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刘三吾秉承皇帝朱元璋的意旨搞了一本《孟子节文》,删去了八十五章(以章数计,删去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以字数计则删去全书将达五分之二),并定为功令,“自今八十五章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朱元璋以及删节《孟子》的刘三吾等为什么害怕这八十五章,非要把它删除不可?其中有什么危害封建主义的东西?对《孟子节文》进行认真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孟子思想的认识深入一步。 《孟子节文》极为罕见。《四库全书》未著录此书(包括“存目”),清代和私家藏书目录以及《明史·艺文志》均不著录此书。陈登原著《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一《明代之禁书》一节有这样一条:“故何伟然所辑《广快书》(卷三十一)《孟子节文》条云:‘洪武二十七年翰林学士刘三吾(按:原文“刘”误排为“形”)等奏上 征天下耆儒同校《蔡氏书传》,赐名曰《书传汇通》(按:书名有误,当为《书传会选》)。又校《孟子》一书,中间语言太峻者八十五条,除之。命自今八十五条,科试不以命题,其余百七十余条,颁之中外,俾皆诵习,名曰《孟子节文》(按:“文”误排为“义”)。二书均有版在南雍,今残缺矣。’”(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3页)1988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第一册收入《孟子节文》。下面,介绍《孟子节文》,并进行相关分析。 一 《孟子节文题辞》 “题辞”,实际上是“序言”,大概是因《孟子》第一部注解书、东汉赵岐所著《孟子章句》的序言命题曰《孟子章句题辞》,故亦以“题辞”称。其主要内容是叙述删节《孟子》的理由,全文如下: 《孟子》七篇,圣贤扶持名教之书。但其生于战国之世,其时诸侯方务合纵、连衡,以功利为尚,不复知有仁义。唯惠王首以礼聘至其国,彼其介于齐、楚、秦三大国之间,事多龃龉,故一见孟子,即问何以便利其国(非财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开,非但有害仁义,且将有弑夺之祸。仁义,正论也,所答非所问矣。是以所如不合,终莫能听纳其说。及其欲为死者雪耻,非兵连祸结不可也。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台池鸟兽之乐,引文王灵台之事,善矣。《汤誓》“时日害丧”之喻,岂不太甚哉!雪宫之乐,谓贤者有此乐,宜矣。谓“人不得”即有非其上之心,又岂不太甚哉!其他,或将朝而闻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见报施以仇雠,或以谏大过不听而易位,或以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轻其去就于时君——固其崇高节、抗浮云之素志,抑斯类也,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言、不当施者,概以言焉、概以施焉,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矣。今翰林儒臣三吾等,既请旨与征来天下耆儒同校蔡氏书传,蒙赐其名曰《书传会选》。又《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按:“八十五条”、“一百七十余条”,实际上是“八十五章”、“一百七十余章”。又按:用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对照《孟子节文》,删去的当是八十九章。详见文末所附《〈孟子节文〉删、存一览表》),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则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矣。抑《孟子》一书,其有关于名教之大,如:孔子贤于尧舜,后人因其推尊尧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而知其所学者周天子盛时之礼,非列国诸侯所僭之礼。皆所谓扩前圣所未发者,其关世教讵小补哉! 洪武二十七年十月癸酉翰林学士奉议大夫臣刘三吾等谨上。 这篇“题辞”,用举例的方式说明了删除他们认为绝不能令之行于世的章节的原则——虽然是遮遮掩掩的,但经过分析,也可洞悉其删除八十五章用意之所在。下面先介绍一下刘三吾其人和朱元璋对他的重用,以及有关《孟子节文》的资料,然后再进行分析。 《明史》有刘三吾传。传称“刘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孙,以字行”(按:“三吾”是此人之字),元末战乱中,“三吾避兵广西”,“明兵下广西,乃归茶陵”。洪武十八年,经茹瑺推荐,朱元璋接见刘三吾,时刘三吾已73岁。刘三吾“奏对称旨”,极得朱元璋赏识,“授左赞善,累迁翰林学士。时天下初平,典章阙略。帝锐意制作,宿儒凋谢,得三吾晚,悦之。一切礼制及三场取士法多所刊定。”《孟子节文》就是在朱元璋“锐意制作”时,起用刘三吾搞的一本书,恐怕刘三吾不是“先意承旨”(在皇帝未有表示之前,揣摩皇帝的心思提出某种建议以迎合),当是奉敕编删的。 《孟子》自五代被列为经书,经宋元两朝已经400余年,特别是经南宋朱熹将《孟子》列为四书之一,《孟子》影响甚大,已普遍地深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及某些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心中。在这种情况下,要删《孟子》,且删去八十五章之多,绝非一介书生刘三吾等所能想象,所以非是朱元璋下令并且具体授意(何者删,何者不删)不可。据刘三吾的《孟子节文题辞》,删去的《孟子》八十五章“定为功令”,“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明史·刘三吾传》、《明史·艺文志》均提到刘三吾编撰《书传会选》,而未提到《孟子节文》,盖因后者世间极少,编撰《明史》诸公皆不知有此书。《明史·艺文志》四书类载:“永乐中敕修《四书大全》36卷。胡广等纂。”可见永乐时,《孟子》亦与《论语》、《大学》、《中庸》“复专朱熹《四书集注》”。明成祖朱棣永乐(1403—1424),在位22年,“永乐中”约当永乐十年(1412年)或稍后。距洪武二十七年不过20年左右,《孟子节文》便没有法律效力了。时间可谓短暂。大约是一因《孟子》作为经书名声很大,删去其八十五章,遭到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能量较普通人大得多)的思想上的抵抗,发为舆论而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二因天下大定,也可以不怕删除的那些《孟子》八十五章了。这同刘三吾的个人荣辱无关,因为他早就死了,并没有活到永乐初年。虽然删去八十五章的《孟子节文》作为法定经学教科书为时短暂,但无妨我们用以作为研究孟子思想的资料,只是在分析中特别注意到天下初定(也就是天下不够稳定)时期的朱元璋个人的心理特点,就可以避免偏颇了。据我们分析,删去的八十五章,朱元璋并没有看错,确实它们不利于巩固封建主义统治,特别不利于绝对君权的树立和巩固。 二 “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 这是《孟子节文》直接指斥孟子的第一条,而且似乎是有点道理的一条,似乎与巩固绝对君权无关的一条。《梁惠王上》第五章: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辱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梁惠王向孟子求教之时,魏国夹在齐、秦、楚三大国之间,要举兵与齐、秦、楚为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都是不可能的,要是盲目的与大国为敌,就只能遭受重大失败。孟子要梁惠王冷静下来,实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发展生产,团结内部,待敌方生产衰败,百姓冻饿之时,再出兵征之,他的结论是“仁者无敌”。其中说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梃”,木棍,“制”,焦循说:“制”是“掣”的假借字,“掣”有“拔”义、选取义,意思是拣选合适的木棍可以抗击秦楚坚甲利兵。这是夸张的修辞,其实质是非武器决胜论。以木棍抗击秦楚的坚甲利兵,岂不是“益迂且远矣”!“迂”,迂腐,不切事理。“益迂”即更加迂腐,是说孟子讲仁政讲得更加迂腐的了。“且远”,指的是魏国正处在挫败之机,发展生产,团结内部,哪能解燃眉之急。所谓貌似有理者,指此。然而就事理论之,《孟子节文》之言却是鲁莽的极其无理之言。 魏国曾施行惠施的联齐抗秦的合纵政策,已取得成效,外交上主动,对内取得了发展生产,休养生息的机会。而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借口联齐抗秦无效而逐惠施,用张仪为相,并异想天开地要用兵复仇。实是战略之大误。魏国只能采取逐张仪,恢复联齐抗秦的合纵政策,对内发展生产、与民生息,恢复和发展国力,然后再考虑有利时机,采取军事上的进攻方针,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孟子不是军事学家,不是外交家,如果不求全责备,孟子的献计,确实合乎当时魏国处境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参阅古棣、周英《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学》第七篇《惠施传略》,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 朱元璋为什么智不及此,而抓住“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而认为孟子“益迂且远”呢?当时朱元璋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政略家、军事战略家,看他所论关于北伐的战略(见《明史·太祖本纪一》),即可见一斑。他所以把孟子的仁政论当作“迂腐”之谈,原因不外以下三条:(一)没有研究(包括刘三吾及其他儒臣)当时魏国所处的内外形势。(二)未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朱元璋举行起义,举行反元农民战争,以及削平南方割据势力,进军北方,统一全国,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的要求的,也就是战争的正义性和得民心的作用;相反,他着重的甚至看到的只是坚甲利兵、战场指挥、战略决策的重大作用,而忘记其他。以这种观点来看孟子对梁惠王的献策,当然就是“益迂且远”了。(三)是对孟子教训梁惠王,本能的反感——一个平头百姓,一个儒生,竟然侃侃而谈,教训梁惠王,把权威、尊颜看得极重的朱元璋产生这种反感,是很自然的,毫不奇怪的。几乎把孟子教训梁惠王、梁襄王,教训齐宣王各章统统删除,就是一个证明。 三 在“所答非所问”的背后 《孟子节文》言:梁惠王“一见孟子,即问何以利便其国(非财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开,非但有害仁义,且将有弑夺之祸。仁义,正论也,所答非所问矣。”这是指《梁惠王上》第一章。是不是“所答非所问”呢?这倒是需要讨论的,虽然这不是这一节里所要讨论的本质问题。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我们把上述引文当作一个句群,从整体性原则来考虑:梁惠王说的“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所答的“王何必曰利”的两个“利”字是什么意思?显然孟子所说的“王何必曰利”之“利”,是王室的私利,而不是包括国君、大夫、人民利益的国家整体利益。正因为孟子所说“王何必曰利”之“利”是指的王室私利,所以接着是一连串的逻辑推理:“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那样发展下去还有什么王室的私利!确是从春秋以来“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大夫弑君,各个家族大灭小、强灭弱,“不为不多矣”。孟子正是要说服梁惠王不要斤斤王室私利,要以人民(主要是小地主)为重,使国家兴旺发达,从而能够统一天下,而王室之私利,自在其中矣。孟子作为一个代表当时小地主阶层(也符合小私有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家,正是希望有这样一位眼光远大的君主,能够重用他,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以统一天下(孟子已不把统一天下寄望于周天子,孟子已看清此种可能已不再存在,所以孟子说“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那么很显然,孟子仁义之道绝不是与任何利益互相排斥的。国君不斤斤于王室私利,大夫不斤斤于家族的私利,而实行仁政,国家富强,自然是人民的利益(孟子一再说的“制民恒产”就是小地主和小农的利益),国君的王室私利、大夫的家族私利也在其中了。孟子反对国君与民争利,大夫争权夺利。如果是一个有为的国君,绝不会认为孟子“所答非所问”——梁惠王所问“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之“利”,可能是梁惠王思想里并不清晰的一个未经分析的概念,但他可以听明白孟子所说的治国的仁义之道,正是为了实现以人民为主体的全国的整体利益,劝导国君不要只注意王室利益、大夫不要只注意家族利益,以致“上下交征利”,导致国家危亡的地步。孟子提倡的仁义并不是与任何利益对立起来的空无一物的悬空概念。所以不能认为孟子“所答非所问”。就是朱元璋乃至刘三吾,也不会像一些思辨哲学家那样,把孟子所说的仁义与利益绝对对立起来,只讲“仁义”,不讲“利益”,不计“利害”。这一章正是用国家大计的“利害”教导梁惠王的。刘三吾写道:梁惠王“一见孟子,即问何以便利其国(非财利之利也)”,据此他认为孟子“所答非所问”。其实所谓“问何以便利其国”,如这“便利其国”是指的大局、指的国家整体利益,那就不会说孟子“所答非所问”了,而是“所答”正是“所问”。“症结”在于“所答非所问”的背后。 “叟!不远千里而来”,梁惠王对孟子是很尊重的。一开口,便是“叟!不远千里而来”(梁惠王与孟子的年龄不相上下,还可能略长于孟子)。“叟”是对老年男子的尊称,相当于今语的老先生,赵岐注:“叟,长老之称也,犹父也。”只是“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之利,没有说明白,孟子就劈头盖脑而来,“王何必曰利”,先是一句顶头相撞,然后侃侃而谈,把梁惠王教训了一顿。在战国,这是司空见惯的。当时各国以尊贤下士相号召,招纳人才,重用本国或异邦(已不分畛域)之人,富国强兵,以求由自己统一天下(大国),或在列国斗争中能够存在和发展(小国)。所以对游说之士,十分尊敬,就是不能采纳他的政见,也要好好款待,临行赠送巨额路费(动辄几十两乃至上百两黄金),以免坏了尊贤下士的名声。像孟子这样与王对话的,在春秋时期没有,在封建大帝国建成之后即秦汉以来也没有(除非后来取得天下者尚处在草莽英雄的时期)。朱元璋已经统一天下,要求当年为打天下出过大力的武将文官必须对他毕恭毕敬,他本人是担水烧火的和尚出身,对这一点也就更加在意,既讲究、又细心观察臣下是否对他尊敬。这样,朱元璋读《孟子》,对孟子教训梁惠王、梁襄王,教训齐宣王各章本能的反感,是理所当然的,他怕的是群臣效法。这是开国皇帝的心理,尤其是朱元璋这个皇帝的心理。《孟子》成了经书,它的这一特点就更引起开国皇帝的注意了。这就是“所答非所问”背后的底牌——必是朱元璋先有表示,而后有刘三吾的“所答非所问”的掩饰之词,及有关章节的删除。《梁惠王》上下篇共二十三章,删得只剩下六章,把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删去了四章,只剩下一章;孟子与梁襄王的对话一章,删;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十一章,删去九章,只剩下两章——孟子公然教训王,恐怕是非删不可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固然与朱元璋的特殊心理有关,但它确实也是与绝对君权主义不能相容的东西,它只能在战国新兴地主阶级革命尚在进行时期的特殊情况下出现。 四 “《汤誓》‘时日害丧’之喻,岂不太甚哉!” 这是说的《梁惠王上》第二章。其文曰: 古之人(按:指周文王)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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