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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之际，司马氏父子兄弟，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使曹魏大权逐渐转移到自己手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干着违反礼教孝义之事，却极力标榜礼教孝义。对那些投靠自己的人，司马氏集团给予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对反对者则大加杀戮，对待当时的名士更是如此。阮籍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司马氏对他当然十分注意。但这对于阮籍来说却是两难的，一方面，阮籍父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薹，阮薹于建安十七年病逝时，时阮籍年仅三岁，他是在曹氏的庇护下长大的，自幼蒙曹氏恩泽，这使他不愿背叛曹氏。另一方面，他却又不敢明确地反对司马氏集团。 在这种两难处境中，阮籍选择了纵酒，选择了任性不羁。以此来远离是非，保全自己。他的这一方式也常能奏效。如司马昭想为其子司马炎求娶阮籍之女，阮籍不便直接拒绝，便一醉就是六十日，使前来说媒之人无法向他提说，司马昭只好作罢。又如，司马昭的心腹钟会，多次向阮籍问起对时事的看法，想借此从他的言谈中寻找把柄和网罗罪名的借口。阮籍也常因醉酒而获免。当然，醉酒也不能每次都能奏效，《晋书.阮籍传》及《世说新语·文学》第67条记载：“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对这个劝进文，阮籍是不愿写的，他故技重施，酒醉不醒，而郑冲坚持要他非写不可，并将他“宿醉扶起”，他见无法推免，只好“书札为之，无所点定”地写了。此事可能使他内心十分痛苦，因为，此事后不久数月，他便郁郁而死。另外，阮籍“虽不拘礼法，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对时事人物从不进行评判，在言语方面万分谨慎，为的是不让司马氏集团抓到把柄，这一点，连司马昭都说他“至慎”。 阮籍也并不是一味地逃避，像他这样一位名士，在司马氏集团篡魏的过程中，他是不能不有所表示的，所以，阮籍才向司马昭请求要去做东平太守、步兵校尉，这种举动，显然是向司马昭示好，这也是为什么当有人建议因其毁礼要惩罚阮籍时，司马昭要为他开脱的原因；也是当阮籍求为东平太守时，司马昭要“大悦”，并不计较他做官怎样、作了多久的原因。 阮籍的任性不羁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他不让自己的儿子学他得到证明。《晋书.阮籍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第13条均载：当他的儿子阮浑长大后，风韵气度都与他相似，便也想学他任性放达，可阮籍却对他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耳。”阮籍不让自己的儿子学习自己，其中因由，《竹林七贤论》所说“籍之抑浑，盖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是很有见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