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熹作为中国经学史上宋学的集大成者，其经学思想不是偶然、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时代 背景下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和时代 思潮的兴起、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探讨朱熹经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对于客观地认识朱熹经 学的时代特征、思想特质、理论构成及其在宋学中乃至在整个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认识朱熹经学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把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和中国思 想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揭示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关系的特点及其与中 国文化发展互涵包容的情形。 宋学的兴起，是中国经学史上继两汉经学之后出现的中国经学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朱熹作为宋学 （某种程度上亦是汉学）的集大成者，其经学思想的产生，除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具有深 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以外，还有着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吸取了先前的有关思想资料，与时代 思潮的兴起、发展有密切关系。朱熹经学即是在以往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宋代社会思想发展 的客观要求，加以理论创新而产生的。探讨朱熹经学的思想渊源，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一、 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不囿于成说，大胆怀疑创新，是朱熹经学的特点之一。而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 潮，成为朱熹经学的思想渊源之一。唐初孔颖达等奉钦命编定《五经正义》，虽然完成了经学的 统一工作，但仍沿袭以往的章句注疏之学，学者拘于训诂，墨守正义，提倡注不驳经，疏不破 注，如此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使儒学发展停滞。唐中叶以来，针对唐代经学专守先 儒章句旧说、思想禁锢的现状，有学者开始对传统经说提出大胆怀疑，出现了一股疑经、舍传求 经的新风。其影响所及，直与朱学的疑经惑传相关。成为汉唐经学向宋学转化的中间环节，具有 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 武则天长安年间，博士王元感撰《尚书纠缪》、《春秋振滞》和《礼记绳愆》三书，对以往经说 提出怀疑和纠正。对此三书，武则天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考详其可否。尽管王元 感遭到当时专守先儒章句旧说的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人的责难，但他却能够“随方应 答，竟之不屈”。而当时魏知古、徐坚、刘知几等人则对王元感的疑经表示支持，表明当时的疑 经之风已有一定的影响。（1）刘知几在经学上也表现出疑经的倾向。他在其《史通》一书中，于 春秋三传赞美《左传》，而对《谷梁》、《公羊》表示质疑。其《史通》的《疑古》篇疑《尚 书》和《论语》；而《惑经》篇则批评《春秋》经为“真伪莫分，是非相乱”，言《春秋》简 略，其所未谕者十二，而后人虚美者有五。对《春秋》经提出大胆的怀疑。刘知几在《疑古》篇 中，对《尚书》、《诗经》和《论语》提出质疑，其言曰： 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 子之定礼也， 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 凡诸《国风》， 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 姓，而司败发问， 对以“知礼”。欺验世人之饰智衿愚，爱憎由己者多矣。（2） 指出在孔子所刊之《书》、所删之《诗》，以及《论语》中，多有自相矛盾、体例不一、爱憎由 己之处，直将此斥之为“欺验世人之饰智衿愚”。 刘知几敢于对儒家圣人孔子及儒家经典提出批 评和怀疑，这在当时墨守传统旧说、思想受到禁锢的背景下，刘知几等人的疑经，的确具有思想 解放的积极意义。 其后，啖助、赵匡、陆淳师友相传的《春秋》学派对《春秋》传注提出批评，以 己意去取三传，合而为一；倡以经为本、“舍传求经”之风。为朱熹的经传相分，以经为本，直 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提供了借鉴。 以上三人的著作，今存者仅有陆淳综合啖助、赵匡之说，所撰的《春秋集传纂例》、《春秋 微旨》、《春秋集传辨疑》三书。其中《春秋集传纂例》即是把啖助、赵匡之说“纂而合之”。 啖助等人的《春秋》学派提倡“舍传求经”，批评注疏之学而以经为本。其学已不仅限于《春 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的经学意义。啖助在批评《春秋》传注之学的流弊时，提出了宗经 之本，而不迷于注疏的思想。指出《春秋》经文虽然简易，但其理却已著明如日月，然而守章句 注疏之学者，各自只关注一传，三传未能相通，且互相攻驳，各守己说，其传注之学也是只重注 疏，“因注迷经，因疏迷注”，而不重本经，以致“不识宗本”。可见啖助在这里提倡的是以经 为宗，以经为本，而反对迷于传注。这体现了一种不同于注疏之学的新的治经模式，这种治经模 式就是舍传求经，以经为本，而不以传注为本，是对传统的但守章句注疏之学、惟重疏注的唐代 经学的大胆怀疑和革新，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经学发展的方向。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 云：“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3）这对朱熹经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韩愈亦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他说： 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 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 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 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割，不合不公，二帝、 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 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而唱 佛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4） 指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烧除儒家经典，而使汉儒所依据的儒家经书，皆有残缺，由于汉儒不能见 到全经，而各守己见，对经典“分离乖割”， 于是圣人之道大坏，以致使后之学者无所寻逐。而 汉代以来的诸儒只得在汉代经学的基础上，区区修补，百孔千疮，使得儒学浸微，而佛老则乘虚 而入，乃至于天下之众而从之，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对汉唐经学的批评，实际上体 现了他对传统经学的质疑态度。韩愈另撰有《论语笔解》，该书为韩愈、李翱指摘大义，以破孔 安国之注。亦是对汉儒经注的排斥。 进入宋代以来，疑经惑传思潮承唐代而有新的发展。欧阳修作《易童子问》，疑《易传》，排 《系辞》，辨《易传·系辞》以下非孔子之言。其《易童子问》云：“童子问曰：‘《系辞》非 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以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 乱，亦非一人之言也。’”认为不仅《系辞》，而且《文言》、《说卦》以下，皆非圣人所作， 而是出于诸家，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所以择之不精。并且认为其文也非出自一人，在有的地方相 互矛盾，不能前后一致，所以如果“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谬矣”（5）。以《系辞》、《文言》 等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笔，来否定其为圣人所作，因为如果是圣人孔子所作的话，那只能是出自一 人。欧阳修又作《问进士策三首》，对《周礼》的真伪提出疑问。并著《毛诗本义》，谓《诗 序》非子夏所作，专攻《毛传》、《郑笺》之失，而断之以己意。欧阳修的疑经惑传，是为了废 弃汉唐以来笃守师说的章句注疏之学，黜去混杂在经书中的附会之说，这促使了疑经风气的进一 步形成。 此外，刘敞著《七经小传》，多异诸儒之说，打破汉儒专事训诂名物的传统，攻旧注，改动经 文，以就己意。尝疑《礼记》有脱简。苏轼、苏辙亦毁《周礼》，指出《周礼》所言，有非圣人 之制者，并列举《周礼》不可信之处。王安石疑《春秋》，斥《春秋》为断烂朝报。程颐认为 “《礼记》之文多谬误者，《儒行》、《经解》，非圣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鲧之篇，皆未可据 也。”（6）对《礼记》大胆怀疑，认为其内容有不少谬误。指出“《周礼》之书多讹阙” （7），对其疑信参半。又苏轼讥《尚书》，晁说之黜《诗序》等等，凡经师旧说，俱加排斥和怀 疑。 由此，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成为朱熹经学思想的渊源之一，对朱熹经学的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唐宋“四书”之学 在朱熹的经学体系中，“四书”重于“六经”，“四书”学的地位在“六经”学之上。朱熹是 “四书”学的集大成者，而朱熹“四书”学的思想渊源即是唐宋时的“四书”之学。 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合并为“四书”系统，这是宋代经学区别于汉 唐经学的“五经”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四书”除《孟子》外，其余三书原均属儒家经典的范 畴：《论语》是汉代“七经”之一；《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论语》因是记 圣人之言，其重要性毋庸质疑。《孟子》从唐中期起，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大学》和 《中庸》二书也开始受到重视。韩愈倡儒家“道统”论，推本《大学》，尊崇《孟子》，阐扬 《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对抗佛教只讲个人治心，不讲社会治理、泯灭伦常的宗 教思想体系。朱熹对韩愈推本《大学》，援之以证己说表示赞赏。韩愈弟子李翱推崇《中庸》， 以之阐发心性思想。李翱在其《复性书》中，还多次征引《孟子》、《大学》等。可以说韩李等 开重视“四书”之先河。 “四书”系统的形成与唐中期以来的《孟子》升格、由子入经分不开。除韩愈、李翱重视《孟 子》外，唐代皮日休（约公元834——883年）亦尊孟，重《孟子》书。他在上书朝廷请定《孟 子》为学科书中指出： 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 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经、史。又率于子者，则圣人之道也。夫 《孟 子》之文，粲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若然者， 何其道晔晔于前，其书没没于后？……后之人将爱仲尼者，其嗜，在孟子矣。呜 呼！古之士以汤、武为逆取者，其不读《孟子》乎？以杨、墨为达智者，其不读 《孟子》乎？由是观之，《孟子》功利于人不轻矣。 今有司除茂才、明经外，其次有熟庄周、列子书者，亦登于科。其诱善也虽 深，而悬科也未正。夫庄、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读之可以为方外之士，习之可 以为鸿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哉？伏请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 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8） 皮日休认为，圣人之道存在于经典之中，经的重要性在史、子之上。然而《孟子》虽为子，但它 与道却不相异。所以如果舍《孟子》，必与经、史相戾。皮日休十分重视《孟子》，将其与经传 相提并论，认为《孟子》之文继承“六艺”，确实包含了圣人之微旨。针对当时朝廷在科举中增 设“道举”，生徒只要熟习《庄子》、《列子》等道书，亦可登于科，皮日休提出批评，认为 庄、列之文，乃荒唐之文，不能以此来救时补教，朝廷每年以明经例来保举习道书之士，乃是设 科未正。从维护儒家圣人之道和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出发，皮日休请求去庄、列之书，而以《孟 子》为主，在科举中增设《孟子》一经为学科，只要能精通其义，就可为明经所选取。皮日休的 这一主张，旨在提高《孟子》一书的地位，成为唐中期以来的《孟子》升格运动的一部分。 “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继韩愈、皮日休之后，尊崇孟子，提倡“道统”。 孙复说：“孔 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 巨。”（9）石介亦宣称：“孟子既没，微言遂绝，杨、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 说，距诐行，放淫辞，以辟杨、墨明经。说齐宣、梁惠王七国之君，以行仁义。”（10）与孙、 石的尊孟，提倡“道统”相应，欧阳修亦强调：“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孔子之后，惟 孟轲最知道。”（11）在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的尊崇表彰下，孟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在 当时刻的“北宋石经”得到反映。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刻成“北宋石经”，包括 《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 子》等“九经”。《孟子》得列于宋代儒家经典之中。 王安石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亦提高了《孟子》的地位。其规定为：“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 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 《孟子》。”（12）把《孟子》与《论语》并列，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这使得唐代皮日休 当年的主张得以实现。由于《孟子》得列科考取士的科目之中，这对《孟子》一书经典地位的确 立，意义重大。 唐宋“四书”学的形成不仅与《孟子》升格、由子入经分不开，而且与《大学》、《中庸》从 《礼记》中独立出来有密切联系。张载在唐代韩愈、李翱重视《大学》、《中庸》的基础上，强 调二书出于圣门，无可置疑，把《大学》、《中庸》与《论》、《孟》并列，同样予以重视。他 说：“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 者。”（13）既信《论语》、《孟子》，又认为《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把《中庸》、 《大学》从《礼记》中提取出来，予以高度重视。他说：“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 义，已长得一格。”（14）张载既以《论》、《孟》为要，又长期钻研《中庸》，重视《大 学》，表现出他对“四书”的尊崇。 二程推崇“四书”，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作为经学的主体， 这在经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四书”阐发新儒学的义理，这对朱熹产生了重要影响。程 颢、程颐为建立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以“四书”为对象，从中阐发义理，倡“四书”义理之 学，认为“四书”的重要性在“六经”之上。以“四书”作为整个儒家经典的基础，指出“四 书”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研习这四部书为主、为先，以发 明圣人之道。程颐强调：“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 经可不治而明矣。”（15）除《论语》、《孟子》外，《大学》、《中庸》也是二程优先关注 的，认为《大学》是“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显然“四书”的地位在“六 经”之上，从而逐步确立起“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导地位。 对此，《宋史·道学传》指出：“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 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 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经二程的提倡和表彰，使“四书”并行，“四书”学得 以正式确立起来。这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思想渊源。朱熹在唐宋“四书”学的基础上，在中国经 学史上首创“四书”之名，把“四书”结集，合为四部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其地位在“六经”之 上。并以毕生精力注解“四书”，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四书”学之大成。 三、义理之学 义理之学是朱熹经学的重要思想渊源。所谓义理之学，是指与章句训诂注疏之学 相对应的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其道理的学问。“义理”一词，初见于《礼记·礼器》：“义理， 礼之文也。”即义理是对礼的合宜得理的解说。汉晋时指经义名理，故后来学者将其作为一门讲 求经义，探讨名理的学问。宋儒治经，着重探究义理，与汉唐儒者专事训诂名物、传注疏释的治 经路数不同，而重在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大义和道理。北宋张载已提出“义理之学”这一概念，他 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 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16）意即义理之学是要深入到儒家经书的内部， 探讨其大义，只有沉潜深入，才能通天下之志，如果只停留在表面说经，貌似圣人言语，而实则 并未领会其精神实质。宋儒注重以义理治经，其思辨性超出汉唐诸儒，其义理之学中包含有一定 的哲学。后来将重义理、轻训诂的宋学称为义理之学，而与重章句训诂、传注疏释的汉唐经学相 区别。 朱熹作为宋学的集大成者，在其经学思想体系中，虽有重训诂的成分，但他治经学的主要倾向， 仍是以阐发义理为主。这是对以往义理之学的继承，而成为其经学思想的渊源。 以义理之学取代章句训诂注疏之学，这是唐宋之际中国经学发展的趋势。然而在学风转向之 初，在经学领域仍谨守汉唐注疏之学，义理之学尚未形成风气。对此，皮锡瑞指出：“经学自唐 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傅，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 也。”（17）后经庆历以来诸儒起而批判汉唐注疏之学，阐发新儒学的义理，使学风发生了根本 转变，其影响所及，晚辈学子亦不受传统注疏之学的束缚，而敢于直抒胸臆，探索经书之精义。 司马光有云：“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 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 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 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18）这里所说的新进后生将循守注疏者，称之为腐 儒，是指对谨守汉唐注疏之学者的批评；而所说将穿凿臆说者，称之为得其精义，是指以己意说 经替代了墨守《正义》。由此可见宋代义理之学崛起使学风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朱熹经学便是以 此义理之学为思想渊源，并将其发扬光大。 四、北宋以来的理学 重义理，通过治经来阐发经书中的义理，这是宋学的一般特征。以此与重章句训 诂注疏的汉唐经学相区别。但在宋学内部，存在着理学与非理学的分野。朱熹作为宋代经学的集 大成者，同时也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经学与其理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不仅义理 之学，而且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朱熹治经，以阐发义理为主要目标， 但其义理的内涵，已不仅仅限于经义名理，它还包括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儒学（理学）的天理、 天道、心性、太极等重要内容。朱熹在治儒家经典时阐发的这些理学思想，是其经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其渊源有自，出自于北宋以来的理学，并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加以继承创新、发扬光 大。 宋学中既有理学各流派，又有非理学各流派。就其共性而言，均是以重义理为特 色而与重训诂的汉学相区别。然而宋学中的理学派又把义理之学发展为理学，提出更具抽象性的 思辨性哲理，将经学理学化。 关学是理学的重要流派，以提倡气本论、富于哲学思辨而著称。其代表人物张载 站在义理之学的立场，既重宋学义理，轻考据遗言，又把义理之学发展为理学，主张“义理有 碍，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19）强调治经应 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在掌握义理的基础上，自立己说，以明性理。并指出：“学者只是于义理 中求，……道理须从义理生。”（20）认为学者应求学于义理，而道理则是在义理的基础上产 生，可见道理的重要性在义理之上。这是对义理之学的发展。张载并强调“心悟”、“心解”， 他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21）认为心悟才能获得新知，守旧则不得义理。又云：“心 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22）主张用心解经，其义自明，不必陷入“字字相校”的章 句训诂之学。这不仅体现出宋学追求义理的时代精神，而且其“心悟”、“心解”提倡的是一种 思想解放和创新精神，这正是理学产生的必要条件。 二程理学也是朱熹经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二程不仅限于以义理说经，批评汉唐章 句训诂之学，而且在宋学一般特征的基础上，把义理之学发展为理学，使理学占据了经学发展的 主导地位。这对朱熹思想影响很大。 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来，创“天理”论思想体系，将义理之学发展成为理学，把义理哲理 化，以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这成为宋学中理学与其他派别相区别的根据。二程从时代 发展的需要出发，在庆历以来义理之学的基础上，把义理之学发展为理学，以更具抽象性的宇宙 本体之理与关乎人生日用的儒家伦理的紧密结合，将经学理学化。这表现在，二程以天理论道， 着眼于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社会的治理等重大问题，他们创造性地提出“天理”论 哲学体系，在经学理论上提出“由经穷理”（23）和“圣人作经，本欲明道”（24）的思想，以 穷理作为治经的目的，其“理”即为“天理”，亦即“道”，把儒学经典作为载道之文，“经所 以载道”（25），置经典于服从“道”即“天理”的位置，打破汉学对经典及注疏盲目崇拜的旧 传统，从理论上解决了在经学传授过程中，儒家经典与道统之道的关系问题，从而把经学理学 化，亦即道学化。既以义理之学取代注疏之学，又把义理哲理化，提升为天理，克服了旧儒学缺 乏哲学思辨的弱点。这即是对庆历以来疑经思潮及其义理之学的发展。二程的理学经四传而至朱 熹，对朱熹经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从各个方面为朱熹的经学研 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五、汉唐训诂之学 朱熹治经，既以阐发义理为主要目标，又不废汉学训诂考释的工夫，他以义理为指导，重视训诂 辨伪，故一定程度地受到汉学的影响，汉唐训诂之学亦为其经学思想的渊源之一。 汉代经学尤其是东汉古文经学重视对经书文字名物的训诂，其代表人物贾逵、许 慎、马融、郑玄在训诂学方面对后世影响很大。贾逵治经以古文经学为主，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 余万言，其中包括《春秋左氏传解诂》和《国语解诂》等训释某部著作的专著，对东汉古文经学 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许慎师事贾逵，经学造诣极深，尤长于训诂。著有《说文解字》十四卷， 又叙目一卷，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该书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列五百四十部，首创部首 编排法。每字下的解释，大抵先说字义，再说形体构造及读音，依据六书解说文字。是我国第一 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书，为后世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提供了重要根据。马融为东汉古 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他博通经籍，精于训诂。曾欲为《左氏春秋》作训诂，见到贾逵、郑众的 注，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26）主张为经书作训诂， 要把精与博结合起来，避免“精而不博”，或“博而不精”。于是著《三传异同说》，并注《孝 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等儒学群经，集东汉古文经学之大成。 郑玄承马融等兼通今、古文经学而来，并加以发展，“括囊大典，网罗众家”（27），是集两汉 经学之大成的人物。郑玄治学不拘泥于今、古文经学的界限，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 说，遍注群经，打破西汉以来的师法与家法，融通今、古文，自成一家之说。在其治经学的过程 中，通过训诂，对整理古代经书有突出贡献。东汉末以后，郑玄之学成为显学。 汉儒对经书的训诂之学影响到后世，虽然魏晋时玄学家用老庄义理解经，取代繁琐的传注训 诂，但南北朝时的北朝经学受汉末郑玄之学影响较大，其传授的重点是训诂典章制度，不尚玄 谈，走的是汉代笺注之学的道路，并加以发挥。北学重视对经典的训诂考释，较多地继承了汉代 训诂章句的传统，以郑学为主，长于训诂，在章句细节上穷究考详。但北方经学也不是完全拘守 郑玄章句，除据郑玄之义外，也有引证他书，兼通五经，博采诸说，并申以己意的。南北朝经学 在治经方法上采用的一种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的义疏之学，它介于义理与训诂之间。 义疏之学是连接汉人注经与唐人疏注之间的桥梁。 唐代经学延续了汉学重章句训诂的传统，提倡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的注疏之学，而不重视对经书 义理的探讨。虽不利于新思想的发挥，束缚了儒学的发展。但其对经传的注疏和训诂，也有一定 参考借鉴价值，对弄懂经传的原义，有一定的帮助。 朱熹在治经学的过程中，明显受到以上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一定影响。他吸取其优长，批评其流 弊，并以理学思想为指导，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 经注材料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克服了宋学的流弊。这是他高出同时代理学家之处。溯其源，与 他一定程度地接受了汉唐训诂之学的治学方法有关。 以上可见，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唐宋“四书”之学、义理之学、北宋以来的理学、汉唐训 诂之学等是朱熹经学的主要思想渊源，分别对朱熹经学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朱熹在吸取、借 鉴上述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加以创造性的理论改造与创新，从而提出了自 己系统的经学思想，而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蔡方鹿地址：成都市百花东路2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邮编：610072 ； 电话：028—87014231（H）；87018734（O） 注释： （1）参见朱彞尊：《经义考》卷七十八，《书七》。 （2）《史通》卷十三，《疑古》。 （3）《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经部·春秋类一》。 （4）《韩昌黎集·与孟尚书书》。 （5）《易童子问》。 （6）《河南程氏粹言》卷一。 （7）同上注。 （8）《皮子文薮》卷九，《请孟子为学科书》。 （9）孙明复先生小集·兖州邹县建孟庙记》。 （10）《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四，《与士建中秀才书》，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162——163 页。 （11）《与张秀才第二书》，《欧阳文忠公集·外集》。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 （13）《经学理窟·义理》。 （14）同上注。 （15）《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16） 《经学理窟·义理》。 （17） 《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第220页。 （18） 《司马文正集》卷六，《论风俗札子》。 （19） 《张子语录中》。 （20） 《经学理窟·学大原下》。 （21） 《经学理窟·义理》。 （22）同上注。 （23）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24）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25） 《河南程氏遗书》卷六。 （26） 《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列传》。 （27） 《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 文章出处：周易研究中心 文章作者：蔡方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