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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金老师，我想请问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与当前正在升温的“国学”是什么关系？ 答：我想二者可以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研究与论述的对象，但“国学”研究偏重学术性，主要着眼于长远的成果积累与学术发展；古为今用则偏重于功利性，主要是想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现实中发挥有益的作用。不过，这只是凭直观说话，不一定准确。 问：为了有效地传承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你是不是认为学术研究与古为今用这两项工作都应该有人来做？ 答：的确，我正是这样想的。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现在应该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上更加用力气。 问：这是为什么呢？ 答：因为研究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目的毕竟还是为了使它在后世有用；假如不再有用，那就只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在我的印象中，古为今用这句话已流行很久了；然而专家学者所做的大致上还是学术研究，主要是评估和考证两项工作。但评估的结论往往因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如对孔子、杜甫、《水浒》等的评价），考证又往往流于繁琐而得不到公认的结论（如与《红楼梦》及其作者有关的种种考证）。在学术研究中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有一个问题却被长期忽略了，那就是学术研究只有专家学者在做，广大群众难以参与，渐渐地就对学术争议与评估“行情”不感兴趣；又因时代与风气的快速变化，更使群众与传统文化越来越疏远。这种情况又反过来影响到学术研究，使“学术著作出版难”（因买书人少），也使专家队伍后继乏人（因大学涉古专业报考人少，毕业生改行者多）。 问：提倡古为今用就能改变诸如此类的状况？ 答：当然不一定，只能说是一种愿望，一种努力。不过，的确也有一些事例可摆、道理可说。例如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22页）又如2002年李瑞环同志在英中贸易协会举行的午餐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接着谈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等传统理念。并指出“‘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又指出“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见李瑞环著《学哲学用哲学》第574页、575页）江泽民、李瑞环这两篇演讲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助于世界各国的众多人士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的民族性格和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所以堪称古为今用的范例。 问：古为今用的事例肯定很多，但这如何能缩短广大群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呢？ 答：我始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体现在“经、史、子、集”等大量的古代典籍之中，但现在能读懂文言文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广大群众由于语言文字障碍而难以阅读古籍，这是传统文化越来越远离群众的一个突出表现。对传统文化进行学术研究，必须阅读较多的古书，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对群众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情况就不同了。古书中有大量警句格言，读懂并不太难，背熟也有可能；其中却蕴含着精深的民族智慧和各种有价值的思维经验，完全可以拿来作为现实中人的思想营养和行为指导，以利于进德修业，成才成功。 问：这种做法难免断章取义，难道只取片言只语就算传承弘扬了传统文化？ 答：对这个问题我要作两点回答： 第一，摘取片言只语是从古至今人们一直都在做的，只要它能够独立而简明地表述某个启人心智的思维成果，就可以拿来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出于《孙子》，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用过，却从未有人指责这是“断章取义”。许多警句格言乃至大量的成语也都是从古书中提炼出来的，也从来都被灵活运用。 第二，把精警的“片言只语”拿来古为今用，对学习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可以起到“突破一点”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尝到了甜头”，就可能滋长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兴趣产生学习的要求。我曾接触过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者，发现他们大多对优秀传统文化很有兴趣。有一位院士每次同我见面都谈传统文化，或解释一段古文，或交流对某些警句格言的感想。他说他只是在小时候读过一些古文；近年来感到学点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的确有益于做人与做事，所以就越来越有兴趣了。还有一次我同另一位院士闲谈，我说现在一篇博士论文总要写到二十万字以上，可是一部《老子》却只有五千字。如果把《老子》一书拿来作博士论文答辩，你看能不能通过？他说：《老子》中有些话只要一句就应该拿博士学位。我问他为什么竟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他最初只是看到《老子》中的一些话，觉得很精彩；后来看《老子》全书，发现其中充满了创新思维。而现在的博士论文缺的就是创新思维。再说一例，2003年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中华传统美德格言》，此书的编撰有明确的古为今用目的。其中“少年本”只收了77条格言，我忝为此书的总顾问之一，曾一再收到家长寄来的信，其中有一位家长说，他的孩子读小学三年级，只用了几个双休日就把全部格言读懂背熟了；由此而产生兴趣，还想读更多的资料。这些事例都说明“突破一点”、发挥张力，是可以改变群众与传统文化的疏远状况的。 问：既然古为今用那样便于实行又很有好处，为何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是“国学热”而非“古为今用热”呢？ 答：当前出现了“国学热”，这不是偶然的。主要因为国内国外都有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并认为其中有丰富的思维成果可以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在此以前，已经出现过“孙子兵法热”、“三国演义热”、“菜根谭热”、“老子热”、“孔子热”等等，这些“热”都热在古为今用上。有一篇报道题为《〈孙子兵法〉在世界流行》，其眉题为“美国兵打仗时带在身边，在日本成俗语常挂口头”，文中还说到美国人将《孙子》用于商业领域的情况，例如“美国著名的市场营销专家迈克尔森长期从事《孙子兵法》的应用研究工作，他撰写的《12营销原则》一书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概括和提炼，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营销制胜体系。”（见2006年5月29日《环球时报》第7版）还有一篇报道题为《日本人重新亲近〈论语〉》，其眉题为“网站开设专栏，商界提倡学习”；其中有一节的小标题是“IT时代需要《论语》”，文中说到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其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中称义利合一是儒商的经营原则，一个企业家必须做到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眼下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日本软银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北尾吉孝又将这一理念引入道德日益沦丧的现代商场，俨然成了日本新儒商的代表。而凭借着他的号召力，日本商界也掀起了一股将《论语》和为商之道相结合的热潮。”（见2006年4月14日《环球时报》第20版） 至于国内的情况，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当前社会上有多种人想更多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如离退休老干部、企业家、书法创作者、收藏爱好者及收藏业工作人员、旅游工作者和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者，等等）。他们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求古为今用，而客观上很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所以，我们用“国学”来回应国内外的学习要求是不完全对口的。但这并没有多大关系，一则“国学”研究的确有必要而且要有新发展；二则“国学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研究生课程《中华传统文化概论》。后因工作变动，不能再开设课程了，只能作些讲座。讲座大多是面向社会的，通过与听众的交流，越来越意识到要多讲古为今用的内容。但如何古为今用还是要作专门研究的。我深知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粗浅，尤其是古为今用如何与现代诠释理论及接受理论恰当结合，常常感到很难把握分寸，还须在实践中继续摸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