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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秋风，男，真名姚中秋，西历一九六六年生，陕西人士。民间学者，现居北京。著有《立宪的技艺》、《为什么是市场》、《权力的现状》等。译著有《哈耶克传》、《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自然的观念史和哲学》、《危险最小部门》等十余种。主持翻译《奥地利学派译丛》。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经济、政治评论。 历代儒家先贤中，再也没有比董仲舒遭受的误解更多、更严重的了。宋、明儒对董仲舒就不乏微词，过去一百年间，几乎所有人都厌恶、痛恨董仲舒。我所敬重的梁启超先生就说，由于引阴阳之说入儒学，董仲舒之儒学已绝非孔、孟、荀以来之学术。我的《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见报，有朋友说，孔子确实不错，孟子也很好，董仲舒却让儒家走上一条歧路，变成专制的帮凶。 我要说，宋明儒的微词不够公允，盛行百年的看法更是荒谬绝伦。回到当时历史语境中，再纵观董仲舒以来的中国历史，完全可以说，董仲舒是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家人物，也是中国历史演变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正是他，提出了天道宪政主义变革规划，对推动儒家秦制实施了一次有效而彻底的变革，建立一个具有一定程度宪政主义性质的“共治体制”。由此，华夏文明才部分告别秦制，获得生机。听起来有点太疯狂？容我慢慢道来。 盛世危机 要理解董仲舒在做什么，先得弄清楚董仲舒要解决什么问题。 论起源，儒家与专制制度是两个毫不相关的事物。如果硬要说两者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也只是，孔子在专制即将降临的时刻，就对其保持警惕，而主张“复封建”，以礼治对抗王权的刑治，以封建性的君臣关系对抗绝对的命令-服从关系。这构成了儒家的基本价值立场：反对权力的专制，追求人的自由和尊严。 当然，现实自有其残酷的逻辑。孔子之后，封建制崩溃，进入权力狂欢时期，是为战国。这一强权政治让秦这样的野蛮邦国获得了机会。它以绝对的权力集中资源，攻灭六国，建立了绝对主义的皇权统治秩序。 但是，试图用权力控制每一个人的制度，注定了是无法维持的。秦始皇一死，秦制立刻崩溃。不过，刘邦攻灭群雄后所建立的政制架构，完全沿用了秦制。最为典型的就是官制，秦、汉几乎一模一样。 当然，汉的统治确与秦不同。其观念上的不同就表现为，从法家转化为“黄老之术”。近几年一直活跃在NGO领域的杨鹏先生，曾出版过一本厚书，研究黄老思想，对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但其实，黄老之术是不配得到这么高的评价的。 黄老主张“清静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统治的狡计。秦制十分专制，那么，汉初就需要一场根本性变革。这需要大有为。黄老却主张，在保留秦制基本结构的前提下，采取放权让利的权宜性策略。统治者不再像秦代那样紧紧地进行全面的控制，而是适当放松一下控制。 应当说，放权让利政策还是很有效果的。民间被压制的活力迅速释放出来，经历了战国的战乱和秦的反文化的统治，人们的心灵完全是物质主义的。所有人都投入到发财与争权的事业中。由此，汉初出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甚至出现了由数千人的大企业。很有可能，这样的经济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然后就到了汉武帝时代。靠着繁荣的积累，他终于有财力上马一些宏大的政绩工程了，这包括北逐匈奴。 但这样的繁荣没有持续多久，社会就陷入深重危机。这是黄老无为式繁荣的必然结局。归根到底，权力仍然居于支配地位，而没有在制度上被控制。随着财富增长，财富对权力的诱惑日益增大，权力入市变现的冲动日益强烈，权钱交易逐渐体制化。当权钱交易的空间变小后，权力干脆直接上阵：一方面，政府进入民间所发现的最为盈利的行业，以官办企业取代私人企业。另一方面，政府采取种种财政措施，直接搜刮、抢夺民众财富。民众曾经富裕过，但很快，财富就大规模转移到政府手中。 因而，汉武帝时代，民怨沸腾，官民冲突激化。面对这种局面，皇权本能地回归秦制，重用“酷吏”。《史记》、《汉书》专门列有《酷吏列传》，而酷吏最多的时代，正是汉武帝时代。这些酷吏无所不用其极，杀人如麻，甚或流血十里。 这是一幅怪异的图景：这个盛世看起来金光灿烂，却要靠酷吏来维持。从皇帝到劳工，所有人都不满，所有人都找不到方向，惶惶不安。这就是董仲舒登上历史舞台前的基本社会政治格局：秩序的根底是专制的秦制，表面上一片繁荣，人心却已彻底败坏，秩序已经接近溃散。也就是说，缓和了的秦制已经走投无路。 这样看来，汉武帝还是非常明智的：他允许儒家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汉武帝比秦始皇伟大的地方。而儒家也确实想出了办法，拯救了这个已经走向深渊的社会，其领袖正是广川董仲舒。 董仲舒的理想：去秦制 汉武帝一登基，就准备接纳儒家。不过，他只是想让儒家点缀太平，塑造盛事景象，比如，为他安排封禅的仪式。此即时人所说的“改制”。儒家却不满足于此。他们要求“更化”，那就是摒弃秦政。 《汉书·董仲舒传》全文收录了董仲舒上汉武帝“天人三策”，在第一策中，董仲舒就明确要求汉武帝进行“更化”。所谓更化，就是根本性变革，其核心则是抛弃秦制。董仲舒分析了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接着指出： 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董仲舒在这里指出了秦制的根本问题所在：专制。它有两大最为突出的表现：第一，严厉地禁止百家思想的自由争鸣，消灭思想、学术、文化事业，进而消灭民间社会。第二，任用刑罚、酷吏，实际上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在价值被消灭、人人被权力控制的秩序中，人人自然都成为物质主义者。这样的统治所造成的最大的恶果是国民心灵的普遍败坏： 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董仲舒还直率地指出汉初黄老之治下，官、商勾结所产生的严重社会与政治恶果：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上面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董仲舒认为，体制已经完全败坏，其根源则是不受限制的权力。要摆脱危机，就必须终结秦制，终结汉初形成的宽和的秦制。如何做到这一点？秦制的关键是皇权独断专制，酷吏之治、权钱勾结是从这样的绝对权力引申出来的。因此，约束皇权就成为董仲舒所代表的汉儒所思考的首要问题。 “天人感应”的宪政意图 为了约束秦制创造出来的绝对主义皇权，董仲舒提出了“天道宪政主义”方案。这个方案的神学根底是“天下相应说”。梁启超、胡适二贤受“唯科学主义”影响，把“天人相应说”斥为迷信。这样轻率的指责说明他们不了解古典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道信仰是古代中国治理秩序的关键性基础。这一信仰至少从尧舜时代就已形成，且尧舜以降夏商周三代历史已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优良的治理以虔诚的天道信仰、尤其是国王的虔信为前提，一旦这种信仰松动、瓦解，君王必然放纵欲望和权力，整个社会必然陷入混乱与危机之中。 为什么？《尚书·泰誓上》篇有过一番论证。首先：“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其中也包括人。人为天地之子，天爱万民，因此，“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而幸福的生活需要秩序，为让万民过上幸福生活，上天在人间设立君王。 这句话也就指示了君王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天乃是基于其对万民之爱而设立君王的，因此，君王唯一的职责就是让万民过上幸福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够“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为保障君王始终履行这一义务，天以其人格化的存在形态——“上帝”——监察着人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従之。”人间秩序是否合理，君王统治是否可取，是由万民判断的，上帝无条件接受万民的判断，上天一定顺从万民的意愿。 《泰誓中》篇简明地概括了天道宪政主义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辟”就是君王。上天照顾人民，君王遵奉上天。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说，君王固然高于万民；但在政治神学中，万民高于君王。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君王都在天-上帝之下，因此，君王不是最高的权威。君王须敬畏上天。借助于天的权威，礼或者法律才具有压倒君王的权威，人民才有免于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统治的可能性。 秦制的根本特征也正在于，秦始皇完全不信仰天-上帝。他巡游各地勒铭纪念，铭文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天。这与周初诸王虔诚的天道信仰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因为没有天道信仰，所以，秦始皇相信，自己不仅是人间的统治者，也是整个宇宙的统治者，他甚至有权惩罚神灵。这样的皇帝的权力是真正绝对的，法律也就根本不能约束他。有人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实，正确的说法是“无天无法”：皇帝不承认天的权威，也就不可能承认法的权威。拥有如此绝对之权力的皇帝，当然可以任意处置任何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