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这样的视角来考察魏晋玄学,我认为,正是魏晋玄学不仅实现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从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而且其所凸显的本体也是落脚于人之精神境界,从而构成了境界形上学的初步形态。 随着玄学的兴起,汉代关于宇宙起源、结构和演变的争论发展为“有无(动静)之辨”,“本”与“末”、“有”与“无”等的关系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不同于汉人大多把《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论断看作宇宙发生论,玄学家则对此作出了新的解释。作为正始玄风的领袖人物,王弼在《老子注》一开篇就明确指出:“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其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他还指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注》第40章)“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注》第42章)王弼没有把“无”、“有”和“一”等看作是宇宙演变的阶段,而是提出“以无为本”的论点,并以思辨方式进行了论证:具体事物都以“有”为存在,而任何“有”皆始于“无”,所以在任何时候要保全“有”,必须“反本”守住“无”。同时,纷繁复杂的万物有其统一性,这个统一原理就是“无”。显然,王弼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宇宙发生论阶段,达到了以理性思辨的方式追寻宇宙人生之最终本原或存在根据的高度。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发展成熟到了在整体上初步摆脱经验性思维而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探讨宇宙人生之恒常本体的新阶段。正是有见于此,汤用彤先生才在与前此的中国哲学相比较的意义上将玄学哲学看作是“本体论”。 不同于王弼、何晏主要是凸显了玄学的本体意识,阮籍、嵇康则开始强调了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问题。阮、嵇虽然也有着自己的本体意识,如对“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的“至道之极”(阮籍:《达庄论》)的追求就明确地体现了这种本体意识,但是其理论兴奋点却并不是现象与本体的思辨联结,而是自我意识与本体的关系问题。尽管在表面上“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了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否定一者而坚执另一者的价值选择,但由于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事实上不可能彻底摒弃名教而完全因任自然,因此,“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上是以痛苦矛盾、彷徨无依的内心世界为基本背景的。《晋书·阮籍传》说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嵇康在《卜疑集》中也描绘了这种与阮籍相类似的痛苦矛盾的心态。既然自我生命无论在现实的名教或自然中都得不到安顿,那么就只能是退回到自身,在纯粹意识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描绘了一个与现实的悲苦无干、具有自我意识与宇宙本体融合为一之理想境界的“大人先生”:“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幄,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事所见,徘徊无所终极。”显然,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与境界中,不仅天地宇宙是和谐的,而且置身于其中的人及其自我意识也都是和谐的。由此,人就可以达到“并天地而不朽”的精神境界,从而找到自我生命的安身立命之所。正是阮、嵇以这种在孤魂野鬼的寂寞悲苦与得道真人的逍遥自得之间不断变换的生命存在形态,从两个相反的向度同时凸显了自我意识的问题与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的渴慕与追求,从而对玄学转向对精神境界的注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他们进一步深化了玄学的主题。魏亚玄学作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之学”,其中心课题是以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方式达成“天”与“人”的联结。何、王玄学的历史意义在于:针对汉代经学的感性、现象性思维,思辨地凸显了宇宙人生之本体的绝对性,并初步确立了与此相应的本体论思维。阮、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对本体的抽象思辨落脚于“人”,落脚于对人之精神境界的关注,从而为玄学学理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郭象正是在此基础上对玄学哲学作了新的推展。 对万物“独化”的本体论论证和对独化而逍遥的人生境界与达于境界之修养方法的揭示,构成了郭象玄学思想的主干内容。独化论的基本理论意旨,是哲学地证立自然与名教的统一,这可以看作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对何、王贵无论玄学主题的“回归”。而郭象玄学落脚于独化而逍遥的人生境界,则与受到阮、嵇凸显主体意识与精神境界的直接影响有关。 在从理论上揭明了有无相生的矛盾性之后,郭象进一步提出了“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命题。他说:“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齐物论》注)所谓“独化”,是指事物都是“独生而无所资借”的;“玄冥之境”则是指事物玄妙幽冥、浑然至极的存在状态。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所谓造物主,万物都是自己创造自己。万物自生自化而不依赖他物来创造,这就是天地的本来面目。“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提出,标志着玄学哲学本体论转向的真正完成。 与此同时,郭象的独化论作为一种天人之学,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对宇宙和谐的本体论证,而是在扬弃了阮、嵇强调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有关思想的基础上,落脚于与本体论相应的人生境界的凸显。针对大小不平、“上下夸qí@①”(《秋水》注)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带来的可“患”之处,郭象力图通过追求建立在“自足其性”基础之上的“各安其分”的精神境界,来影响社会的存在状况和人们的生命存在形态。他并不是不承认事物间的差别和矛盾,而是主要着眼于用“自足其性”、“各安其分”、“大小俱足”(同上)的玄理去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上消融这些矛盾。人们一旦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一切社会矛盾也就可以消除,社会整体的和谐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在他看来,一切用世俗的眼光看处于劣势地位的“臣妾”、“皂隶”只是懂得了这个“天理自然”,就可以做到“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同样,对于那些士族统治者而言,达到了“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精神境界,就可以在礼法名教中“逍遥自得”。因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而只要能“游心于绝冥之境”,虽在名教之中,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顺此而进,郭象得出了这样的哲学结论:“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游外”是笃名教,“冥内”是任自然;前者为外王,后者为内圣,在独化论的精神境界中,二者达到了统一。“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成为玄学理想人格的最高形态。 通过建构“独化论”的哲学体系,郭象站在玄学的立场上不仅完成了万物“独化”的本体论论证,而且还凸显了与之相统一的、以绝对“逍遥”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精神境界,从而以哲学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本体论与人生境界相统一以贯通天人的学理系统,在理论上达到了玄学最高的思想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