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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从《易经》所讲的“造化之真筌”中，领会出“天道益谦之义”。在他看来，“天道”与“人事”是相通的，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圣人君子效而法之，就应该在为政、养民中“称物平施”，“裒多益寡”。这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和社会改革意识。他希望君主能够认识“贵必始之于贱，益乃生之于损”的道理，从而“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在他所作的《君以民为体赋》中，他也强调君主应该“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于一体”（《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范仲淹还作有《老子犹龙赋》、《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赋》等等，在他晚年还作有一篇《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记其在陕西任宣抚使时，偶得佛书《因果识见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此书“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读后“胸臆豁然”（《范文正公集·别集》卷四）。这表明在范仲淹的思想中也有吸收佛老因素的倾向。 从经学史上说，范仲淹所讲的经旨、经义算不上有什么地位，即使是“宋初三先生”也只是初启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庆历新政的“慎选举，敦教育”所确立的方向，它改变了“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的学风，将认明“经旨”、“理道”置于“墨义”、“辞藻”之上，从而开辟了经学历史的“变古时代”。王应麟说：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困学纪闻》卷八《经说》） 《七经小传》作于刘敞，他于庆历六年中进士，其书一反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多以己意而论断经义，后来朱熹曾评论“《七经小传》甚好”。刘敞的学风当正是庆历新政对学人发生影响的反映。王安石继范仲淹之后，批评科举考试“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王安石全集》卷六十九《取材》），熙宁变法时“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并把《三经新义》颁布于学官。至此，“视汉儒之学若土梗”，这一重大转变应该溯源于庆历新政。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将庆历以后称为“经学变古时代”，他据王应麟所说，“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又引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之所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这一重大转变始自庆历新政，“诸儒发明经旨”即钱穆先生所说宋学之“创通经义”，“其事至晦庵而遂”，朱熹成为宋代经学和理学的集大成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