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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王夫之特别解释了《泰誓》这段话的背景，以说明武王当时讲“天视听自民视听”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有为而言之的。见： 惟夫如纣者，朋凶播恶，积之已深而毒民也亟，民之视听，允合乎上帝之鉴观，则顺民以致讨而应乎天。然且文王俟之终身，武王俟之十三年之后，不敢以一时喧腾之诅咒、一方流离之情形，顺徇其耳目，徐而察之，“独夫”之定论果出于至公，然后决言之曰：“此民之视听，即天之视听所察也”，“上帝临女”，可“勿贰尔心”矣。[32] 按照这段话的意思武王对民情也是“徐而察之”，审慎考量，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民意。并且虽然王夫之也认同这种情况下可视“民之视听”为天之所鉴，可以“顺民以致讨而应乎天”，但在接下来的一段话中，他仍然认为武王如此重言民，“犹有所未慎也”。认为“民权畸重，则民志不宁”。[33]接着他强调必须有圣人君子在其中起协调作用，所谓“民献有十夫”[34]的作用。 我们今日目睹或了解文革中被煸动起来的民众的疯狂的人，是能够同情王夫之的审慎的。作为多数的“民”的视听，是不可直接作为一种天意或“历史大势”的。必须圣人及“民献有十夫”这样的君子在其中审慎协调。而这样的人必须具备判断力，不限于一时一地的民情考虑问题，而是通识往圣前言，备览古今，从而能于当时的民情加以统协，作出最具公心的判断。而这是张载关于“感”的思想所已经讨论到的。如此看来，王夫之说“天视听自我视听，民视听自天视听”须“展转绎之”[35]的想法与张载并未离得太远，只是更周详了。 另外，说到“感”，王夫之特别提到有一种“感”不可取，所谓“感人于俄顷之间”的随事约誓之类的以言来感。他说： 古之帝王，诚知其感之也浅，用之也惟俄顷，故其为辞也，不过激其气以使之盈，不畸重其权以使之疑。其感之也若不足，而以感也已足矣。[36] 为什么不能“过激其气”、“畸重其权”？王夫之认为这样只能煽动俄顷之情，并不会有长久之义，过后就会引致民众的怀疑，“疑之，疑之，迟回却顾而必溃。”[37]所以他对虞夏以后帝王随事而誓的做法持保留态度。这种感，当然和张载所崇的“圣人神道设教”的那种感有距离，从王夫之对这种感的反对中，倒可以看出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张载共通感意义上“用感”的。从张载的思路看，他必然也会反对感之俄顷的一时之感的。 此外，王夫之还提防只是把“恤民”作为一种符号来使用的情形。名为“恤民”而不畏于天，那只会离民众的真正利益越来越远。见： 最下，以臣与民之不顺于君者为大罪，而忘其民。其次，以君与吏之不恤其民者为大罪，而忘其天。君依民以立国，民依天以有生。忘天，则于民不忘，而民暗受其戕贼矣。忘民，则于君不忘，而君必受其灾害矣。[38] 这是说忠君、恤民要以敬天、奉天为前提。忘天而谈民，民暗受灾害；忘民而谈君，君必有其灾。如果只是把“忠君”、“恤民”作为符号来使用，那么真正受害的仍是君、民。从“君依民以立国，民依天以有生”的表述来看，他所推本的仍然是天。 从这里也反映出，要真正理解王夫之的重民学说，势必也要求把它放在王夫之学说的整个系统中来理解，尤其要理解他的天道观。而这是被当代王夫之研究所严重歪曲的一块，前引孙钦香的博士论文已对当代王夫之研究中的“启蒙”一派以及唯物论一派作了一些批评。从上引的文字也可看出，把王夫之的思想定位为启蒙思想是有问题的，把他的重民观与今日流行用语中的民主相等同也很牵强。当然，这些今日王夫之研究的主流也已经不这么看。而笔者所重点要说的是，即使用“民本”来定位王夫之的重民学说，可能也是需要慎重的，因为他明确提出应推本到天那里。而以“民本”来说儒家的重民学说，这在今日儒学研究中尚没有异议，如此，则我们必须把王夫之的思想看作例外。因为，照前所述，如果说在君与民之间王夫之更推重民这一层面，在民与天之间，他则强调须推本天这一层面，如此则他更应该说是个“天本”论者。 今天，过去那种通过拉拢、煸动大众尤其是底层百姓或青年学生来打击知识者的历史虽大致已不可再，但类似的政策却仍然可能有。今天，科举制的大环境已不能再，张载、王夫之所期望、钱穆所怀念的通过培养读书人作为行政决策、打通上下政治权力的制度也已不可再，而推崇考试状元、推崇读书人的环境却仍然有。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具有判断力的有识之士作为政治权力上下沟通的中介，这是我们须进一步思考的。 注释： [1]《张子正蒙·王夫之序论》，《张子正蒙》，张载撰，王夫之注，汤勤福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页81。 [2]同上，页82。 [3]同上，页82。 [4]这点可参《正蒙·作者》，《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2006重印），页37。 [5]《文集佚存》，《答范巽之书》，《张载集》，页349。 [6]《经学理窟·月令统》，《张载集》，页296。 [7]《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页382—383。 [8]《正蒙·有司》，《张载集》，页47。 [9]参见《经学理窟·月令统》，《张载集》，页296：秦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实行之。“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爱民为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须实有其心也。有其心而无其法，则虽有仁心仁闻，不行先王之道，不能为政于天下。 [10]《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页384。 [11]《正蒙·作者》，《张载集》，页37。 [12]《正蒙·作者》，《张载集》，页39。 [13]《横渠易说·系辞下》，《张载集》，页212。 [14]谢遐龄.直感判断力：理解儒学的心之能力[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32-36。 [15]王英《气与感——张载哲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指导老师：谢遐龄。页58-66。 [16]《正蒙·天道》，《张载集》，页14。 [17]王英《气与感——张载哲学研究》第三章第一节，页106-111。 [18]参《经学理窟·诗书》，《张载集》，页257：先儒称武王观兵于孟津，后二年伐商，如此则是武王两畔也。以其有此，故于《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殷，盖自说作两度也。孟子称“取之而燕民不悦弗取，文王是也”，只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间不容发，当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然则命绝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当时岂由武王哉？ [1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页57。 [20]同上，页144。 [21]见孙钦香：《王船山政治哲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指导老师：吴震。页5-10。 [22]王夫之《尚书引义·泰誓中》，页79。 [23]同上。 [24]同上。 [25]同上。 [26]同上，页80。 [27]同上。 [28]王夫之《张子正蒙》，页112。 [29]王夫之《尚书引义·泰誓中》，页81。 [30]同上。 [31]同上 [32]同上，页82。 [33]同上。 [34]原出《尚书·大诰》，王夫之在《尚书引义·泰誓中》引之以说明须有民与天、君之间的中介。 [35]王夫之《尚书引义·泰誓中》，页82。 [36]王夫之《尚书引义·胤征》，页43。 [37]同上。 [38]王夫之《尚书引义·甘誓》，页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