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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在汉代以前一直称《礼》或《礼经》。虽然到郑玄时，仍保有其传承，其官学地位也始终没有改变，但是随着《周礼》和《礼记》的出现，《仪礼》似乎被束之于高阁了。与《周礼》和《礼记》相比，在历代经师中连敢于为之作注的人都没有。这固然有难易程度上的差别，但更主要的是：一方面，由于《周礼》因王莽的具体实践，使之与现实政治与生活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更多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或许在汉代经师们看来，由于有《礼记》作为《礼经》的诠释篇章，无需再费功夫对礼之本经去作解释了。于是《礼记》就愈益受到世人的重视。郑玄注《礼记·礼器》“经礼三百”一语时所说的“经礼谓《周礼》也”，也可以说明《仪礼》的地位正在被新的经典所替代。 那么，郑玄作为礼学传人，对《仪礼》的认识又如何呢？实际上，以《周礼》的五礼体系对《仪礼》十七篇加以分类，就已显出《周礼》在郑学体系中的位置。 对《仪礼》十七篇，郑玄也有逐篇的概括， 《士冠礼》第一：“童子任职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则是仕于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积。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为士。冠礼于五礼属嘉礼。” 《士昏礼》第二：“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商为昏。昏礼于五礼属嘉礼。” 《士相见礼》第三：“士以职位相亲，始承挚相见之礼。《杂记》会葬礼曰：‘相见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士相见礼于五礼属宾礼。” 《乡饮酒礼》第四：“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其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于五礼属嘉礼。” 《乡射礼》第五：“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礼，谓之乡者，州乡之属，乡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礼。射礼于五礼属嘉礼。” 《燕礼》第六：“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礼。燕礼于五礼属嘉礼。” 《大射仪》第七：“名曰大射者，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其群臣射以观其礼。数中者，得与于祭，不数中者，不得与于祭。大射仪于五礼属嘉礼。” 《聘礼》第八：“大问曰聘。诸侯相于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小聘使大夫。《周礼》曰：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聘于五礼属宾礼。”。 《公食大夫礼》第九：“主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之礼也。于五礼属嘉礼。” 《觐礼》第十：“觐，见也。诸侯秋见天子之礼。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朝宗礼备，觐遇礼省，是以享献不见也。三时礼亡，惟此存尔。觐礼于五礼属宾礼。” 《丧服》第十一：“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降杀之礼。丧必有服，所以为至痛饰也。不忍言死而言丧。丧者，弃亡之辞。若全存于彼焉，已弃亡之耳。” 《士丧礼》第十二：“士丧其父母，自开始死至于既殡之礼。丧于五礼属凶礼。” 《既夕礼》第十三：“《士丧礼》之下篇也。既，已也。谓先葬二日，已夕哭时，与葬间一日。凡朝庙日，请启期。此诸侯之下士一庙，其上士大二庙，则既夕哭先葬前三日也。” 《士虞礼》第十四：“虞，犹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于殡宫以安之之礼。虞于五礼属凶礼。”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特牲馈食之礼，谓诸侯之士以岁时祭其祖祢之礼。于五礼属吉礼。”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祢于庙之礼。羊豕曰少牢。少牢于五礼属吉礼。” 《有司彻》第十七：“《少牢》之下篇。大夫既祭傧尸于堂之礼。祭毕，礼尸于室中，天子、诸侯之祭，明日而绎。有司彻于五礼属吉礼。” 两汉经学，在其沿袭承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带有原则性的规范和方法，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会通诸说，断以己意，可以说是当时的经学家、注疏家们解说和注释经典时所共同遵行的原则和采用的方法。在郑玄的《三礼注》中，这些方面也可以说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透露出郑玄对已成传统的注经原则的遵行和实践。归纳起来，具体包括有以经解经、以史证经、以诸子百家之说解经的三个方面。其中既体现出郑玄对经学诸经的熟悉程度和贯通诸经的意识，又表明他的历史观念与认识，还说明他对诸子百家学的普遍关注，从而显示出鲜明的综合性。除了对《三礼》的互引互注之外，郑玄《三礼注》所征引的典籍包括《诗》、《书》、《易》、《春秋》的本经及其《传》、《说》，还有《孝经》及《孝经说》、《五行传》、《书叙》、《丧服传》、《朝贡礼》、《禘于大庙礼》、《王居明堂礼》、《中霤礼》、《逸奔丧礼》、《王霸记》、《王度记》，以及《论语》、《孟子》、《老子》、《弟子职》（《管子》）、《孙子》、《国语》、《世本》、《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司马法》、《尔雅》、《甘氏岁星经》、《兵书》、《农书》、《蚕书》、《相玉书》、《离骚》、《天问》、《淮南子》、《食货志》、《汉律》；他所征引的注家之言则包括郑司农（郑众）、郑大夫（郑兴）、杜子春，还有司马迁、董仲舒、贾逵、卢植、许慎、吕叔玉、氾胜之等。或训诂字辞之音义，或申述章句之义理，或考订制度之渊源。特别是对经典的引用表明了三礼与诸经相为表里，处处在在皆有其根据以及权威性。 三 郑玄《三礼注》的基本原则及其实践 从原本的意义上来说，“经”的范围自汉武帝时开始，是明确限定在《诗》、《书》、《礼》、《易》《春秋》的所谓“五经”上的。然而，到东汉章帝召集名儒于白虎观，对经学做了一次官方整合之后。“经”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认定了一些“准经”级的经典，包括原属解经的“传”、“记”等。这从班固所撰汇集白虎观会议精神意旨的《白虎通》所引书目就可以体现出来。除了《尚书》、《易》、《春秋》、《仪礼》、《诗》之外，对《尚书大传》、《春秋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29]、《周官》、《论语》、《孝经》等也都有称引，可见，这些传世典籍在解释“五经”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已经成为可以与“五经”互通互证的经典了。 那么，郑玄以《诗》、《书》、《易》、《春秋》等本经和《论语》、《孝经》、《春秋传》、《尚书传》、《诗传》等的内容来解释和说明《仪礼》、《礼记》、《周礼》的三部礼书的内容，无疑是承袭和奉行了如《白虎通》中所体现的这种以经解经的原则，而《仪礼》、《礼记》、《周礼》之“三礼”间的互引互注就更是以经解经了。在经注家的眼中，经典皆为圣贤明哲所作，所以经典之间有其互通性，以经典相互作为解释和说明的依据，也才是最为可靠和最具有权威性的。除《白虎通》之外，当时一些著名的经注家如杜子春、郑众等人的经注实践也为郑玄提供了范例，有不少为郑玄所称引。例如，《周礼·秋官·小司寇》“以致万民而询焉”一句，郑玄注引郑司农（郑众）的注文中同时引用《诗》《书》的文字来说明“询”字[30]；又如，《周礼·秋官·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槀”一句，郑玄注引郑众的注文中同时引用《书》、《论语》、《春秋传》的文字来说明“奴”字[31]。再如，《周礼·春官·天府》“季冬，陈玉石以贞来岁之媺恶”，郑玄注引郑司农（郑众）的注文中同时引用《易》、《国语》来说明“贞”字[32]。又如有关《周礼·钟师》“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 中的“《肆夏》”，郑玄注云杜子春引《春秋传》、《国语》以说之[33]。郑玄《三礼注》中不仅保留了这些内容，他自己也是这样亲身实践的[34]。 （一）以经解经 ①引《诗》，据笔者粗略统计，郑玄在《周礼注》中，称引《诗》的地方有五十余处。在《仪礼注》中引《诗》的地方也有二十余处，还有《诗传》，在《三礼注》中均有称引，但只有不多的几处。 ②引《书》，郑玄《周礼注》引《尚书》者不在少数，有三十六处之多，引《尚书传》者只有少数的几例。在《仪礼》注中引《书》的地方不是很多，只有几处集中在《乡射礼》注中。《仪礼》注中所引《尚书传》，也只有几处。又据笔者统计，郑玄《礼记注》中引《书》的地方有十二处，引《尚书传》的有二处。见于《王制》注，都是引之以证古代制度的。 ③引《易》，郑玄《周礼注》称引《易》的地方有十三处，《仪礼注》引《易》有四处，《礼记注》引“《易》曰”的地方有十四处，又引“《易·晋卦》曰”和“《彖》曰”各一处。 ④引《春秋》，郑玄注《三礼》称引《春秋》、《春秋传》的地方很多。据笔者统计，《周礼注》中称引《春秋》及《春秋传》有五十余处。其中，言称《春秋》者，有的是《经》文，有的则是《传》文；有的则同时引出，先引《经》文，后引《传》文。言称《春秋传》者，多数是《春秋三传》的文字，但是也有本是经文而称《春秋传》的。在《仪礼注》中称引《春秋》及《春秋传》有二十五处，其中多数是明言《春秋》而出于经文和明言《春秋传》而出于传文者，郑玄《仪礼注》所引《春秋传》中则有近三分之一是出自《公羊传》[35]。在《礼记注》中称引《春秋》、《春秋传》的地方有六十余处，在形式上和《周礼注》、《仪礼注》的情况差不多。其中称引《春秋传》者，有《公羊传》文十二处[36]，《谷梁传》一处，《国语》一处[37]。 ⑤引《礼》，到郑玄时，“三礼”之学并立已成风气。郑玄的兼通“三礼”，体现在《三礼注》本身就是以“三礼”之文兼而引之，相互为证，以解其义。无论是《周礼注》引《仪礼》、《礼记》，《仪礼》注引《周礼》、《礼记》，还是《礼记》注引《周礼》、《仪礼》，都是极为多见的。仅以《周礼注》为例，对《仪礼》十七篇都有称引，且每篇至少可以举出一两处[38]。 再看《周礼》注引《礼记》的情况，郑玄《周礼》注引《礼记》诸篇者，在数量上要多于引《仪礼》者，现以《天官》部分为例，看一下郑玄注所引《礼记》诸篇的情况： 《天官·冢宰·序官》“酒人”下注引《月令》，《天官·冢宰·序官》“九嫔”“女御”下注称引《昏义》，《大宰》注引《曲礼》、《祭义》、《王制》、《明堂位》、《杂记》，《宫正》注引《文王世子》、《杂记》；《膳夫》注引《内则》，《外饔》注引《王制》，《甸师》注引《郊特牲》，《渔人》注引《月令》，《食医》注引《内则》，《酒正》注引《月令》、《内则》、《王制》，《醢人》注引《内则》、《少仪》，《宫人》注引《玉藻》，《幕人》注引《檀弓》，《掌次》注引《祭义》，《玉府》注引《玉藻》，《司裘》注引《玉藻》，《内宰》注引《祭统》、《坊记》，《内司服》注引《月令》、《丧大记》、《杂记》，《缝人》注引《丧大记》、《礼器》，《夏采》注引《明堂位》、《玉藻》。[39]以上合计就有三十余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周礼》注中还引有《大戴礼记》的几篇，如《朝事仪》[40]、《卫将军文子》[41]。又在《礼记·月令》注中多引《夏小正》、《乐记》注引《五帝德》[42]。 观以上所列诸例，郑玄《仪礼注》引《周礼》、《礼记》和《礼记注》引《周礼》、《仪礼》的情况，也大体可以归纳为如此的范围。 （二）以史解经 郑玄《三礼注》所遵行和实践的又一原则就是以史解经，即以一定的历史材料来解释《三礼》中的字句内容。如果说，郑玄《三礼注》中在称引上述经典时的“以经证礼”是为了寻找可以互通的经典的依据，那么，作为历史的承载，这些经典中又包含有一定的史实材料，特别如《尚书》、《春秋》、《春秋传》、《礼记》等，称引之以注《三礼》，也就同时具有了“以史解经”的意义。另一方面，对上述经典以外的历史典籍的称引如《世本》、《国语》、《史记》、《汉书》等，或是明确地以历史上的制度、事件、人物等相关的史实材料来解释和说明《三礼》中的字句，也同样是“以史解经”，是为了确定《三礼》内容的历史的根据的。 郑玄的“以史解经”，具体而言，在所要证明和解说的内容上则集中在以解文字、以证职官、以证制度、以证观念等几个方面，每一项都可以举出多条例证来。在称引史实上，则是以虞夏商周四代以及春秋时期人物、事件、礼仪活动等为主，也还包括汉代如王莽改革的一些史实。 对于《三礼》中所涉及的礼仪制度和多种礼仪，郑玄几乎都是以在历史上找到例证为基础而加以说明的，也就是在三代乃至春秋的历史中找到根据，郑玄称引历史资料的意图就在于证明这些礼仪在历史上的实行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