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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输法主要是设发运使官，掌管东南六路的税敛、籴买、上贡物品等，“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以缓解国家“财用窘急”的问题。青苗法则是由国家在春夏粮食未熟时借钱给农民，待收成后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随原有的夏秋两税还纳。这被认为是“散惠兴利”，抑制兼并，而“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高利贷”[⑥]。均输法一出，知谏院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就于熙宁二年八月奏请罢均输法，认为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他批评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议为流俗之语。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苏辙也攻击均输法，谓“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栾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青苗法颁布后，宰相富弼称病辞职。司马光与吕惠卿争于朝：“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宋史·司马光传》）韩琦于熙宁三年二月谏止青苗法，说青苗法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八）。宋神宗谓韩琦乃“真忠臣”，遂疑青苗法。王安石求去，神宗慰留。此后，王安石乃“汲汲于施为”，“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 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者疏》中批评青苗法：“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即强行摊派），富者举债比贫者还多。州县官吏又恐贷出的钱和利息收不回来，“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散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这样下去会使“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司马温公集》卷四十一）。他又在《与王介甫书》中批评王安石：“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司马温公集》卷六十）。因在均输法、青苗法的问题上发生争执，反对者争之日甚，而王安石却持之益坚，“诸公始退散”，王安石便更多地任用“晓财利之人”。于是，政见之不同，又引起用人路线的分歧。 程颢在均输法、青苗法颁布后便与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十余事”（《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他在熙宁三年所上两道《谏新法疏》（《程氏文集》卷一）中说：“盖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乱之机系乎事始；众心睽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协合则所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语言必胜。”这就是指当时“辅臣不同心”，而王安石则强力予以推行。程颢又说：“近日所闻，尤为未便。伏见制置条例司疏驳大臣之奏，举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惊骇，是乃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推行新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要将反对新法的大臣治罪，致使朝臣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王安石任用的“晓财利之人”本来级别不高，由他们推行新法，压制反对派，此即“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程颢认为，在“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的情况下，变法是难以达到“兴治”的效果的。他更指出，“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颢反对新法，希望宋神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他主张撤免扰乱地方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 由均输法、青苗法引发的朝臣政见之争在熙宁三年发展成为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党争”。这种党争本来是程颢所要避免的，所以他与王安石论事，“心平气和，荆公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程颢后来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当时天下，岌岌乎殆哉！……天祺（张载弟张戬）其日于中书大悖，缘是介父（安石）大怒，遂以死力争于上前，上为之一以听用，从此党分矣。”（《程氏遗书》卷二上）他又说：“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