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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及其《论衡》在封建时代，“攻之者众，好之者终不绝”仪四库全书总自提要·论衡》)。到了现代，情况又是如何呢?变成了“好之者众，攻之者终不绝”。曳所谓攻好并存，毁誉交加。公认的是:王充为汉代学界之一奇人，《论衡》为汉代学界之一奇书。奇在何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汉代奇人 现代，中外学米交流广泛。在这种交流中，王充受到重新审视和评论。首先，西方学者喜欢说主充像西方古代某一学者。有的说王充在“灵魂论”方面，可以“与柏拉图相提并论”;从王充批评儒道两家的谬见和扫除当时流行的一切社会迷信来看，有人认为王充“无疑乃为中国之伏尔泰气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引霍克氏DoctorForke语)。伏尔泰和王充在反对迷信方面是有一致之处的。苏联学者阿·阿·彼得洛夫则认为王充跟希腊伊壁鸿鲁一样，他写道:“马克思给伟大希腊思想家伊壁鸡鲁的评语，可以应用到王充身上。马克思写道，伊壁鸿鲁乃是‘古代真正的、急进的启蒙思想家，他公开地抨击了古代宗教。……’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迷信和愚昧无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真实知识的宣扬者—王充，同样是中国古代真正的、急进的启蒙思想家。”(《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结论，科学出版社1勺56年版)中国学者认为王充和培根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蒋维乔说王充“能使我国思想的趋势一变，并且所变的方面，还是由神秘而实在的，和培根的情形大略相同，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伟大功绩!（《中国哲学史纲要》，台湾中华书局1975年版)培根强调经验，王充强调证验;培根提出假相说，揭露神学、唯心主义及一切谬误的根源，王充提出天道自然论，批驳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培根是近代归纳逻辑的主要创立者，王充是古代东方逻辑大师;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而王充提出“知为力”，表达了同一思想。不同的是，培根不是无神论者，而王充是，可谓大同小异。有位逻辑学家说王充是中国的培根。王充比培根早一千五百年，我以为应该说培根是英国的王充! 二、执着求真 王充在《论衡》中有“九虚三增”，主要是批评书籍中的虚妄言论和增饰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疾虚妄”。“疾虚妄”是为了求实诚，也就是求真。他说:“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蹂。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上充出」1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今吾不得己”而著《论衡》(《对作》)。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思潮弥漫于西汉思想界。东汉时代，连附会经书的诚纬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桓谭由于不相信截纬，就算犯了“非圣无法”的大罪，差点被杀头，许多学者埋头于钻研经书，作章句之学。另一些文人追求利禄，热衷于荒谬的谴纬迷信。在这种经学时代，孔子是全社会崇拜的大圣人，一切都被神化了。王充认为当时“说圣太隆”，写下《问孔》、《实知》、《知实》等篇，对神化孔子的各种错误说法进行详细的分析批判。王充因此遭到封建时代的许多学者的非难。现在有人为他辩解。黄云生说:“仲任虽有崇道之言，而尊儒之语，则更过之;虽有褒黄老之学之笔，而美尧、舜、孔、孟之文，则远超其上。且其一生落魄，勤于学问，力于著作，无黄老之操，有孔孟之行，不应列之于道家，惟宜归之于孔门。”“仲任生当儒教迷信泛滥，丧失本真之世，借道家之言，以攻儒者之蔽。”“其实，《问孔》《刺孟》二篇，皆为破汉儒守师信古、不能怀疑问难而作启发，非为贤者立论。学者不察其衷，每执此以难仲任，致仲任多蒙不白之冤。呜呼!此所谓心者诚难知，而理者诚难论乎!”(《王充评论》，三信出版社1975年版)黄云生认为王充是真正的儒家，只是为了儒家的纯洁而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被误认为是反儒家者受到谴责，蒙不白之冤。日本学者狩野直喜认为王充是批评了儒家。他写道:“王充其人不仅奇矫，其持论亦与一般儒者大异其趣。如《问孔》《刺孟》二篇即其一例。向米中国之学者，皆因其肆无忌惮地批评孔孟，故动辄兴师问罪。但近时西洋之中国学者，却因此而激赏之。梅耶氏曾云:王充乃一位哲学家，或许为中国哲学家中最具新颖、最有思想者。”(《中国哲学文》，岩波书店出版)中国学者也有“激赏”的，如梁运华写道:“王充这种敢于冲破传统偏见的束缚，在圣人面前不是跪下，而是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在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的时代，确是一颗思想的明珠。”(《论衡注释·前言》，中华书局1979年版)有的苏联学者说:“王充是汉代名符其实的包罗万象博综古今的天才。简直可以说他的批评的锋刃—不仅是破坏性的而且有建设性的—就没有放过汉代任何一个哲学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科学出版社1956午版)冯友兰先生称王充为“唯物主义哲学阵营里”的“一个大哲学家，’(《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239页)。陈丽桂对王充的评论是:“不提供理想，只指明人间的是非，教人怎样去辨清真象，了解事实，让人对自己所生存的环境，有一个更近真的认识。‘因此，在手法上，他是以破坏来建树，以扫除代替美化，在思想界里，他是占着批判的席位，而不是引导的席位的。有人说，他是思想界的病理学家，实在不无道理。”“王充的思想，完全是他自己独特的面貌，而不曾依傍过那一家。只要经他判断是对的，那一家都可以接受;一旦经他判断是不对的，是‘虚妄’的，那么不管是那一家的，都该推翻，都该廓清。这和汉代专讲家学、师学统派的学术界是截然不同的。’，王充学说是“我国物性思想界里最有力，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代表”(《王充》，见《中国历代思想家》第二册)。黄云生说，王充“勇气胆识，特立独行，堪称前无一占人后无来者，五千年中仅此一人而已”。黄国安写道:“王充以为论事必求真，必有验。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怀疑的态度，直到现在还是做学问的人所必备的。而其不畏权威，不屈于传统，勇于批评，勇于探求的自由开放的思想，是封建社会里的凤毛麟角。”他批判神学的天，“其态度的严正，目光之扭里利，与夫辩证的坚锐，一千九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有余威!”(《王充庄妄一沦之研究》，《台东师专学报》第l期)。由于他求真，抨击各种虚假和谬妄的说法，因此，他的学说被称为“批判哲学”(重泽俊郎:《汉代批判哲学的形成》，大东文化研究所，1957年6月)。钟泰认为王充“信己太过，疑古太甚”，德国汉学者福尔克则说王充是“怀疑论者”。徐复观说:“卓牵特出之士，多不以博士系统的学风为然，要求在学术中得到更大的自由天地，以扩大知识的范围。”徐复观认为王充是主张学术开放，是“反博士系统”，因此称之为“自由学派”，并说王充“应当算是草莽中的自由学派”。 病理学家、怀疑论者、批判哲学家、自由主义者，这些帽子给王充戴，哪一顶最合适呢?现代学者提出这些称呼都是有根据的。王充善于挑剔社会的毛病，并加分析，当然可以说是社会的病理学家。王充有“九虚三增”探病之作，又有《宣汉》、《恢国》颂褒之文，所以“病理学家”帽子有点小。王充对经、传、诸子、世俗之见都以怀疑目光审视过去，一见虚妄，即加批判，所谓“怀疑论者”、“批判哲学家”，均非无稽之谈。但一经证验，即不怀疑，确属实诚。他对桓谭《新论》就是推崇备至。可见这两顶帽子都有些偏，似乎也不太合适。徐复观以他摆脱博士系统而称为“自由学派”。在汉代经学以外，没有博士系统的任何时代，许多学者是否都可以称为“自由学派”呢?秘康、阮籍、韩愈、柳宗元、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黄宗羲、戴震，他们都很“自由”，与王充有什么区别呢?既有这么多“自由学派”.王充怎么会是“绝无仅有”的一人呢?我以为，王充实事疾妄，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一无依傍，二无党派，只讲是非对错，没有情面忌讳，幽处独居，考论实虚，表现了执着求真的精神。世代学者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都讲实话真话，王充因此成为“绝无仅有”的一人。我以为，王充是一个执着求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官场上敢讲真话的人就更难得了。据陆九渊说法，三代以后，在官场上敢讲真话的，“唯汉赵充国一人而已”。西汉官僚赵充国，东汉学者王充，敢讲真话的两个人都在汉代，实在难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