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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的《西铭》极负盛誉，受到了众多理学家的一致推崇。这是因为，《西铭》凝聚着“理一分殊”的价值理念，通过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的相互通约，建构了以“乾父坤母”和“民胞物与”为基本内容的和谐模式。通过解读《西铭》，可以窥见宋明理学家和谐建构的秘密。 熙宁三年（1070），张载回归故里，专事著书立说，撰《砭愚》和《订顽》分别悬挂于书房的东、西两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程颐见后，将《砭愚》改称《东铭》、《订顽》改称《西铭》。《西铭》由此得名，并被张载收入自己的代表作《正蒙》的尾篇《乾称》中，成为该篇的首章。极负盛誉的《西铭》全文如下： 乾称父，坤称母；子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驰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 通读《西铭》可以看到，全文共分六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乾称父，坤称母；子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西铭》的开篇之语是“乾称父，坤称母”，简称为“乾父坤母”。这是全文立论的高度和根基，依托于宇宙秩序，开宗明义且高屋建瓴，在宇宙秩序、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的相互通约中，奠定了把社会秩序视为家庭秩序的恢宏基调和本体前提。张载是一位气本论者。正是基于天地万物同本于气的本体框架，他提出并阐发了“民胞物与”说。按照张载的理解，“天人一气”，气是宇宙本体，万物与人类都是气聚之形。作为气变化的结果，人与万物一样处于天地之间，具有共同的存在根基和本原，原本是一体的，天地是人和万物共同的父母。这是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定位。 第二个层次是：“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在人由本体层面进入存在层面、成为现实之人的转向中，“乾父坤母”的本体框架决定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人的本质规定也就是人与万物共同具有的天地之性。张载认为，宇宙本体——气是人与万物共同的祖先和存在根基，都禀气而生决定了人与万物拥有相同的本性——天地之性。具体地说，人与万物同具的天地之性源于气的本然状态——太虚，太虚之气的性质决定了天地之性的性质。太虚之气湛一纯净、至静无感，是善的，体现太虚之气的天地之性也是善的。在此，他以至善的天地之性作为人与万物和人与人的共性，证实并强化了人与万物的亲缘关系。这个说法在界定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同时，把人生的意义、价值和追求定位在追求至善的天地之性上。张载的这种做法不仅加固了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而且预示了人生的意义、价值和追求就是将宇宙秩序贯彻到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之中。 第三个层次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父坤母”的宇宙背景和天地之性的先天本性先天地注定了人与宇宙万物和人与人之间割舍不断的亲缘关系，致使以民为同胞、以物为朋友成为人与生俱来而无法选择的行为追求和交往方式。张载认为，人与万物一于气，人在天地之中一方面与万物“混然中处”，一方面又“得其秀而最灵”。人在天地之间的特殊处境不仅决定了人与万物的亲密无间，而且决定了人有责任而且有能力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同胞，视万物为自己的亲密朋友和伙伴。至此，《西铭》的理论重心转换到了人类社会。 第四个层次是：“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乾父坤母”的宇宙背景和“民胞物与”的交往原则具体到人类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便是彼此相爱、和睦相处，整个社会俨然一个洋溢着仁爱、充满着温馨的大家庭。在这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尊敬长辈、慈爱孤幼，同情、帮助身体有残疾或鳏寡孤独的人。其中，君主是家中的长子，大臣是辅助长子、管理家业的“家相”，家庭成员理当服从他们的管理；在这个大家庭中，气质生来合于天地之性的是圣人，能变化气质而使之与天地之性一致的杰出者是贤人，他们应当受到尊重。总之，这个大家庭既弥漫温馨、充满仁爱，又上下有序、秩序井然，完美理想，令人梦寐以求。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是，大家庭中的仁爱和秩序是以划分管理与被管理，被他人尊重与尊重他人的上下、尊卑界限来完成和实现的。这不仅论证了宗法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而且使上下、尊卑的残酷统治在不经意之中被隐藏在亲情之下，变得温情脉脉，随之天经地义起来。显然，这部分的重点是社会秩序，侧重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的相互通约。通过将社会秩序家庭秩序化，张载不仅论证了宗法等级的合理性、合法性，而且使其变得容易接受和便于实行起来。 第五个层次是：“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驰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沿着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可以通约的逻辑，张载将家庭的和谐视为社会（大家庭）和谐的落脚点，坚信社会和谐从家庭和谐做起。基于这一构想，为了臻于人人相亲相爱、井然有序的理想境界，使大家庭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把希望寄托于加强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上。在此，张载援引申生宁被烹杀也不外逃，伯奇被父亲逐放就顺令而去等著名的历史事例示意人们对父母无怨、无违地尽孝。推而广之，做人应该责已无怨，即使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自认是命中注定的劫难，而不是以牙还牙，报复对方。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委曲求全“使不仁者仁”才是真正的“爱人”。以这种“使不仁者仁”的爱人原则处理父子、君臣关系，便会无论父母、君主如何都要尽孝、尽忠而绝对服从。在这里，基于社会秩序家庭秩序化，张载将社会和谐归结为孝道的发扬光大。 第六个层次是：“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在家尽孝、绝对服从父母，推而广之便绝对服从君上和等级名分，也就是安于自己在大家庭中的位置。这是确保家庭和谐而对每个成员的具体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人只有安于在大家庭中的位置，才能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实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为了保障大家庭的和谐，也为了确保道德践履的高度自觉和积极主动，张载劝导人们树立豁达的人生观。在领悟了人的富贵贫贱皆由禀气而定、不可改变之后，贫贱者应该把困境看作是上天安排自己培养道德、磨练意志的机会，虽苦无怨地安于自己的位置、听从命运的安排。在他看来，这不仅有利于大家庭的和谐、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栖身于大家庭中而安于自己的位置就等于找到了最佳的安身立命之所，可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道德上的满足，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活着的时候顺天听命，心甘情愿地受苦受难；临死的时候内心宁静，无所怨恨。这便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最终与“乾父坤母”的宇宙境界和“民胞物与”的天地境界合而为一。至此，家庭和谐定格为个人的内心和谐。在这里，张载旨在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让人安于自己在大家庭中的位置，根据自己的身份来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是确保大家庭和谐的前提，也是大家庭中每位成员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从上可见，《西铭》反映了张载试图通过提倡孝道来整顿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的愿望。围绕着这一宗旨，《西铭》将社会秩序视为家庭秩序，整个论证由宇宙秩序到社会秩序，再到家庭秩序，致使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之间一脉相承，三位一体。其中，第一、二层次侧重宇宙秩序，第三、四层次侧重社会秩序，第五、六层次侧重家庭秩序。在这个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逻辑结构中，先从宇宙秩序讲起，由宇宙秩序进而社会秩序，再由社会秩序进而家庭秩序；前者是原则、蓝本，后者是贯彻、落实。在这六个方面的推进和论证中，贯穿其中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框架是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的相互通约，三位一体。 就思想内涵和理论宗旨而言，《西铭》表达了爱的主题，也就是“民胞物与”。通过“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无怨无违的依次推进，致使爱贯穿其间。爱是《西铭》的逻辑和思想主线，从宇宙境界、天地境界、人性境界、人生境界最终落实到伦理、道德境界。在这里，如果说宇宙、天地、人性和人生境界是背景、是前提的话，那么，人生和道德境界则是结果、是重心。因此，在表达爱之主题的时候，张载把重心放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宣称人与人同禀一气而生，皆是同胞兄弟，进而让人“立必俱立”、“爱必兼爱。”（《正蒙·诚明》）必须指出的是，《西铭》所论之爱是一种等差之爱。为此，他曾明确表示：“夷子谓‘爱无等差’，非也。”（《张子语录上》）仁之等差性的现实表现就是宗法等级，维护宗法等级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等级名分。这就是说，爱的等差性迫切需要顺，即绝对服从。于是，孝顺成为《西铭》的另一个主题。在家绝对服从父母，外出绝对服从君上。循着张载的思路，通过提倡孝道之所以能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在家孝顺父母之所以一定能在外服从君上，是因为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相互通约，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西铭》的主要目的是把宗法等级社会描绘成一个大家庭，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的不同说成是家庭成员内部的分工。为了使这个大家庭得以安宁，家庭内部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大家庭也就是宗法社会的整体规划，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低贱、卑幼者更应该发扬顺德，无论面对何种境遇都安于现状，无怨无违。 《西铭》的理论根基——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相互通约是理学家的共识，其中提倡的人人友爱、和睦相处，让社会充满温暖亲情的设想反映了多数理学家的共同愿望。正因为如此，《西铭》受到二程、朱熹等一批理学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程颢对《西铭》大加赞赏：“《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此后，“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南宋朱熹专门作《西铭解》，对《西铭》的思想予以阐发。此后的陈亮、叶适和王夫之等人也对《西铭》特别关注。不仅如此，二程和朱熹都肯定张载的《西铭》深藏“理一分殊”之精旨，对之赞不绝口。经由他们的宣传，《西铭》及“民胞物与”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原载《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