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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论题皆为创意、立制的元论题；溯源到这些论题，其他论题的意义的确认方可能不失其分际。第一、五两论题的原发性是默然可识的，“合同异”之说只是从这里才有了其统绪可辨的格局。第十论题似乎是前此所有论题推衍而出的一个结论，其实，它作为某种前提性认可，自始即赋予了其他论题以神韵而使那些“琦辞”、“怪说”最终不至于沦落为机辩的游戏。 第二、三、四、六、七、八、九等论题，是对第五命题的取譬式的喻说，其貌似“琦”、“怪”，而意致却极为恳切。前人对这些出语奇诡的论题虽已有了多方疏解，这里仍愿借鉴种种成说向着论题命意的切近处再作研寻。 论题（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破解这一论题的要津在于“无厚”一语，前人对此考辨颇多，但大都似是而非，不足为训。冯友兰引《庄子·养生主》所谓“刀刃者无厚”解此论题中之“无厚”，极具启示性，然而其谓“无厚者，薄之至也。薄之至极，至于无厚，如几何学所谓‘面’。无厚者，不可有体积，然可有面积，故可‘其大千里’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247页），则终究不能自圆。惠施所说“无厚”是就经验世界之“实”——如“刀刃”之“无厚”——而言，而非就纯形式的“名”（纯概念）——如几何学之“面”那样的“无厚”——而言，冯氏一方面认为惠施的这一论题重在强调“在形象之内”的“实的相对性”，一方面又把“无厚”理解为“几何学所谓‘面’”那样的“超乎形象”而非可“实”指的状态，这是其理路的自相乖离。倘以“无厚”为“刀刃者无厚”那种对“实”有之薄的形容，而不是对几何学之“面”式的“无厚”的名谓，那么此论题当可作如是阐释：“不可积”——各个维度上其厚薄均难以见＂迹＂（“积”）而不可量度——的“无厚”之物，仍可使之薄而又薄（趋近几何学的“面”），以至延展到千里之大。极小极薄（可以“无厚”形容）的“实”物，缘理而推之，在上下向度薄而又薄的动态延展中其在四围向度上可大至千里，这小大的相对正喻说着“异（小大有别）同（同一‘无厚’之物）”的相“合”。 论题（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卑”与“比”通；“比”者，亲、近之谓。《荀子·不苟》依意引述惠施所论为：“山渊平，天地比。”杨注谓：“天无实形，地之上空虚者尽皆天也，是天地长亲比相随，无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则天亦高，在深泉则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远近皆相似，是山泽平也。”有此注，惠施论题幽趣已明，后世学者于此并无歧见，这里毋庸另作分解。“卑”（“比”）天地、“平”山泽不过是“合同异”的一个例说，知乎此，“琦辞”当会引发一种学人可通的亲切感。 论题（4）：“日方中方，物方生方死。”这是在申说万物处在不舍刹那的时间之流中刻刻都在变化，不会有瞬息的停歇。“日”的“中”与“睨”（斜）相随，“物”的“生”与“死”相即，又一次透露出“合同异”的閟机。 论题（6）：“南方无穷而有穷。” 论题（7）：“今日适越而昔来。” 论题（8）：“连环可解也。” 近人张默生在其所著《庄子新释》一书中谓“今日适越又昔来”句，“殊违反逻辑，不免涉于诡辩，（古来）各家所解，均难使人心服。”其实倘执著言筌的形式指谓，论题（6）、（8）也未尝不可给予同样的诘责。“各家所解，均难使人心服”，也许果真是一个事实，但由此对论题以“诡辩”相判却可能意味着寻思者的窘厄。自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以来，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人多以惠施已谙晓地圆说为预设解释“南方无穷而有穷”，当代新儒学著名代表人物牟宗三甚至沿此思路进而把论题（6）、（7）、（8）联为一题索求答案。这有趣的失误是值得一提的，它至少表明今人同古人心灵的相契是何等的不易。牟宗三认为：“‘连环可解也’并不是独立的一条，而是对前两句（所作的‘圆转可理解’）的提示，……‘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就是把宇宙看成圆的。”（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宇宙是圆的”被说成是惠施的“洞见”，然而正是这一“洞见”的发现又使他发现了惠施的一个“错觉”，他说：“惠施这句话中包含了一个错觉。‘南方无穷而有穷’，是从空间而言，而‘今日适越又昔来’则是个时间的问题，惠施把时间问题空间化，而将时空混一。”（上书，第196页）这别出心裁的说法当然可以在名学研究中聊备一格的，只是比起先前的诸种解释来，新的断制毕竟更多了些逻辑上的杆格。倘若“连环可解也”果真不过是“提示语”，为什么它只是被置于第六、七论题后作“提示”而不是置于第九论题（“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此论题正可与前两个论题归为一类——后一并作“提示”呢?至于说惠施“将时空混一”，那则是因为惠施的责备者将六、七两论题合而为一（“混一”）的缘故，倘对几个论题分别作解，则“时”原本只是“时”，“空”原本亦只是“空”，又何来的所谓“时空混一”? 把“宇宙是圆的”拟想为惠施的“洞见”，似是得了“南方无穷而有穷”的真解，但问题向着科学维度上的归结却不免对其中所蕴的哲学幽趣有所减杀。战国时期的惠施是否已有地圆的推度固然尚未可轻断，而重要的是，由“无穷”和“有穷”所表达的“南方”的相对性正无须以“宇宙是圆的”为前提去辨说。在惠施看来，任何一个被称作“南方”的地方对于它稍南的地方来说都是北方，在经验世界里，永远不会有绝对意义的“南方”。换句话说，正是因着“南方”没有边际（“无穷”），所以无论怎样“南”的“南方”都会相对地成为“北方”（“有穷”）；动态地看“南方”，“南方”可以说到“无穷”远处，然而在这动态的“南方”中，每一处“南方”又无不可以说是更南方的某处的北方。“南方”在“无穷”地延续着，但构成这无穷延续的是诸多“有穷”的可指谓为某某地方的“南方”。 同“南方无穷而有穷”所述说的空间维度上的“南”、“北”相对性相应，“今日适越而昔来”所喻示给人们的是时间维度上的“今”、“昔”的相对。破解这一论题的关键在于松开“今日”的执著。时光如水，原是刻刻都在流逝的。人们通常以“今日”“昔日”计时，把时间分成有节奏的段落，只是为了人生的诸多方便，但习惯也往往使人静态地看待某一时段，以致把此一时段与彼一时段绝对地间隔开来。张默生谓“今日适越而昔来”之说“违反逻辑，不免涉于诡辩”，便是有误于今昔时段的执著划分。究其底里，“日”在古代兼有“时”义，“今日”亦可作“今时”解。倘以“今时”解“今日”，“今”与“昔”的相对即是当下的相对而非一较长时段的相对。在时间之流中，“今”当下即是“昔”，才说是“今”，“今”已成“昔”。时方“今”方“昔”，恰与“日方中方”一理相贯，才“中”即“”方有日影之移，才“今”即“昔”亦方有时流之逝。“适越”在“今”，但“今”在刹那间即变为“昔”，由“今”、“昔”的刹那转换而说“今日（时）适越而昔来”，并无理路上的抵忤，称其“不免涉于诡辩”，倒正是对论题提出者的灵动的智慧的委屈。 “连环可解”的论题也可表述为“环方连方解”，这样，其寓意恰合于论题（4）之“物方生方死”。冯友兰解这一论题说：“连环是不可解的，但是当它毁坏的时候，自然就解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05页）此解大体可通，然而，倘把连环的自解视为一个过程，由“环”的方“连”方“解”指点“连环可解”，则意致会更圆融些。 论题（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这对于以燕之南、越之北之中原为“天下之中央”的习见是一个悖论，如此断言“中央”之所在毋宁告诉人们无边际的“天下”本无中央。西晋经学家司马彪在其所撰的《庄子注》中诠释这一论题谓：“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为始也。”此解可堪称之为达解；画蛇既成，兹未可赘笔以添足。 惠施尚有“卵有毛”、“马有卵”、“龟长于蛇”、“白狗黑”一类的诡异之辞，这些“琦辞”一如上述论题（2）、（3）、（4）、（6）、（7）、（8）、（9），只有关联于论题“大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方可从逻辑上获得相当的理解，也只有关联到论题“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方可透过辞的诡异而会其意之所归。乍与惠施之言辩相接，或以庄子所论为是，不免于“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庄子·天下》）之叹，一俟回味弥深，乃可知其散诞之辞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其逻辑之枢纽在于“万物毕同毕异”之“合同异”，其价值之所祈则在于一体天地而“去尊”以“泛爱”。那些“逐万物”或“散于万物”的论题——诸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以至“卵有毛”、“马有卵”等——皆不过是就近取譬的种种隐喻、其辞“散”，其意不散，其“逐”于“万物”之理，却始终收摄于情愫之爱。非究心于此不足以识“辩者”，非了悟于此不足以说惠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