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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陈亮以经世致用为帜志，对于当时空疏迂远之道学，排斥不遗余力。在《送吴允成序》篇中道：“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对于当时学术界主“性理之说”之主流思潮，永康事功学派坚决予以否定，他们视“道统”为臆造，“绝学”为奇谈，反对“道在物先、“理在事先”，“存大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道统论。陈亮、叶适针对朱熹的道统论，即十六字道德真传：“人心惟危，道心危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8]提出道在事物之中，是事物之理。不应离开事物而空言“道”、“理”。事功学派以开物成务为政治大本，重视民生日用。以为“盈天地之间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他们注重的是实事实学，开物成务。他们的矛头直指那种“低眉高拱涵养懵懂精神，置百事于不理”的道德性命之学。陈亮对于当代学者，忽视治学居官之实迹，高揭身心性命之空谈，将造就无数槁木死灰，十分忧虑。指出其于世道无丝毫之裨益，非儒者格物致知之学也。在给应仲实的信中，陈亮说：“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有见……岂不可哀也哉！……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撤，因事作则。”并提出了“道在物中”、“理在事中、“千途万辙，因事作则”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陈亮以为"道"只能存在于人事与万物之中，而不可能脱离万事万物独立存在：“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勉强行道大有功论》）他讲求“救时”、“济事”的功利，而反对程朱空谈“义理”、“心性”。陈亮痛斥“绝学”为耳目不洪、见闻不惯。针对“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之道学，他鄙夷地指出，道学家是废耳目之实而讲道义。然而正如陈锺凡先生所论，陈亮于当代心性之学，虽辟之不遗余力，“而于一己之主张，言之不详。虽能破它，而终无以自立也……夫功利主义，诚未言显学。”[9]其时，朱熹亦不遗余力地攻击陆学和浙学：“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10]。在《答吕子约书》中曰：“夫学者既学圣人，则当以圣人之教为主，今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具在，彼以了悟为高者（指陆学派），既病其障碍，而以为不可读，此以记览为重者（指浙学派）又病其狭小，而以为不足观……毋乃悖之甚矣。”“然今日又有一般学问（指浙学），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读书，又不若不读之为愈也。” 欲竭力维护道学独尊的地位。 与宋代理学主潮相悖，永嘉、永康义利并存的反动思潮对明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经国宁民为当务之急，一洗往日空疏之失，以社会问题为天下思想，为研究之中心影响很大。至颜元、李塨嗣兴，更以明德、亲民止至善为道，六德六行六艺为物。明孔孟之学，在于实践躬行，经世致用，理学亦经历了由极盛而入于蜕变，乃至不振之途。请代经师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等并治《春秋·公羊传》，龚自珍、魏源继之。学者明于“张三世”、“通三统”之说，知世运迁流，质文代变，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谓“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尧舜皆孔子依托之理想人物。”力破数千年沿袭之旧说，为近世思想解放之先声。民国，孙文倡三民主义，变更国体、政体，请室遂以颠覆。 综观永嘉永康事功思想递衍之迹，皆舍天道而言人事，祛故说而辟新解，力扫身心性命之空谈，锐意经世治人之实效，至近代天道性命之说退为旁支，“由凭虚而趋实证，由个人而至社会，由惟理惟物而至惟行。”[11] 南宋事功学派的反理学斗争，对当时及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惨烈的历史反省中，士大夫们已深刻地认识到那些空谈心性的八股流风，是倾覆封建王朝的根本所在。对“玄学空言”的“心性”的激烈批判，构成了请代学术界自戒自省的一种理性自觉。顾炎武曾严厉指责明末心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结果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2]清初迭经社会变乱，民族战争震撼的士子精英们亦自觉地以匡济天下自命，力矫王学末流的空疏误国，倡导崇尚实学，留心经世致用之术。他们从诸多学术领域入手，总结历史经验，探究朝章国故，讲求天下利病“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13]如梁启超所论：“虽然，经世学者们治学各有侧重，涉及的领域也不同，但其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14] 的学风却是完全相同的。梁启超在《请代学术概论·论清学史二种》中，也批判了那些于家国兴亡之际，以主静、无欲、道心来主宰人心，只知“无事袖手谈心性”的高谈阔论之徒：“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重以制科贴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取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销蚀达于零度。” 四 在对待史学与治史的问题上，陈亮、叶适力倡读诸子百家，目的在于汲取其长，有利于治事，以广博的文化知识弥纶以通世变。程朱道学要求学者专在六经四书上下工夫，认为读史和诸子之书只能为读经服务，目的在于穷理尽兴、治心修身，以达到正心诚意，上通天理。至于考订经制，肆力文章，更是无关弘旨的小事。朱熹自己著史书，却反对浙学倡言史学，谓浙学治史，兴事功之学，是乱了“圣道”。朱熹以为一切驰骛于外，而谈世变、讲功利都是卑劣的。他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明确表示：写史书历史事迹是不关重要的，重要的在使读史者通过读史懂得如何正纲纪、定名分、辨顺逆，不愿去做乱臣贼子。 永康、永嘉的史学、经制乃至文章之传，开启了清初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指创于黄宗羲（1610~1695）包括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在内的以史学为主的一个学派。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写了一节“浙东学术”。说明这个学派自黄宗羲、经万氏兄弟、全祖望到他自己一脉相传，并力称浙东之学以史学为主，有独到之长。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并在此提出了“六经皆史也”的有名的论断。浙东学派是在批判宋明理学特别是王学末流“空言德性”，“侈谈性命”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经世致用，是以实学、实事和实功为归宿，而非空言经世，是通过史学研究以达于经世。 黄宗羲在“身遭国变，期于速死”之时，率先揭起“经世致用”的大旗，所著史书，皆期于有用。顾炎武在读到他所著《明夷待访录》后，盛赞其经世思想：“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并称自己所著《日知录》中的论述“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15]都是学以致用的学问。浙东学派代表邵廷采亦“有意天下之事，故所发多经世之论。”尝谓：“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不可不作，即文采未及亦不妨作。”[16]章学诚论史，更时时处处言经世。浙东学者反对注虫鱼、吟风月，在学术研究上提倡具有独创精神的专门之学，他们反对单纯地为前人的著述注释考订。黄宗羲尤重视学术研究上的“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而批评治学“倚们傍户，依样葫芦者。”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同样注重创发，“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所谓“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17]同时，浙东学派讲究“学不可无宗旨，但不能有门户。”浙派治学尚博，触类旁通，于经史之学，无所不窥。《国朝学案小识》曾称全祖望“为学渊博无涯涘，于书靡不贯串。” 综观黄宗羲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是提倡以史学为主的经世致用之学。他极博学：“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清史稿·清儒学案》）他所提“穷经必先求证于史”的治学方法，为这个学派所奉行。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我国有完善的学术史的创举。这两部书都本着“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精神而写，有极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案语都根据史实写成，而且追本穷流叙述学术传递之迹。黄宗羲“学必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虚蹈，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18]主张经术为本，史学为用。顾炎武“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也。”[19]这个时期的学术主潮，正如梁启超所说，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排斥理论而提倡实践。 近代怀负家国之痛的士子们，以学术经世为鹄的，标明自己著书的目的是“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经世之学因而涉及到众多专业领域如天文学、水利学、军事学等。通经致用、明道救世的实学精神成为了近代学术文化的灵魂，尤其是清初实学的崛起，更是标领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 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因非空言著述也。……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也。学者不知斯义，不是言史学也。”他针对“圣人之道”提出了“史以明道”的主张。 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林则徐等人，他们于举国文恬武嬉、沉酣太平之日，抱着经世务实、救世济民的志向，关心民瘼，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尤其是那些手握重权的经世派大臣们，改革漕运、整顿盐法、疏通河道、奖掖人才，事必躬亲，做出了不少实绩。近代中国，时代主题风云变幻，学习西方从坚利炮到声光化电，乃至政教制度、思想文化，但无论人们的改革要求如何变化，其内在的学术文化动因仍是经世实学。 龚自珍认为史学家必须“通古”、“通今”，熟悉历史和当今事务，“人臣欲以其言裨于时，必先以其言考诸古。不研乎今，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时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20]戊戍政变失败以后，梁启超就和他的几位同学互相约定：“从此发愤努力，以图救国，不再学八股制艺，要从事实学……于是乃从读正史入手。”[21]李大钊《史学要论》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地变动。”在《史观》一文中又谈到，过去的历史观只是“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切相依的关系。”只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他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重作”与“改作”，从而首次在中国历史、哲学史上，完成了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成为了晚清学术风气的主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