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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义利合一的道德观 春秋战国时代，墨子从平民的利益出发，在“兼相爱，交相利”精神的旗帜下，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完备的道德论和价值观，即义利观。他主张“贵义”，这个“义”不是抽象空洞的道德范畴，而是天下百姓万民之大利。因而他的义利观就是一种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义利观。在这种义利观的支配下，他和其弟子们始终贯彻实践着一种绝对的利他主义精神，追求着墨家悲壮的人生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学派演化史上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1.万事莫贵于义 墨子在《贵义》篇中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指出天下的一切事情都不如义贵重。贵义是墨子学说的重要特征，墨子的一生都在行义，义的实现是他最终的向往。 墨子讲究贵义是针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特征而发的。春秋战国时代，许多人背义而趋利成为不良之风尚。大国无休止地侵略、攻夺小国，亏人以自利；大家肆意篡夺小家，整个社会强凌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富侮贫等不合理现象严重，正义不见了，人道消亡了，以至在种种不义行为的干扰下，社会秩序崩解了，社会安宁丧失了，天下祸患姿意横行。鉴于此种状况，墨子站出来强烈呼吁义的重要性，并将义的实现当做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据《贵义》篇载，有一次，墨子从鲁国出发到齐国去，路上遇见了一位老朋友，老朋友见墨子风尘仆仆，形容憔悴，非常伤感，劝墨子说：“现在天下的人哪有讲义的了，而你何必自讨苦吃，为行义而奔波操劳呢？不如就此停止吧！”墨子对他的朋友说，正因为天下的人行义者少了，所以我才更加努力地行义啊，并说：“假如这里有一个人，他有十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耕田，其他九人却不干，那么这位耕田的儿子就不能不加倍努力地耕田，这是因为吃饭的人多，而耕田者少的缘故。现在天下的人都不行义，你应该勉励我更加倍地行义，为何你却劝我停止行义呢？”朋友终于被墨子说服了。足见，墨子行义是对当时时代风气的反叛，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从这种反叛中，正可以看出墨子壁立千仞、不媚世俗的独立人格。 墨子作为一位平民哲学家，把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宁愿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一生过着艰苦俭朴的生活，也决不愿拿义来做交易，去换取高官厚禄，或衣帛土地。据《鲁问》篇载，墨子的学生公尚过在越国为官，公尚过将墨子的学说介绍给越王，越王听了很高兴，对公尚过说：“先生您如果能请墨子亲自来越国而教诲我，我就将原来吴王的五百里土地分封给他。”公尚过满口答应，于是越王为公尚过准备了五十辆车子，让他去鲁国（今山东境内）请墨子，墨子告诉公尚过说：“假若越王听我的教诲，采纳我的治国方法，我就前往越国，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与朝中的臣僚一样待遇就可以了，何必分封于我呢？如果越王不听我的教诲，不用我的治国之道，而我前往越国，接受赐封，这就是卖义了。”拿义去做交易，换取个人的私利，这在把义看得高于一切的墨子看来，是万万不能干的。 墨子主张为义不要避毁就誉，不要为一时的闲言所左右，在必要的时候，当权者应当背禄而向义。墨子有位名叫高石子的弟子，由于墨子的关系，在卫国做官。卫国国君把高石子安排在卿大夫的位置上，并给予很丰厚的俸禄。高石子在国君上朝时，曾接连三次将自己的主张意图全讲出来，力图让国君采纳，但却始终没见国君有采纳其意见的意图，于是他毅然辞去高官厚禄，离开卫国到齐国做官。经过鲁国时，高石子去拜见老师，向墨子说：“我毅然舍弃了高官厚禄，卫国会大骂我发疯了。”墨子说：“如果离开卫国，合乎道义，那就让别人骂去吧。”高石子说：“以前我听老师您讲过，天下无道，仁人志土不要贪恋厚禄高官。今卫国无道，假若我贪其爵禄，就是要饭吃了。”墨子听了很高兴，马上让禽滑厘记下来，说：“我常听说有背义而向禄的人。而背禄向义，高石子就是这样的人啊！”在义和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墨子坚决主张站在义的立场上，抛弃个人私利，为义而背禄。 墨子认为义具有重大的社会作用，他说：“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是决定一个国家、民族治乱安危与生死存亡的大事，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也是决定人民生活富裕与否的关键。 在墨子心目中，义甚至比个人生命都重要。在必要的时候，人为了义应当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说：“万事没有比义更珍贵的了。假若现在有人对你说，给你帽和鞋，但要砍断你的手、脚，你愿这样做吗？那你一定不干。为什么呢？因为鞋、帽没有手和脚珍贵。”又说：“给你天下，但要杀死你，你同意吗？那你一定也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不如自身珍贵。但因为争辩一句话而至杀身者有之，因为义比自身还重要。”当然墨子所谓的“争一言而相杀”，决不是义气用事、一时冲动的匹夫之勇，而是为了捍卫“义”，捍卫真理而做出的勇敢牺牲。这一点是极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墨子思想与儒家“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思想的一致与相通之处，表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家贵义的伟大品格。 在西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诗，曾成为无数热血青年追求进步与自由的箴言，西方人也认为有比生命更重要、用生命也换不去的东西，那就是自由。当然，西方之自由毕竟不同于墨子之“义”，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就西方人认为自由比生命更可贵而言，与墨子所谓的义确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墨子重义贵义，他必然要追究义的根源在哪里，那义是从哪里产生的。他认为义决不是由人制定的，而是发自至高无上的宇宙主宰——天。天是至善的，它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要尚同、尚贤、非攻、非乐、节用等等；天是至贵的，里长比百姓尊贵，乡长比里长尊贵，大夫将军比乡长尊贵，诸侯比大将军尊贵，天子比诸侯尊贵，而天又比天子尊贵。天至责，故而应层层上同，上同于天而后至。天是至公至正的，他能赏善罚恶，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吉凶。天比任何天子都高明圣哲，聪明智慧，上天的意志统治一切，上天的光辉普照大地，顺天之意则生，则富，则治，逆天之意则亡，则贫，则乱。故而天下最珍贵的东西——义，只能从至善、至尊、至贵、至公、至正的天中产生，只有由天而发出，而不能从那些愚且贱的人之中产生。如是，天成了墨子贵义的超越根据，这明显地有一定的虚幻性，表明了墨子的无可奈何。 2.义利合一 墨子贵义，同时他也十分重“利”。他认为义和利是一致的、统一的。 《墨经》解释说：“义，利也。”这十分符合墨子的精神实质。值得指出的是，墨子所谓的“利”决不是个人私利，也不仅指一般的物质之利，而是指“功益之利”。也就是说，凡是在目前或未来能对人民、国家产生功效、起到良好作用的，即对人民利益有好处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利”，因此，墨子所规定的“利”就特指公利、公共利益，有一定的抽象性，它排斥个人的自私之利。如那些侵犯别人利益以实现个人之利，把自己的私利建立在损害别人利益之上的，就不是“利”，更不是“义”，而是“恶”，是“害”。墨子进一步指出，凡攻打、占领别人的国家、领土的，就是“大私利”，是“大不义”；凡偷人之桃李、猪犬、牛马等物品的，是“小私利”和“小不义”。无论“大私利”还是“小私利”，都不是墨子所谓的“利”，都是不义的。只有公利方符合义，方能实现义利统一。足见，墨子关于义与利的辩证分析是非常精确和深刻的，充分体现了他的利他主义精神。 墨子认为，衣食之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是最基本之“利”。一定数量的社会财富是国家发展富强的基础。他说：“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生利”就是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物质条件。只有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时，国家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之运转。所以墨子强烈要求“节用、节葬、非乐”，因为在他心目中的社会现实，依旧是人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而统治者却雕车画舟，高台楼榭，钟鼓笙瑟，以致“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贫民之财”，成为祸国殃民的天下罪人。墨子将人民的生存放在首要地位，故而他要求农夫早出晚归，努力耕稼树艺，多积蓄粮食，妇女要早起晚睡，努力纺纱、绩麻、织布，多备御寒之衣。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日常生活，不至困顿、冻馁。墨子高度重视人民的衣食之利，体现了他对百姓的无限关怀。 墨子把关心人民疾苦、兴天下之利看成是义。义不是个空洞的概念，它是以利为内容的，不能脱离利而单独存在。他认为一切好的东西、善的东西、合理的东西都是有利的，都能给人民带来效用，都是合乎义的。他教导人们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应当拚命去干，哪怕将头磨秃，脚跟放泡，也应在所不惜。 利是义的内容，义是利的生命和统帅，这就是义与利的辩证关系。当然，并非所有的“利”都是利，像那种入人园圃、窃人桃李、越人栏牢、偷人牛马、掘人府库、抢人金玉、犯人国家、掠夺钱财、金帛、女子之事，都是“亏人自利”，这种利是私利，是不义之行为。它背离了义的原则，是天下祸患之源。而“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的利才是义，即利国、利民、利天下之公利才是义。 公利是义，利他是义。墨子的义利合一也表现为“损己以益人”。他一向反对“亏人自利”，主张“损己益人”。只要对天下有利，摩顶放踵亦在所不惜，义无反顾。他主张有力就应去帮助别人，有财物就应分给别人，有道就应教侮别人。当自己的利益与天下之利、与他人之利发生冲突时，应毫不犹豫地将他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急人之所急，忧天下之所忧，这正是墨子精神的写照。这一点我们下面另作详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