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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仁义的矛盾 在孔子看来，虽然礼起源人的情感，但并不是所有原生的主体情感都合乎礼的规范。人不但有直、勇、忠、信等好的品质，而且有克、伐、怨、欲等恶的情感，对于后者，孔子主张以礼加以克制，他说：“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即使是好的品质，如果表现得不合宜，也会走向反面。例如孝心如果不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就有可能出现过与不及的情况。又如正直，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人天生就有正直品性,但如果超出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限度，“其父攘羊而子征之”，孔子认为这种正直就不合宜。“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不合宜的正直反而会变得尖刻刺人。孔子认为“仁”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他认为只要顺从仁孝的本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人的道德心理的外化会面临一些矛盾冲突，人如何克制自己的食、色心理需求，使道德心理自然表露，这是孟子一再讨论的问题。孟子也注意到道德心理的表现如何合宜的问题，例如：孟子母丧，棺木过美，其第子充虞质疑，孟子回答说：“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孟子·公孙丑下》）。按照孟子的说法，上古没有葬制，人偶然发现亲人的尸体被狐狸吃着，被蚊蝇蛆吮，不禁额头上流着悔恨的汗，于是他回家取了锄头和畚箕把尸体给埋葬了。最初并没有对如何埋葬的限制，后来为了使孝敬之心有所节制，遂对棺椁的尺寸有所规定。孟子认为规定是必要的，但人们不应该因此而影响孝敬之心。他认为只要合礼，而财力又允许，就应该尽量把棺材做得精美一些，以防亲人的遗体在腐烂之前就被泥土沾污，而不能借口有礼制约束就马虎应付。孟子认为倘若孝亲之心与礼制规定遇到冲突，使自己的孝敬之心得到合符情理的表现，才是问题的关键。 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我们来看看他讨论的一些典型事例： 其一 尊兄与敬长的矛盾。尊兄是一种家族伦理行为，敬长是一种社会伦理行为，都有道德心理基础，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尊兄与敬长可能形成冲突。季孟子就把二者置于乡饮酒礼的特定的环境，指出它们的矛盾冲突，并质疑孟子的弟子公都子。他说，饮酒的时候，虽然有人心里恭敬自己的大哥，但敬酒时要先敬比大哥大一岁的乡人，可见敬长是对尊兄心情的压制。他还由此推断义是故意装出来的，违背人的意愿，从而是外在的。孟子说：“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孟子·告子上》），内心永远尊敬自己的大哥，特定的条件下要尊敬年长的乡人，这只是仁义两种伦理行为的取舍，并不能由此否认义是内在的。 其二是爱弟与爱民的矛盾。爱护自己的兄弟是人之常情，孟子说：“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尊也，仁人之于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孟子·万章上》），但这种爱护可能造成到对兄弟以外其他社会成员的损害，特别是当自己有能力使自己的兄弟凌驾于其他社会人员之上，而自己的兄弟又并非善人时。舜有个暴虐的弟弟叫做象，舜年轻的时候，他的弟弟总想杀害他，舜立为天子后不诛杀象，还封象为有庳之君，以尽自己的爱弟之心。但他又深知象的暴虐，为了使有庳之民免受其害，他不许象亲自治理有庳之民，而派官吏代象治理，收取贡税交纳给象。舜还经常接见象，保持兄弟情谊（《孟子·万章上》）。孟子认为舜不因为仁爱百姓而影响爱弟之心，又不因为爱弟之心而使百姓受害，为后人处理这一关系做出了榜样。 其三是孝父与守法的矛盾。父亲犯法，到底是应该压制自己的敬父之心而尊重法律，还是应该蔑视法律而实践自己的敬父之心呢？《孟子·尽心上》：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 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诉然，乐而忘天下。’”当舜的父亲杀人犯法，做为天子的舜，一方面不能禁止法官将其治罪，另一方面，舜抛弃天子之位，偷偷地背父亲而逃走，沿着海边住下来，一辈子都快乐得很，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忘的一干二净。孟子认为舜既不蔑视社会公义，又不违背自己的孝敬之心，只有弃天子之位，背负父亲而逃。 其四是血亲复仇与仁民爱物的矛盾。孟子认为家庭亲子关系是最牢固、最永久的关系，他说：“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孟子·滕文公上》） 并因此攻击墨子爱无差等的学说，认为墨子的学说违背常情。正因为如此，倘若家族的某一人员受到伤害，作为受害人的家属就有义务为他复仇，父兄之仇不共戴天。但孟子又看到片面的宗法伦理带来的消极后果，他感慨地说：“吾今而后知杀人之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 （《孟子·尽心下》）。杀了别人的父亲，别人也就会杀他的父亲；杀了别人的哥哥，别人也会杀他的哥哥。虽然父亲和哥哥不是他自己杀的，但等于是自己杀的。孟子对血亲复仇的行为表示理解，但并不主张这种行为。 其五是私恩与公义的矛盾。《孟子·离娄下》说，郑人派善射的子濯孺子侵卫，卫国派善射的庾公之斯驱赶他。相遇时正值子濯孺子发病，拿不起弓来。庾公之斯说：“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不敢废“君事”是公义，不能杀带病的师爷是“私恩”，怎么办呢？庾公之斯“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抽出箭来在车轮上敲打，把金属箭头敲掉，射出四支没有箭头的箭，转身离去。孟子认为庾公之斯既不以公义废私恩，又不以私恩废公义，把二者的矛盾处理得恰到好处。 可见孟子不但讨论了道德心理如何合理地抒展的问题，而且揭示出道德主体引发的道德行为可能会引起冲突这一客观事实，它充分反映出宗法伦理与社会伦理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虽然二者都有各自的心理基础。孟子认为这些冲突最终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而矛盾的解决原则是它们的心理基础都不能受到伤害。孟子比孔子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义的必然性和严肃性。这是战国社会变化在思想史中的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