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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标置的匈奴与突厥 所谓国书，是指由甲国国君署名致书，交由使节传达给乙国国君。乙国国君收受国书后，答书致意，交由使节带回转呈甲国国君。国君为一国之首，在对外关系上即代表着国家，因此，由国君署名致书他国国君时，彼我的称谓即牵涉到两国间外交关系的定位。 汉文帝时，遣使匈奴所致送的国书中说:“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汉朝君主自称皇帝，称匈奴则为大单于，此二种头衔乃双方各自认定的称呼，因此，汉朝国书可说是遵循了对等往来的原则。不过，匈奴的老上稽粥单于在汉降臣中行说的煽惑下，回致汉朝国书时却倨傲其辞地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史记·匈奴列传》)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加于匈奴大单于之前，自抬身价，明显地逾越了对等的界线。 无独有偶，隋文帝时，突厥与隋之间的国书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突厥因内部纷乱，对外数为隋所败，沙钵略可汗向隋请和求援。一开始，在致隋的国书中，沙钵略说:“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其中从天生、天下贤圣天子二语，显然犯了大隋天子的忌讳，因此，隋文帝答书时将称谓改为:“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隋书·北狄传》) 沙钵略可汗的本名为摄图，即位后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始波罗为勇健的意思(《通典·北狄四》)，其发音与沙钵略相近，隋以沙钵略易替始波罗，疑两者乃同词异译。 沙钵略可汗后来向隋称藩，原本的国书变为上表，称谓也随之改变为:“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此中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略有异文，可暂不论，重点是沙钵略称臣，并具名为摄图，乃是以臣子上表于皇帝的格式，显示隋与突厥已从两国对等，转变为君臣上下的关系。 除了上述的匈奴和突厥外，四方诸国也有因致书无礼而被中国天子拒斥的，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倭国。隋大业三年(607)，倭王遣使致送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蛮夷之国竟敢与中国天子半分天下，平等对称，炀帝看了很不高兴，对鸿胪卿下令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书·东夷·倭国》) 敌对中释出消融彼我的善意 南北朝时，中国处于两大政权分裂对峙的状态，双方私下虽然相互以索虏和岛夷讥称对方，或贬斥对方是伪政权；然而，当南北通和，遣使交聘往来时，彼此的国交关系却是对等的。南朝与北朝在外交上相互承认为匹敌之国，在接待交聘使节的规格上，比其它的藩国使者来得高，国书的称谓上也是遵循敌国之礼，两国国君是处于对等的地位。传世的北魏太武帝《与宋主书》因颇有删节，已看不到书首的称谓语及书末的署名，但从内文里常见之彼我、彼此对举的用法，如“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计，为堑城自守，为筑垣以自障也？”其中“彼”是指宋文帝，“我”则是北魏太武帝的自称，可知双方是立于对等的地位在对话。 这种彼、我相对的用语，在梁与东魏通和时仍被使用，国书中常写着:“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其后，梁武帝去掉了“彼”字，只自称“此”，以表示不见外的意思。东魏在回报国书时，又将“此”去掉，改成“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进一步消弭了“彼”和“此”在字面上所产生的对立感。这个套语后来也被梁朝采用，成为南北国书往来依循的体式。 不过，这种良善的互动关系，在陈后主时却被糟蹋了。隋文帝篡北周后，大举兴兵攻打南朝，听闻陈宣帝去世，立即班师回朝，并遣使吊唁。在国书末尾，隋文帝以敌国之礼署名杨坚顿首，陈后主的答书却倨傲地说:“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南史·陈本纪》) 无礼之处不在于彼、此的对举，而是“统内如宜”与“宇宙清泰”之间的境界落差。“统内”所指的疆域远不如“宇宙”来得辽阔，“如宜”的治绩也无法望政治“清泰”的项背。这事惹得隋文帝相当不高兴，底下的臣子认为君主受到侮辱，纷纷上表请求出兵征讨。陈后主徒逞笔墨之快，却未料到反而加速了亡国的脚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