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这段话并非《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的重点，但在以后的熙宁变法中，“治财”或“理财” 却成为核心、首要的问题。儒家思想一直注重“义利之辨”，庆历新政的思路可谓先义后利，而当熙宁变法把“财利”作为核心、首要的问题时，宋代的政治和学术便陷于激烈的争执、对抗之中。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他所说的“择术”就是希望宋神宗“每事当以尧舜为法”（《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在此后所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王安石批评“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他奉劝宋神宗去因循之弊，作“大有为之君”。关于科举和吏治问题，王安石批评：
    

    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

    此后，王安石又批评“农民坏于徭役”、“兵士杂于疲老”等等。再后才说到：“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全集》卷四十一）在这里，科举和吏治问题仍被置于首位，而“理财”则居其末。
    熙宁二年，王安石对宋神宗说：“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粗有所成。”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在这里，王安石仍强调“风俗法度”的重要，并且劝宋神宗“诚欲用臣，恐不宜遽”。但就在此时，宋神宗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熙宁变法即由此开始。
    据侯外庐先生依《宋史·神宗本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编制的王安石居相位推行变法的年历[⑤]：熙宁二年二月，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使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八人为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常平给敛法，即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如后来朱熹所评论：
    

    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朱子语类》卷一三○）

    朱熹的这个评论符合实际情况。程颢在熙宁元年向宋神宗上《论王霸劄子》，其中说：“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程氏文集》卷一）程颢又上《论十事劄子》，就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等十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以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验”（同上）。在熙宁变法之初遣使视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的八人中，不仅有胡瑗门下高弟刘彝，而且有程颢。这正说明“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但此后颁布的新法首先是均输法，然后是青苗法，朝廷又往各路派出提举官（三司使）督促新法的执行，于是朝臣中始有“政见”之不同。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三月对宋神宗说：
    

    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显然，在颁布均输法和青苗法的前四个月，王安石还虑及“任贤”与“使能”、“礼义教化”与“理财”的“国体”之“先后缓急”问题。但均输法和青苗法一出，立即遭到司马光、范纯仁、曾公亮、赵抃、富弼、韩琦等朝臣的反对，而王安石则“排众议行之甚力”，其思想也明确转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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