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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燮(1144—1224)，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人称絮斋先生，南宋时期浙东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为“明州淳熙四先生”(又称“甬上四先生”)之一，是陆九渊心学在东南的主要传人和重要代表人物，将心学向政治伦理化的方向作了极大的发展。他摒弃空谈，把治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他倡导做学问要经世致用，虽传承陆氏心学，但兼采诸家之长，不以门户之见而自闭耳目；他体察民生疾苦，关心社会实际，以兴邦济国为己任；他耿直清介，嫉恶如仇，终身以名节自期。 一、袁燮的哲学思想 1．“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 “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是袁燮哲学思想的基调和核心。他传承陆氏心学，以“心”将天地万物统一起来，以寻求至高境界的“天人合一”。袁燮以“心”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提出“心”与天地同本、与圣贤同类的思想，目的在于论证现实社会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的合理性与神圣性，赋予“心”以价值色彩，将人间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准则都视为“心”的体现。他说：“吾之本心，即古圣之心，即天地之心，即天下万世之心圣人即我，我即圣人。”天、地、人和世间万物是相通的，统一的根据是“心”，“心”是超然存在的，没有天、地、人和万物的区别，“此心无天人之殊，天得此而为天，地得此而为地，人得此而为人”。“心”是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本。此外，袁燮还认为“心即理”，“此心此理，贯通融会，美在其中，不劳外索’’。 “心”在袁燮这里归根结蒂是指道德伦理的本源。他提出了“吾心即道”的观点，“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笃实，是为道本”，“道不远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谓不差矣”。这样，袁燮就通过赋予“心”以普遍存在、涵盖万物、超越万物的特性，确立了“心”至高上的本体地位。 2．“性情皆善”的人性论 在人性论上，袁燮继承并融合了孟子的性善论、张载的气质之性论及陆九渊人性受之于天的思想，提出“性情皆善”。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关于人性，孟子最早提出了性善论，然而对于现实世界中恶的萌生及存在根源却未能给出清晰的说明。北宋时期，理学家张载“气质之性”的提出，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及人性本善，同时又指明了恶的来源。陆九渊则认为人性乃天理之表现，人性受之于天。袁燮的人性理论，在基本沿袭孟子性善论的同时又吸收了张载和陆九渊的观点。他肯定人性是善的，“性情皆善”。他以孔子所讲的“诗无邪”为依据，认为在上古先王时代，“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发而为诗，莫非性情之正”，“夫寂然不动之谓性，有感而发之为情，性无不善，则情亦无不善，厥名虽殊，其本则一”。_4_(哪舛’既然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则情亦“可以为善矣”。《礼运》系“孔子之遗言”，认为喜怒哀乐爱恶欲，“是七情者，弗学而能，人之良能也，岂有不善者哉”。所以，诗人“咏吟情性”，“发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发无差，岂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异观耶”。人性本善，由此“发之为情”，也就是“人之良能”，当然也是“善”的。袁燮的人性论实际上是把孟子的性善论贯彻到底。 正由于“性情皆善”，袁燮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主张“顺乎人情”。如对于男女之情，他说：“男女相悦，亦人之情也。”‘胛’对于辛劳与安定，他亦有自己的见地：“好逸恶劳，人之常情也!”“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惮也。”‘当政者“为政”，更要“顺乎人情”，“合乎人心”。他说：“诗日：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夫人情之相安，则有和顺而无乖戾，有欢乐而无怨仇，岂不甚可贵哉。”又说：“《易》之《咸》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则风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 袁燮只肯定发之“本善之性”的人欲是合理的。但是人生活在群体环境之中，毕竟还会受到习俗和物欲的影响，使人的“本善之性”受到私利、私欲的熏染，使得人欲超出了义理的范围。“有己之心胜，则待物之意薄”，“朝思夕虑，求足其欲”，“何其不仁哉”“小人之心”，“朝思夕念，不过于爵位之崇，禄廪之厚，以足夫一己之欲”。对此，他认为，“由天理而行，则是心常明；为人欲所蔽，则是心必昏”‘胛’。这种背离“天理”的人欲当然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必须给予否定。 3．“本心即道，循而行之”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与其他心学家一样，袁燮同样讲求以内省的方式提升道德修养。相对于陆九渊，袁燮讲求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趋于平实、具体，有调和朱、陆的倾向。与道学家所讲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万物以求天理”的方法不同，陆九渊讲求的是“易简功夫终久大”的修养方法，强调整体的彻悟，强调“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朱熹理学的出发点是格物致知、循序渐进，陆九渊心学的出发点是发明本心、洞悟整体。袁燮讲求的修养方法在承接陆九渊“发明本心”的基础上，也认同朱熹循序渐进、持敬渐修的原则和修养提升方法，认同他所讲的学者应该具有勤奋精神和虔敬态度。此外，袁燮同样很重视读书，认为博览群书是为学的一件大事，“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有一个勤，才不勤便有间断，才间断便有过失九仞之山欠了一篑，便不成这山，十分功夫欠了一分，岂能至于圣”这些论述已经渗透了朱学的一些意味。 二、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 袁燮曾长期在基层为官，对民生疾苦和军国大事都有深刻的见地，作为心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也渗透到其政治实践中，其心学指导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值得学界探究。 1．“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观 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最突出的便是他的民本思想。袁燮强调统治者为政必须先“顺民心”、“得民心”，这也是他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出发点。《絮斋毛诗经筵讲义》序说：“上以树君德，下以励臣节，穷源推本，尤在于顺人心。”关于“得民心”，袁燮说：“人之为政，悦人心于一时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难。”“人纯乎天，发而为政，皆与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 “以民为本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为政者对待民的态度上，讲的是为政者要仁爱民众，理顺民心，赢得民心，实际上就是讲如何勤政爱民的问题。勤政爱民构成了民本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和操作过程中，勤政爱民最核心、最重要的伦理导向就是统治者常怀爱民之心，以民生为念。这在袁燮“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袁燮非常强调统治者“仁”的精神。他指出，统治者要顺应天心，人君爱民是顺应天道的表现，“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无不爱可也”。在袁燮的奏疏和文集中常常流露出对广大下层民众奔波劳顿、生计艰难的生存现状的深深体恤和忧虑。平和之年，袁燮提醒君主不要为京城周围物阜民丰的繁盛景象所迷惑，要想到远方还有无数的困顿民众需要救助，“都城之内，财货疏通，米价至平，闾阎熙熙，远过曩El，民生似已安矣。而远方之民，凋敝乎财赋之烦，愁苦乎刑戮之惨，虽当丰岁，犹不聊生，则难以谓之举安”。 饥荒之年，面对饥民的悲惨境况，他上书皇帝，指出赈济灾民为当前急务，是安定民心、施行仁政的重要措施。同时袁燮更深刻地体察到，赈济灾民也是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乱发生的重要措施，他以东晋末年流民李特李雄的动乱为例，“昔者东晋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过流民，寝盛空能据蜀，监观往事，可为寒心”指出赈济灾民、关心下层民众的疾苦至关重要。他对流民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问题深怀担忧，并对救灾物资的来源作了充分的论证，他规劝人君：“我朝内帑之储，本为凶荒之备，耗于侈用，诚为可惜，所宜特发睿断，申敕攸司，止绝他费，专以救荒为急，推广天心，大施仁政，则垂绝之命续，而作乱之萌折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