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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即魏晋风度的表现方式。魏晋风度的表现有这样几种，通过这些方式，而展现出名士的精神气质与贵族风格。我们加以大概地介绍： 饮酒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所谓“竹林七贤”，是对三国魏末七位人士的称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阮籍是其中最喜欢饮酒的名士之一。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政事，遂酣饮以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东晋有个名士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是很到位的。可见魏晋名士饮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保全性命。再比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也是一个极其狂放不羁者，从他所作《酒德颂》来看，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但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 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王卫军云：酒正引人着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这些都说明酒有助于形神相亲的合一，而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比如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当然，有些名士是想通过饮酒来醉生梦死，这是一种颓废，我们当然不能赞同。还有的借饮酒来装名士：“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些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也谈到服食五石散，说在当时是有钱人的一种时髦，穷人是消受不起的。由于服食五石散后发热，服食者往往要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于是不吃药者也附庸风雅，跟着名人将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许多吃不起药的人会在路旁假装药性发作以摆阔气，一副生怕不服食就跟不上时代的样子。鲁迅先生形象地说：“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有人认为这种风尚与今天的吃摇头丸差不多，其实我认为二者的精神追求是不同的。不能简单地加以比方。 两性解放 这里所说的“两性解放”，并不是今天所谓“性解放”。而是指男女关系的进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精辟地指出，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从两性关系的内容之中，可以判断出每一时代中的文明程度。魏晋名士在男女关系上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它通达而不荒乱，不同于南朝宋齐宗室的淫荒。有些性情中人，如阮籍之辈常常做出一些荒诞之事。如《世说新语?任诞》载：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阮籍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表现了他对妇女通达而不设防的心态。这种“不设防”可谓是当时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通道。再如阮籍的嫂子回娘家时，阮籍与之话别，按当时的礼俗，叔嫂不通问。为此有人说他不遵礼度，阮籍没有理会，反而说：“礼岂为我辈设那？”意思是礼教难道是为禁锢自己而设立的吗？这句话实际指出了礼教不应成为男女互防的围挡。阮籍批评礼教的意思并不在于为放纵情欲辩护，而是去掉两性交往的障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