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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代经学的整合与郑玄《三礼注》的出现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以倡经学之后，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经学化的时代。其后的两汉历朝帝王无不借助博士儒生对经典的熟识而为汉王朝制定大经大法提供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据，传世经典作为后世政治法典的功能不断地得到体现。另一方面，经学博士们又大都承袭了先师孔子“述而不作”的风范，经学传授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本业。同时，通过对经典的诠释为现实政治提供制度上的依据，是他们实现存在价值的又一方面。就此而言，经学博士们对两汉的政治经学化和经学政治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学自汉武帝以后至于东汉末年，经历了先后三次具有广泛影响的官方性的整合，这就是，汉宣帝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汉章帝建初四年，大会博士儒生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汉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与这种官方性的经学整合活动相伴随的，则是带有私学性质的经学传授的兴盛，以及对经典作集成性的注疏的出现。也就是说，在两汉经学传统的确立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一批职业化的经学人物。他们除了传学授徒之外，更以注疏经典为其传学的手段。 然而，正如清代学者朱彝尊所言，西汉学士，大都专治一经，兼经者寥寥，至东汉而兼者渐多[③]。经学发展日益显现出综合和集大成的趋势。活动于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就是一个应时而出的集大成式的经学人物，他以遍注诸经而称名于史。朱彝尊称：“郑康成出，凡《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论语》、《孝经》，无不为之注释。”而且，“《六艺》、《七政》有《论》，《毛诗》有《谱》，《禘祫》有《议》，许慎《五经异议》有《驳》，临孝存《周礼》有《难》，何休之《墨守》、《膏肓》、《废疾》，或《发》、或《针》、或《起》，可谓集诸儒之大成，大有功于经学者。”[④] 郑玄之所以能够如此地兼通诸经，与其早年的求学经历大有关系。据《后汉书·郑玄传》，郑玄早年就有志于学问，“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其后，郑玄“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可以说，正是早年的这段求学经历，使郑玄得以进入经学之门，由此奠定下了广博而深厚的功底，特别是他投于当时著名经学大师马融门下之后，虽然与马融“三年不得见”，但是马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当得见之时，郑玄便“质诸异义”，遂有得于师学正传。马融有叹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由此，为其以后深入经学堂奥，遍注诸经积蓄了深厚的功力。同时，正是马融自己为郑玄作出了榜样，因为他本人就以遍注经典而称名于史[⑤]。此点而深刻影响于郑玄。在以后的考察中我们会看到，郑玄对于经学典籍的熟识和融会贯通在其《三礼注》中就有着充分体现，与他的前期积累及马融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建立各种礼仪制度的实际需要，在两汉经学之中，礼学的发展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汉官方经学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礼学为基础的礼仪制度的整合，而两汉礼学的传承和发展的集大成的结果，又是以郑玄《三礼注》的出现为标志的。 自西汉初年起，伴随着各项礼制法度的恢复和建立，通晓前代礼仪制度的博士儒生，有受命而直接为朝廷草创礼仪“以正君臣之位”者，如叔孙通[⑥]；有授弟子传习礼学经典《士礼》即《仪礼》十七篇者，如高堂生[⑦]。 就礼学经典而言，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以礼经《仪礼》十七篇为核心的礼学成为汉代官方经学而代相传承。而后有戴德的《大戴礼》、戴圣的《小戴礼》和庆普的《庆氏礼》三家立为博士。与此同时，作为引申礼经的意义的《传》和《记》，也先后被发现、收集和整理出来，其定本就是今传的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⑧]。再晚些时候，又有一部专以官名、官制为内容的礼类书籍《周官》也传行于世[⑨]，并因王莽、刘歆的重视而获得特殊的经典地位[⑩]。 东汉光武帝时，史称“中兴”，礼学自得其传。《仪礼》，“亦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光武帝后期，建武中元年间，有曹充习庆氏学，又传其子曹褒，曹褒曾撰《汉礼》。习《庆氏礼》者，还有董钧，汉明帝永平初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称：汉儒自郑玄之外，注《周礼》及《仪礼·丧服》者惟马融，注《礼记》者惟卢植，郑玄则尽注《三礼》，发挥旁通，溶冶一炉，合为一家之学，此前人之所未有也。 就时代来说，两汉经学发展到东汉末，也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已经到了可以集大成的时候了。实际上，官方早已有过多次的整合。一方面是时代之需要和学问累积之成熟，一方面是个人的努力和功力之至，这就造就了郑玄和他的经注，特别是《三礼注》。 清末黄以周曾考订郑玄注述先后，在论及《三礼》时说：“《自叙》注《三礼》不别先后，……《三礼》注之先后，初无明文可考。今以注义求之，约略可定。郑先治三家诗，其注《礼记》，多用三家，注《礼经》升歌笙入，间歌合乐诸《诗》，纯用毛义，是注《礼记》在注《礼经》之先也。《诗笺》引经，多据己所正读之字为文。（原注：如引《少牢礼》‘主妇被锡云主妇髲鬄’是也）而《周官注》引《礼记》，又多仍旧误，……是注《周官》在注《礼记》之先也。故以著述而言，先注《周官》，次《礼记》，次《礼经》，次《古文尚书》，次《论语》，次《毛诗》，最后乃注《易》。”[11]杨澧也考订“郑注《礼记》在注《周官》后无疑”[12]。黄以周等人的说法不无参考意义，或许提示我们，郑玄的经注正是以《三礼》为发端，起自《三礼》而渐及诸经，如此则《三礼注》实可谓其注疏学的核心。 经注家不同于思想家，往往不是以专门的著述立说来表述和传达思想，但不能因此说经注家没有思想，他们对经典的认识以及所作的说明和解释就包含着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往往是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引申和发挥，从而浓缩于经注之中。那么，郑玄对《三礼》的认识，以及他的《三礼注》的注经原则、具体特点和思想内涵又如何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