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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乘富贵，祸积为祟 秦汉智者通过观察和思考发现，“富贵”其实往往与祸祟相联系。《史记·田叔列传》写道：“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后汉书·乐恢传》也指出：“近世外戚富贵，必有骄溢之败。”《后汉书·樊宏传》记录了“为人谦柔畏慎，不求苟进”的樊宏常戒其子的话：“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埶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所谓“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是经过历史证明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王符《潜夫论·贵忠》又说“富贵盛而致骄疾”：“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其何异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痫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巿，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王符以“婴儿有常病”比喻“贵臣有常祸”，说明所谓“富贵盛而致骄疾”，这应当说是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作出的清醒判断。 富贵骄傲，富贵生不仁 《后汉书·崔骃传》：“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史记·魏公子列传》：“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史记·太史公自序》：“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富贵不骄，是“君子”的道德表现，同时也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富贵骄傲”，是说“富贵”容易导致修养的缺失和识见的浅薄。仲长统《昌言·理乱》写道：“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这也是富贵骄傲的表现，于是，“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岂非富贵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所谓“富贵生不仁”，可以说是“洞悉政体”至于“明切”，“辨别是非”至于“醇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一)的仲长统的一项历史发现。 乐亡乎富贵 《淮南子·原道》说：“至德则乐矣。古之人有居岩穴而神不遗者，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由此观之，圣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乐亡乎富贵，而在于得和。”“富贵”的竞得和享有，可能会妨害人生之“乐”。“居岩穴”者可能享受亲近自然之“乐”，在精神生活方面反而优越于“富贵”至极的“势为万乘”者。《后汉书·逸民列传》称颂隐逸之士的品格和趣味，说道：“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他们的“乐”，自有高尚清新的境界。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 虽然前引郦炎有谓“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司马迁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少卿书》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也就是说，“富贵”未必等同于人生真正的成功。“富贵”往往不能够留下历史印迹，而“倜傥非常之人”却多垂名青史。其实，如果评论历史文化贡献，也正是前者无足道而后者多堪称不朽。对于所谓“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又说，“昔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这段文字最精彩的内核，是陈说了“发愤”可以成就文化“大业”的道理。而“富贵”与“拘”、“厄”、“放逐”等人生境遇完全相反，是显而易见的。 秦汉人的富贵追求，是以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为社会文化背景的。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追怀“五帝三王之治天下”时代“民修德而美好”、“不慕富贵”的境界，但显然历史已经不可回复。对于世俗社会追逐“富贵”的狂热，或许《论衡》中《非韩》、《刺孟》、《自纪》诸篇四次说到的“不贪富贵”，对于引导世风更为有益。(作者王子今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