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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崇高的利他精神 由上所述，可知墨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即为公、利他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既然“义”指的是公利、天下之利，那么仁义之士就必须抛掉一切个人利益去为公、为人、为社会、为国家。因此，为义者自身必须担负起受苦受难、自苦为乐的角色，一切从自我做起，做为义为善的行动楷模。如“非乐”、“节用”等篇中，墨子把节俭奉为生活原则，衣食住行不求美味华丽，不求奢侈豪华，只要“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足以避润湿、御风寒”就行了。墨子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一生朴素清贫，穿粗布之衣，食菜粥淡饭，行以步代车。如止楚攻宋时，他从鲁国出发，跋涉千里，裸足而行，行十日十夜，脚上磨起了老茧水泡也不休息，到达楚都郢时已是衣衫褴褛，脚底裂开了道道血口。墨子这种自苦利他的精神实在可贵。正如孟子所评论的：“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梁启超先生也指出：“墨家的根本之义，在于肯牺牲自己。即‘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也’。”墨子损己利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行侠仗义，这代表了民族正气，反映和体现了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品格，是民族的脊梁。 正是由于对义、对天下之利的崇高信仰和执着，墨子才勇于舍弃高官厚禄，用全部的生命实践自己的理想。他一生有过多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但都因为他认为这不符合自己的道德理想而一一放弃了。如楚王曾以高官厚禄使墨子为自己服务，被墨子严辞拒绝；越王也曾以五百里之地相封，亦被墨子辞掉。墨子为天下谋福利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他所孜孜以求的并不是个人之私利，而是社会之最终理想。墨子一生门徒众多，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故墨家弟子亦深得其精髓，多能极力而贯之，为实现仁义理想可以“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墨子把他的许多学生推荐到各国去做官为政，为的也并不是仕途腾达，而是为推行墨家之法。如果墨家之法不被当政者采纳，就应向义而背禄，放弃高官厚禄，到有利于推行墨家之主张的国家去。这一点是儒、道、法等诸家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尚义利他的任侠精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江湖侠客、英雄好汉、乱世豪杰可以说或多或少都曾受到墨家精神的鼓舞和熏陶。如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近代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在中国民间传为佳话的梁山英雄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壮举，都是例证。就是到了今天，墨子的尚义利他精神也是十分可嘉的。公而忘私，助人为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道德规范难道不是墨家思想的已有之义吗？与儒家相比，墨家精神更可称之为中国传统美德的真正代表。 诚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步，墨子这种损己利他的思想也显出了其明显的不足。他注重社会、国家，忽视个性、个体，把个体淹没于社会群体之中，使个人价值溶于社会价值，从消极的一面看容易抹杀个性的张扬，不利于自我价值的追求、实现以及主观创造性的发挥。对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价值无疑是一种忽视。我们认为，社会毕竟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的充分自由发展是社会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前提。过分强调个体服从于社会群体，必将窒息人的创造性，从而最终窒息整个社会的生机。在今天这样一个需要人才也造就人才的时代，我们更应重视人的价值、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个人与社会有机地、辩证地统一起来，既能充分发挥个人才能，又能实现社会目标，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社会。 4.悲壮的人生理想 墨子倾尽其一生精力构筑了一个宏伟庞大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之根本目的无非是为了倡导人们共同奋斗，以实现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无论是尚同、尚贤、兼爱，还是非攻、非乐、节用、非命，这一系列观念主张都始终围绕、贯穿着一条红线——理想的大同社会之完成。墨子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这个伟大的社会目标，而且身体力行，试图用他那满腔的热情、无私的精神去激励人民、引导人民为这个伟大理想而奋斗。墨子的一生是探索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实践的一生，辉煌的一生。 墨子所描绘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人充满爱心、人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从天子诸侯到平民百姓，全国人民都尊天事鬼，顺应天意，人人乐善好施，行仁执义，天子爱臣民，臣民忠天子，父慈善，子孝敬，兄善良，弟孝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爱社会，社会爱人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和睦，融洽，全民平等，不分高低贵贱，贫富智愚，视人之父若己之父，视人之兄若己之兄，视人之身若己之身，天下一家，你我不分。私心、私欲、攻掠、偷窃、杀戮等罪行成为大耻大辱，为人们的良知所抑灭，整个社会各行其职。各负其责，各为其事，君子清正廉明，王公大人征治山林梁泽，工匠务其工，农夫耕其田，妇人织其衣。如此则社会安定，生活富足，人心向上，国家兴盛，从上到下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这就是墨子所描绘、所向往、所奋斗的社会与人生之最后理想。 可见，墨子的社会理想是非常美丽诱人的。但真要付诸于行动，是否有结果呢？回答当然是不乐观的，甚至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的。要实现这一社会理想，就必须人人为义，人人互爱，但怎样保证人人都为义不为恶呢？那就要层层上同，最终上同于天。天又怎样来保证呢？即所谓顺天意者赏之，逆天意者罚之，天是最高的裁判，能赏善罚恶，如此又导致以刑罚暴力来强制人们行义，这种体制显然与其根本目标是相悖的。而且墨子又主张非命尚力，强调人的作用和力量，认为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自我支配的能力，所以人为善为恶最终还是由人决定的，天不过是一个最高的裁判者，而不是决定者，天并不能强迫人们去从善弃恶，于是，理想社会归根结底只是一种理想，在墨子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理想只能看成是下层人民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反映、对远古时代没有剥削压迫之社会的追忆与向往，要使之成为现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法国先哲圣西几、傅立叶所臆想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墨子的理想也只能是美好的、抽象的、不现实的。 荀子曾批判墨子说：“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即认为墨子没有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的差别和不同，只追求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和谐，把一个个具体的事物看成僵硬不变的，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成是无情无欲，没有个性，没有独立意志和人格的抽象存在，这是不真实、不合乎人之常理的。实际上，每个事物都是千差万别、各有特色的，都是不断在千变万化的，每个社会的人也都是充满七情六欲甚至私心杂念的，具有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人生观，绝对地要求人人为善，无私为公、舍己利他，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人的素质、人的道德水平乃至社会发展都远没有达到那样高的水平。这一切都注定了墨子学说的悲剧性命运——无可奈何地衰落。 纵上所述，墨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任侠精神的一位思想家，他一生“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自苦为极，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救斯民于水火，执着地奋斗了一生。墨子的一生是绝对利他主义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他悲壮的人生又导源于他义利合一的价值观、道德观。查遍整个中国历史，也许只有近代的谭嗣同最接近墨子。谭嗣同认为，“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又复何益！”这正是一种悲壮的绝对的利他主义精神的体现。谭嗣同还提倡任侠之风，认为它可以唤起民族自强奋发的精神，最后他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墨子的义利观注定了他悲剧性的历史命运，亦注定了他悲壮的人生理想。他的人生理想虽然空幻缥缈，但却是民族精神和人类美好愿望的集中体现。这种悲壮的人生理想将永远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去不懈地奋斗，直到全民族、全世界的自由、平等、民主、富强成为最后的现实！ 七、天志明鬼——正义的保证 墨子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的总体理论，提出了“兼爱”、“尚同”、“尚贤”、“非攻”、“非乐”、“节用”、“节葬”、“尊天”、“事鬼”等十大政治主张，其中兼爱是实行十大主张的出发点，是这十大主张的理想追求。尚同是国家行政组织建构论；尚贤是官吏任用的理论；节用、节葬、非乐集中体现了他的经济主张和文化思想；非攻反映了他的人道和平主义思想；非命、尊天、事鬼是其全部思想赖以提出的哲学基础，而天志则是其理论的最终根据，是其全部政治主张得以最后实现的根本保证。 1.非命尚力 命在先秦是个非常流行的观念，儒、墨、道、法各家对命都有论述。儒家创始人孔子劝人知命、安命、顺命，而墨家创始人墨子则坚决否定“命”。墨子所要否定的“命”是当时十分流行且非常朴素、简单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认为，人的生死、贫富、贵贱、寿夭乃至社会治乱等等现象都是由命来决定的，人在命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听任命的摆布。正是“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一切都已在命中注定。墨子认为这种宿命论是极为有害的，它会造成人们的怠惰而不“强力从事”，败坏社会风气，所以要加以明辨，给予坚决的否定。 墨子用来否定宿命论的理论方法即我们前面曾谈及到的“三表法”。他用“三表法”证明命是不存在的，信奉命则是无一益而有百害的。他指出，从古圣王之事上看，持宿命论的人所讲的那些话在“先王之书”、“先王之宪”、“先王之刑”中是找不到的。更何况，古代夏桀在位时天下大乱，而商汤接管了夏桀的天下反治理得很好；商纣在位时天下大乱，而周武王接管了他的天下也实现了大治。天下还是那个天下，人民还是那些人民，在夏桀、商纣的手里就天下混乱，在商汤、周武王的手里就天下大治，这是为什么呢？可见治乱不是由命决定的，命是不存在的。“天下之治，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桀纣之罪也。”这说明社会治乱完全是由人力决定的，与命并没有关系。 从百姓耳目见闻上看，命也是不存在的。这只要考察一下老百姓的耳目所见所闻就行了，有听见命的声音，看见命的形状的，就是有，否则就是无。墨子指出，事实上从古迄今，没有一个人曾见到过命这个物，听到过命的声音，所以命是不存在的。这样，墨子用极其朴素的耳目见闻的方法，否定了命的存在。 最后，从社会实际效果上来考察，相信命的存在是颇为不利的。墨子指出，那些坚持宿命论的人说，上天所罚，是命中当罚，不实行暴政也会遭罚；上天所赏，是命中当赏，不实行义政也会得赏。如果人们都相信这种说法是真理，那么为君的就会不义，为臣的就会不忠，为父的就会不慈，为子的就会不孝，为兄的就会不良，为弟的就会不悌，于是整个社会就乱套了。所以宿命论是一种“凶言”，是“暴人之道”，教人学坏而不为善。如果人们听信于“暴人之道”，那么农夫就会不努力耕稼，社会财物就会匮乏，饥寒冻馁就要降临，国君就会贪恋耳目之淫，心生邪僻之念，以至“亡失国家，倾覆社稷”。故而墨子认为，宿命论“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是“天下之大害”，“不可不非”。 墨子否定宿命论的目的何在呢？那就是要劝导人们不要相信有命，而应当“强力从事”，积极工作，努力参加生产劳动，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以实现天下富裕。他认为，决定人们的贫富、贵贱、寿夭和社会治乱的原因不是命，而是“力”。他说，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人“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就是说，人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努力，去获得并创造财富，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否则人就无法生存下去。只有强力从事才能实现人的价值，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创造美好的生活。墨子指出，那些王公大人早朝晚退，听狱治政，终日忙碌而不敢怠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强必治，弱必乱，强必宁，强必危。贤良之卿大夫们之所以用尽其全部力气，竭尽其全部聪明才智，内治官府，外征关市、山林、泽梁之税，以充实国库，而不敢怠慢，是因为他们知道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农夫们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耕种，尽心管理，多收粮食，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妇女们之所以努力纺纱织布，夜不能寐，昼不能息，也是因为她们知道强必暖，不强必寒；强必余，不强必缺。 墨子用强力之观点来否定命定论，体现了下层劳动者的思想、愿望，它是当时小生产者们朴素生活经验的基本总结和反映。在春秋时代，小生产者大都从旧的社会体制的崩溃中逐渐解放出来，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休戚荣辱、贫富穷通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那种害人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和动摇。墨子的强力思想代表了小生产者们试图确证自身力量的愿望。 值得重视的是，墨子在主张尚力的同时，对人的本质有了明确、清楚的认识。人“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这一思想把人与动物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具有不可磨灭的真理的力量。对人的这种本质的力量的认识也许只有亲身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才能获得，也就是说只有像墨子那样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思想家才能获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