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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调理解和阐释必须建立在文字基础上。又说“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一句之义，系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间附见一二条焉。本末精粗、大小详略。无或敢偏废也。③这是讲自己在具体”文本阐释上的原则和方法，所谓“通其训诂”正其音读”“、，即是汉代经学的训诂之方法，而“发其精微”，则是建立在文字训诂基础上的“义理”阐发。可以说，前文所谓“尊德性”“道问学”六经注我”“我与、“与注六经”的分别，在朱熹身上确实体现出了重视“道问学”我注六经”“、这一面，但也并非说朱熹只是停留于此，因为，无论朱熹也好，还是陆九渊也好，最终目的都是要发现圣人之微言大义，都是在寻求文本中的“义理”所在。不过，朱熹是强调不能完全舍弃文本，所有的“义理”都应该建立在“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上，并进而从内心加以体认，不是像陆九渊那样，舍弃文本，空言“义理”。总之，朱熹在整个经学阐释史上的地位是空前绝后的，他对儒学新经典文本的确立、他关于阐释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精深见解、《四书章句集注》他的所树立的经典阐释范本以及所发挥的“义理”，都成为了后世不可逾越的高峰。 ①②③ 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5页。黎靖德《朱子语类》19，中华书局，1986年，第435页。：卷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75，四部丛刊。，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