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言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宽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廪也，备灾害也，修武备也，明教化也。此诚要务，然犹未知其本也。臣以为所尤先者三焉，请为陛下陈之。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无其用。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同上）

    这段话把君主的“立志”作为最根本的急务，其精神与程颢的《上殿劄子》相一致。程颢说：“君道之大……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程氏文集》卷一）二程提出“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就是由君主之“内圣”而达于“外王”。有了君主的“内圣”，才能择宰相（“责任”）和大臣之贤；有了圣君、贤相和贤臣，亦即“有其本”，则“不患无其用”。反之，“顾三者不先，徒虚言尔”。二程的这一思想，有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是由于“君志”不定；更重要的是，二程认识到只有“君志”先定，才能确立“致世如三代之隆”的改革方向。
    程颢在熙宁元年所上《论王霸劄子》，仍是强调“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又上《论十事劄子》，即是由治道之“本”而达治事之“用”。熙宁二年颁布均输法、青苗法之后，程颢与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与王安石的“道不同”，此“道”之不同就在于王霸、理欲、义利之辨。
    熙宁三年是道学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在此之前，张载和二程都热心于“革新政令”，希望将“王道”的理想“举而措之天下”；此后则更专注于著书讲学，使道学的理论臻于成熟。张载在熙宁二年入朝，与王安石“所语多不合，寖不悦。既命校书崇文，先生辞，未得谢，复命案狱浙东。……狱成，还朝。会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谒告西归，居于横渠故居……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张载集》附录《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如此至熙宁九年，张载完成了其代表作《正蒙》。程颢在熙宁三年上《谏新法疏》后离朝外补，在地方任官一年便“以奉亲之故”归洛阳，与程颐等共同倡明道学，潜心涵泳道德性命之理。其弟子邢恕记载：“（程颢）居洛几（近）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在此十年间，二程的洛学达到理论的成熟，并且影响日益扩大。
    熙宁变法以后，张载和二程都明确地认识到“格君心之非”是治世的“大根本”。张载在《答范巽之书》中说：
    

    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则讲治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伯之假名。……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以间，能使吾君爱天下之人如赤子，则治德必日进，人之进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学与政不殊心而得矣。（《张载集·文集佚存》）

    张载的理想就是要把“道学”之体施之于“政术”之用，而“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则其“政术”为无体之用，故改革偏离“王道”的方向。孟子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如果能够格正君心，使君主有了“爱天下之人如赤子”的“仁心”，那么用人之非、政事之失等等就都可以解决了。二程说：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程氏遗书》卷十五）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将不胜救矣。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程氏外书》卷六）

    从强调治道之本是君主“立志”，到明确提出治道之本是“格君心之非”，其间的思想是一贯的，但其微妙的变化却是道学家对于君主自身“立志”的自觉已感到失望（此不同于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所说“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而“君心不正”则是道学家实现“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碍。
    从“格君心之非”这一治道之本来考虑，二程更加严厉地批评荆公新学，将其视为超过释氏之害的“大患”。因为释氏只是以其术“化众人”，而荆公新学却是以功利动“人主心术”，君心一动，则天下“靡然而同”，“其学化革了人心”，带坏了“后生学者”，所以其“为害最甚”（《程氏遗书》卷二下）。于是，“整顿介甫之学”成为二程洛学的一大急务，而整顿的方法便是更加强调王霸、理欲、义利之辨，“明体达用之学”遂向着更加重视“内圣”的内倾化方向发展。
    南宋时，朱熹在给张栻的信中说：“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他在给赵汝愚的信中也说：“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劝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为念，然后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九）
    因庆历新政之后有熙宁变法的汲汲于“财利”，故激起道学家对王霸、理欲、义利的严辨；因庆历新政的夭折和熙宁变法的转向，故使道学家认识到“格君心之非”才是治世的“大根本”，只有君心正，然后才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然而，“君心”并不是道学家所能格正的，而两宋的道学又受到元祐党案和庆元党案两次严重的打击，此所以宋学的革新政令“至荆公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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