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仲舒 董仲舒善言“灾异谴告”，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伸天以屈君”从而企图制约王权的无限膨胀，使这种无限的权力不至于越出有序的轨道而造成巨大的危害。董仲舒以此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期望利用“灾异说”来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客观地说，董仲舒的“灾异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君权，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当然，董仲舒这套“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不可能起到过多地限制皇权的作用，董仲舒本人也因晚年以灾异附会汉高庙失火几乎被汉武帝下死狱。因此，“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二）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 董仲舒是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师。董仲舒认为“《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所以董仲舒在前者天人哲学的基础上沿着公羊派的思路，大大继承与发展了春秋公羊学的思想。而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事实上完全是一套国家政治、历史哲学，于当世和后世影响深远。概而言之，于内容上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部分：（1）强调在政治上的“大一统”；（2）强调新王改制；（3）强调德治。 三、董仲舒哲学思想的简评 早期儒家不讲“天人感应”，不讲三纲五常，更不讲符瑞灾异。“子不语怪、力、乱、神”一直是先秦儒家人文主义的重要传统。而“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宗”。董仲舒兼采阴阳家、黄老道家的思想，引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于儒学之中，儒学开始走向神学化。后世学者由此对董生天人哲学思想充满质疑，简单粗暴地将其斥之为神学迷信。 事实上，客观地评价董仲舒的天人哲学体系无疑要复杂很多。他自觉地适应时代的需要，诠释《春秋》大义，构建了他的哲学体系，虽然充满了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符合先秦以来儒学内部的逻辑发展，深刻地体现了改制的要求而大盛于世，成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第一个高峰。正是因为董仲舒的这种理论建构，儒家的仁义之道成为董仲舒的天道的基本内容，儒家之道获得了天道的权威根据，从而不容置疑地加强了人君实行儒家之道的神圣责任感。这对于确立儒家思想在汉代的一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董仲舒的天人哲学及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所占有的极其重要的基石地位。作者：吕革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