一切实际的抛物线，只能是有限的”。[12](P134)志愿无限，虽实现有限，却已于精神空间、度量胸襟中体证无限了。体证无限，而承担有限，似已达圣者之境，有王者之风了。
三、论青年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唐君毅为学一生，思想盈海外；执教一生，桃李满天下。他以生命为中国文化护法，以灵魂为中国文化许愿，以身心为中国文化造血，其生命、灵魂、身心早已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一生，由青年，至壮年，至中年，至老年，以至于死的奋斗历程，足可成为后世青年的楷模。前文提到的青年精神与立志功夫，在唐君毅的文化护法历程中都可得到充分体现。唐君毅特别强调青年阶段对于人生的重要性，青年阶段所显现的青年精神，是一积极的精神，我们应保持此青年精神于壮年，于中年，于老年，以至于死，永不堕落；立志是学问的始点，是区分人与禽兽的手段，是精神空间的开拓。立存亡继绝、文化创造、建功立业之志，以青年精神推而广之，终身奋斗。如此，成就青年，亦是成就人生；成就青年，亦是成就学问，成就中国文化。
综上，我们已略知青年在唐君毅的文化理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青年不仅是唐君毅文化理想中的主要教育对象，更是其文化理想的承接者和承担者。那么，据有如此重要地位的青年，应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文化呢？笔者认为唐君毅青年思想中包含了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
1、青年必须把成就个人人格与存继中国文化统一于文化理想的实现。
“文化理想”一词在中国以前的文化历史上是没有的，是现代新儒家提出的。1840年以来，中国屡遭列强欺压侵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文化的价值越来越遭到怀疑；清政府被推翻后，西方文化被移植到了中国，备受知识分子青睐，中国文化遭受冷落；但西方文化并没有如知识分子所愿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和肆力破坏中国文化，全盘西化更是叫嚣甚尘。……中国文化即将绝继，儒家“道统”即将失传。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摇摆，促进了并且注定了即将崛起一个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反思的新儒家。唐君毅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是其先辈心血的积累，是生命的流淌。文化与生命不二，文化为生命所依所根者。 文化作为生命的根依，是一个民族、国家人民精神的安放处，本身有其价值。一民族、一国家的人民应担负本民族文化存继的责任。因为中国文化发展为功利主义所误导，为强权主义所压迫，所以求生存的要求就更为迫切，意志也更为坚决。当然，一民族文化的求生存，并不妨碍世界文化的发展。因为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只有在存在众多异质性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所以那种把民族文化求生存、谋发展认为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包含了对历史的承继的。这其中，对历史文化的重视是必不可少的。新儒家提出的文化理想，是承中国文化的道统，开中国文化的未来的。而这其中，作为青年，承担起实现此文化理想的重任，就是要把成就个人人格与存继中国文化统一于文化理想的实现。文化即生命，个人人格是个人生命的灵魂，所以成就个人人格即成就文化。因此，青年应在存继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完善自我，践履道德理想，把生命根于文化土壤之中，文化与生命合一，则中国文化可保不朽，将与民族、国家生命同流。时下，对待文化的态度，已不是单纯的肯定或否定。这种结果的出现，与唐君毅那一代文化守护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然而，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的引领下，文化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情况下，保守传统是必须的选择。有所守才能有所开，保守住旧理想，才能开出新理想，实现新理想。因此，新时代的青年亦必须把个人人格的成全与中国文化的承继统一起来，为理想而奋斗。
2、树立“返本开新”的文化价值观是实现文化理想的关键。
关于文化当有不当有，进步与否的标准，存在以下的态度：
第一、认为时代风势之所在，即是非标准、合理不合理之所在；
第二、对照所谓的国外先进文化，来评判本民族文化的进步与否，以外国专家为效仿的权威（即文化标准的外在化）；
第三、认为文化本无标准，只以人的功利需求为标准（即文化功利主义）。
这几种态度在近代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唐君毅对之一一进行了批判。首先，认为时代风势即为是非标准、价值标准的态度，是把文化当作了一种脱离人的、外在于人的客观的东西，而没有认识到文化与生命合一，为生命所依所根。这一态度很容易在青年中滋生，因为青年喜新奇、追潮流、造时势，而其文化之根又不深，从而导致其行为无标准，而以风势所在为标准。张丕介在给第十七届新亚毕业生的《三点忠告》中，第三点就提出青年当“造就社会风气，不应随波逐流。”他说：“一个青年学生，在进入社会后，每每趋于时尚，专门跟人家跑，以为跟着出风头的人跑，亦能出风头；学习时髦的事，才算进步。这样，往往会增加社会的病态，使移风易俗的工作，更加困难”。[13](P251)因此，这是一种不当有的态度。
其次，关于文化标准的外在化。唐君毅认为，近代以来，由于国人对中国文化价值的怀疑与不自信，一部分人为寻求和证明中国文化价值而学习西方文化，然后证明西方文化思想中包含的思想，中国文化中亦有，于是就认为中国文化有价值；另外中国学者取得外国学位，就会在国内得到更高的待遇等等，证明中国文化的标准已经外化。这是近代以来国人一波接一波学习西方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态度下，人们只知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有其优点，而不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亦有其优点。因为标准的外化，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化，相当于以彼之长，比我之短，总是中国文化非，而西方文化是。在这种态度下，文化交流是不可能的，只会导致文化的依附而全盘西化。这种态度亦是不当有的态度。
第三，关于为功利主义的态度。唐君毅认为，人们只以文化有无用处来取舍文化，从而使人们只把文化限制在“眼下的”“用处”，为“我”所用，文化失去了长远的、大众化的发展。因为当人们把文化仅限在“用处”时，即为利益所蔽，为用处所蔽，为个人私利所蔽，这种文化是没有前途的。在这种状况下，文化只成了一种工具，已经失去了其与人的生命合一，为生命所依所根的意义。这亦是不当有的态度。
那么，文化应以什么为标准呢？我们青年应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呢？
唐君毅认为，因为文化与我生命合一，为我们生命所依所根，所以，“即除非我们确知我们原来生活在于其中之历史文化、社会风习，及其他生活方式，确值不得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即无理由说：当离之以存在以生活；因而不离之以生活即是、而应当，离之而存在生活即非、而不应当”。[14](P7)此即为唐君毅确立的文化交流与取舍的标准。亦即文化的存留、取舍，依于我们对文化价值的意识。人之一切依于真正内在的理由——价值意识，而不能随社会风势而转，不能一味追求新奇、变迁，天天换理想，结果“旧日的文化”无保留，而新理想也“随风舞”、“逐水流”了。只有先保守旧文化才能开出新文化，才能有所进步。在中国文化历尽一波又一波的怀疑、抛弃、毁坏之后，对文化进行重新审思，必须以保守为先。这既是因为文化本为民族生命所依所根，同时还因为在历尽这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之后，我们所剩的文化之根已经不多了。我们只有保存此文化之根，我们才可能与其他文化形态进行交流，文化才有进步的可能。对自己文化的信守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前提，否则，只会导致对于他民族文化的依附。青年应依于此“价值意识”而选择文化，保守为先，避免无根据的随变迁、求新奇，移风易俗，弘扬中国文化，方不负先辈所望。
3、青年的主动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存继和发展至关重要。
前文有言，保持青年精神于壮年、中年、老年，以至于死而不堕，有赖于“真知”意识以后的主动努力和奋斗；立志亦须主动。被动的立志，不是由青年内心所发，其所产生的动力有限且时常不济，以至于志向常于半途而废。只有主动立志，志由心发，而非由外界推动，才能使所立之志有深度、有远度、有大度，才能指导青年人生而成就事业。同样，青年存继中国文化亦必须有主动精神，由心而发，由悱恻之情志而起，确感到中国文化与自己生命相通，为生命所依所根，为自己生命的组成，而有存继和发展中国文化的行动。如只是在学校和老师的逼迫下被动的认识，青年肯定不会达到与文化相通。有时获得些许的知识是可能的，但也有可能产生对文化的厌恶之情。另外，也不能为追逐名利或研究时尚而研究，这也是被动。这种被动态度下研究中国文化是不会得出好成果的，只是拾人牙慧，有时还会产生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后果。青年存继和发展中国文化，要有主动精神，要不避冷点，不随风势而摇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因为， “精神进步，是各人自发、自动、自生、自成、自求、自勉的事，不能‘被使’；‘被使’者是机械的运动，不是自己的进步”。[15](P517)所以，青年要成就自己，承继和发展中国文化，精神和行动的主动是必不可少的，且要持之以恒。
唐君毅建立在文化理想基础上的青年思想，立意本较平常为高，且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更能启人深省；唐君毅以青年为其教育对象兼文化理想的承担者，热情讴歌青年之精神，要求青年要自觉地树立担负文化理想的宏图大志，把成就个人和成就民族文化统一起来。唐君毅的这些思想，对于青年成长，或有指导意义，对于教育工作者，也有可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霍韬晦《人文化成的社会》，何仁富主编：《唐学论衡》，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2]牟宗三《“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何仁富主编：《唐学论衡》，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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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君毅《一千八百年来的中国学生运动之历史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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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唐君毅《新春与青年谈立志》，《青年与学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唐君毅《精神的空间之开拓》，《青年与学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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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唐君毅《告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同学书》，《青年与学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张丕介《三点忠告》，刘国强编：《新亚教育》，编辑出版：香港新亚研究所，南山书屋发行，1981年。
[14]唐君毅《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唐君毅《敬告新亚廿二届大学部及研究所毕业同学书》，《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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