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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善与恶 儒家“不忍”之心一直未曾限制于人伦的一环。至宋明儒“敬畏生命”蔚然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周敦颐窗前草不除（“与自家意思一般”）一直是后来理学家们的一个津津乐道的“话头”。张载之善观驴鸣，二程子之观鸡雏、观盆中游鱼，[7] 皆由“观天地生物气象”而得生机之趣，所谓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大致都不出周子的这一生命情调。对于草之“去”与“不去”王阳明亦曾有一番分解： 侃去花间草，……（先生）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有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然则无善无恶乎？”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做好作恶。”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天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便是不曾好恶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 （《王阳明全集》，页29-30） 毫无疑问，这段文字是讨论“心体”之无善无恶的，但在讨论心体的过程中，也涉及到我们对待人之外的其它存在者的态度问题。由于与我们这里的论旨无关，姑且让我们把“心体”问题搁置一边，而专门考量王阳明对待“窗前草”的态度上面。[8]花“善”草“恶”源自人的主观评价，对宇宙万物的“价值评价”（好坏、善恶）与评价者（人）的利益紧密相关。如果我们把这种人的主观评价、利益投射作为花草（存在物）存在的根据，花草的存在便完全被化约为一种“工具”的存在，它们本身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符合人一己之需要的东西（花）便被赋予某种“好”的价值而获得存在的资格，而不符合需要的则被视为“毒物”（毒草、杂草）而必须被剪除。王阳明“天地生意，花草一般”，则从“超善恶”的立场、从超越人类中心论的立场，听任花草作为花草而存在。花草本身是超价值的：从“生意”上看，花草皆有其生存的意志（will-to-live）。这种听任存在者存在的天地情怀应该讲也是理学的一贯精神，大程子就说过一句很有气魄的话：“圣人即天地也。天地之中何物不有？天地岂尝有心拣别善恶？一切涵容覆载，但处之有道尔。若善者亲之，不善者远之，则物不与者多矣。安得为天地？” （朱熹编：《二程子语录》，明刊十行本，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影印本，页41）然而，当草对人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导致五谷不生，导致饥荒，而最终导致人本身有生命之忧）时，亦不妨除之，“理亦宜去”和上面所论及的“惟是道理，自然如此”、“道理合该如此”的“厚薄”说是同一个说法。 “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这种对宇宙万物的“宽容”精神当然不限于大程子与王阳明。王龙溪有言： 君子处世，贵于有容，不可太生拣择。天有昼夜，地有险易，人有君子小人，物有麒麟、凤凰、虎、狼、蛇、蝎，不如是，无以成并生之功。只如一身清浊并蕴，若洗肠涤胃，尽去浊秽，只留清虚，便非生理。虎、狼、蛇、蝎，天岂尽殄灭他？只处置有道，驱之山林，置之岩穴，使不为害而已。此便是包荒之学。（王龙溪：〈水西精舍会语〉，《王龙溪语录》，卷三，页104。另参，王曾永：《类辑姚江学脉附诸贤小传》，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页1103-1104，页1138） “有容”即是要充分尊重天地的生意，进而达成“并生之功”。而杨幼殷更是将人之生物的利己心（爱恨分明）与天之“生物”的大公心（惟有生理）对照，乃至跳出人之生物的利己心而从“豺虎”猛兽的“观点”看待生命世界（“豺虎之食人，总是率性”，“豺虎而不吞噬，则何以为生哉？”）： 人畜羊豕，逐豺虎，善恶至明矣。其所谓善恶，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于己也而爱之，豺虎以其害于己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择也。天之赋物，惟有生理，驺虞之不杀，豺虎之食人，总是率性，于人有何恩怨？但鸟兽不可与同群，为人计者，惟远之而已。周公驱猛兽，程子放蝎，皆不杀之。此处须理会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为人，为羊豕，为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则何以为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岂惟爱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杀，圣人不戒杀，此处难着爱憎字。（〈西堂日记〉，《明儒学案》，页626） 传统儒学人论中“率性”与“各正性命”之术语竟然用在动物世界之中，这可以说把儒家的忠恕之道发挥到极致了。无论王龙溪之“不可太生拣择”还是杨幼殷“远之”之道，实际上都触及一个非常大的理论问题，即在对待人类之外的生命世界问题上，儒佛之别背后的理据问题：儒学讲一体之仁，与佛家讲的同体大悲似乎很接近。但儒家只讲君子远庖厨、以羊易牛，而不仿效浮屠之“止杀而撤肉”，儒家的对待其它生命的立场是在“不生拣择”（戒杀）与“太生拣择”（嗜杀）之间（“不可太生拣择”），个中理据究竟何在呢？“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宴宾客，心又忍得。”这一说法实际上也已经触及到史怀哲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为拯救一只可怜的被遗弃的小鸟，就捉昆虫喂养它，这在何种程度上是合适的？我们根据什么原则来决定，为了维持这一生命而牺牲许多别的生命呢？ 就儒家的传统来说，孔子一方面提倡“远庖厨”，另一方面又说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显然孔子不是素食主义者，而孟子的一个理想就是让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天天有肉吃，他津津乐道的以羊易牛的话头，也颇符合孔子远庖厨的原则（姑且称之为“眼不见原则”吧），力倡一体之仁的宋明儒在面对“戒杀”佛教教义的挑战时，所能诉诸的“经典资源”集中体现在“君子远庖厨”与“以羊易牛”这两个著名话头上面（当然不应忘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他们对人之外的其它生命形态的关怀亦多通过对《论》、《孟》这两个著名的话头的阐释而得到表达。就其中所展开的论域来看，所涉之理据基本上是一种一体的生命等级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