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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话反映的是张载对“安民”的重视，强调的是无声无臭地使民归顺的做法。虽然他没有直接针对熙宁变法而讲，但可以看出张载对政治变革的谨慎，他强调的是“不以声色为政”、“神而化之”的政治智慧。对这种政治变革上审慎智慧的强调，再看： 鸿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备，尧舜而下，通其变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民不知所以然，运之无形以通其变，不顿革之，欲民宜之也。大抵立法须是过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民不倦”，岂有圣人变法而不通也？[13] 这里说的“神而化之”、“使民不知所以然”、“运之无形”、“不顿革”，都反映出张载一方面认同政治变革的需要，另一方面则相当强调“渐变”的审慎。能变法的不是常人，而是“过人者”，即能通其变的人。这里也反映出张载主张的仍然是一种精英政治，今日一些学者把儒家定为“民主政治”的观点至少在张载这里并不相契。不过虽然是一种精英政治，他却相当程度上考虑到“民”，为什么必须是“渐变”？就是因为“欲民宜之”。为什么要以“民宜”来考量变法的优劣？其实这里可以看出张载对作为整体的“民”的力量，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有充分的考虑。当然，这也是儒家古已有之的传统。《孟子·梁惠王》中有“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等语，已足已反映出孟子对“民”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有的负面力量并不含糊。民作为整体的这种破坏力量法家也有充分的考量。综合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统治思想的唐太宗，施政上以水喻民、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戒，这可以说是真正考虑到民众力量的政治实践。 而当前的儒学研究中，讨论人性论主要从单数的人出发说性善、性恶，而对复数的“民”、“臣”的力量讨论较少。如果说在对单数的人的成德问题上儒家总体上偏于乐观的观点可以成立，而对复数的民的的正邪，从《尚书》、《孟子》等经典以及张载的述说来看，儒家对此并不颟顸，而是反复以此告戒统治者要注意到这种力量从而行“不忍人之政”。这点我们在后文的王夫之那里可以看得更清楚。 刚才说到政治变革须“民宜之”，须“通其变使民不倦”？那么如何做到“通其变”呢？这里涉及到谢遐龄师较早讨论到的张载关于“感”的思想。认为张载所讨论到的圣人、君子“用感”的过程，其实就是运用直感判断力通达天下之志的过程。[14]通过“感”，圣人、君子与“民”得到沟通，即上通下达。也就是说，圣人通过“感”做到上述的“运之无形以通其变”。笔者的博士论文详述“圣人用感”的两个过程，一是圣人君子自下而上通得天下之志的过程，一是圣人君子由上而下通达天下的过程，如圣人以神道设教等。[15] 前引《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张载释为：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过于耳目心思。天视听以民，明威以民，故《诗》、《书》所谓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已焉。[16] 天视听以民，所以比直接以耳目心思来察知要高明。这个察知民心的过程事实上是感通的过程，也就是运用判断力协调、统一众心的过程。为什么圣人君子可以感通众人之心、天下之志？这里须和张载的气论贯通起来理解。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讨论到张载的气一元论，认为张载这里气有有形与无形之分，其中无形之气根本上可以溯源到孟子的浩然之气来理解，万物“一”于这个气，人心作为一个小太虚，可以感通得这个气，所以虚己之心，就可以通达到父母兄弟进而“老老幼幼”，视天下为一家，万物为一体。而这也就是《西铭》“民胞物与”的境界。[17]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张载因持“安民为难”的观点，所以较认同文王的“不革命而有中国”，但另一方面，他对汤武革命也不完全排斥。只是认为可革与否的尺度在于“命绝否”，那么如何来“卜”这个“命”？在于“人情”。[18]同样，通达这个“人情”需圣人君子运用判断力。 这样，张载的重民观点虽然不能视为今天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但他却是相当重视民心、人情的。在圣人君子与天下众人之间，张载用“感”沟通起来。所以一方面仍是圣人君子这些精英在统治，另一方面圣人君子须能够通天下之志。在张载这里，要成为圣人君子，是一个“合内外以成其仁”的煞有功夫阶梯的过程，包括虚心、“去四”、养气、知礼成性然后“大其心”、“穷神知化”等一系列过程，这是《正蒙》主要谈的。 注意张载一方面要求君相“父母天下”，一方面说“民吾同胞”二者的张力。在《正蒙·乾称》中还有“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的详细说法，如此则大君也只是同胞中之宗子，而不是“父母”了。这里可能要放在语脉中来理解。要求君相“父母天下”实际上顺着《孟子》在讲，针对君相而说。而出自《正蒙》“民吾同胞”等语主要针对读书人而说。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到，唐中期以后，政治权力已经向下开放[19]，除了元清两朝可说是部族统治以外，唐宋明实际上可以说是读书人在治国。“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20]古今中外参较，这些说法大致是公允的。自唐代后期到北宋张载所处时代，门弟逐步衰落，许多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此，则“登天子堂”的读书人本身就是“从群众中来”的，他们的行政决策自然较能反映民心，因此也容易“到群众中去”。读书人本身成了政治权力上下沟通的桥梁。因此，就张载时代的这种背景来说，他针对读书人说“民吾同胞”是得当的。如此，则读书人的身份背景，加上“正蒙”的修养工夫，他们若“登天子堂”，当可感通天下民心、“人情”，挈矩参详，真正使民心、“人情”在政治活动中得以体现，从而实现“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 总之，张载的重民学说以“民吾同胞”为关怀所在，强调要足民、安民，并且把民心、人情提到天理、天命的高度来谈。一方面绍述了先秦以来儒家的重民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所处时代的特殊关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