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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从汉代开始，被列为五经之首，并为历代学者所垂重。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周易》进行了研究、解释。通过种种解释，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即易学。有的研究者，在理解与解释《周易》过程中，有较成熟的解释意识，提出了独特的理解、解释《周易》的理论与方法，可谓之易学解释学。对此进行揭示，不仅会给哲学史、经学史、文化史等增添异彩，而且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促使人们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也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只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易学解释学作一探讨。 一、解《易》须经历许多事变 朱熹对四书、五经的研究用力最勤，一生心血凝聚于儒家经典注释中。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他对四书五经理解的难易程度有个总的看法。他认为：“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①］“《春秋》《易》都是极难看的文字。”它们“不如《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也“不若《大学》《中庸》有个准则，读着便令人识蹊径。《诗》又能兴起人意思，皆易看。”《易》与《春秋》相比较，《易》比《春秋》难理解。《春秋》“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礼乐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诸侯出？是自大夫出？”而“《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的事理，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而且“《易》中说理，是预告说下未曾有的事”，“只是空说个道理，只就此理会，能见得如何”？“故乍看甚难”。“《易》是个极难理会的物事，非他书之比。”这里关于《诗》、《书》、《春秋》、《大学》、《中庸》等书的论述，说明这些经典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叙述或描写，能使读者产生具体而明确的认识；或是讲出具体的人的行为准则，使读者能够把握遵循，所以读起来容易理解。关于《周易》的论述，体现出《周易》作者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以他们的建构方式进行的。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他们对世界的反映是从他们已有的图式出发，即是从社会化了的思维运行方式出发的。这种图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内在的必然性，就是朱熹所说的“事理”。而且他们又根据这一“事理”，把零乱的感性信息构建成有序的结构，并用一些信息来推断未来，即朱熹所谓“预先说下未曾有的事”。朱熹在此不自觉地揭示出《周易》作者对客观事物反映具有超前性。 这种超前的反映形式是抽象的“空说个道理”，因此“《周易》是个极难理会的物事”。要理解它，读它之前，“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这是说，研究理解《周易》中的义理，必须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参与许多事变，只有如此，对其中包含的事理才能领会得深刻。如果“不曾经历得许多事过，都自揍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朱熹认识到对《周易》的理解意识所依赖的是经验或体验，一个人越是能够体验更多的“事过”，他越是能更多地从他对《周易》的理解中释放出历史经验的生气，从而便能更有效地应用《周易》。 “涉世未广”不能理解《周易》，“见理未尽”也不能理解《周易》，“须先读他书理会得义理了，方有个入路，见其精密处。”“须是已知义理者，得此便可磨砻入细。”即是说，理解《周易》不能从某种精神空白状态中开始，它必须是在历史积累、知识积累、文化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即要有某些已知的东西为基础。具体来说，就是在开始理解《周易》之前，先要具有义理方面的知识，以此作为推知《周易》的起点或参照系，这也是对《周易》理解开始发生、并能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只是以纯粹主体的身份去理解《周易》，那种理解是不可能进行的。 上述所“经历”的“事变”，所“知”的“义理”，都是解释者这一主体所熟悉和理解的东西，是主体进行理解《周易》以前已理解的精神储备，也是必须首先具有的一种理解，即先行理解。在朱熹看来，只有在这种已有的理解状态下开始理解《周易》，才能“磨砻入细”，“见其精密处”，并能由此扩展开来，形成与先前的理解有所不同的理解。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②］其“发明道理，大义极精”［③］，并能“推说得无穷”［④］。朱熹意识到，已有的经验、知识、理论，能使主体在对《周易》的理解上有一种认识上的开放性或开拓能力，这种开放性又是一个无穷的理解、推理过程。 对《周易》的理解、认识结果要由主体作出表达，用文字对《周易》作出书面解释就是一种认识结果的表达方式。不同解释者，由于认识水平、文化程度、语言技巧、文字表达能力等等不同，所作出的解释，在准确程度、深刻程度、清晰程度等方面也就不同。朱熹也认识到了参与认识活动的意识因素对理解、认识结果表达的影响。他说：“东坡解《易，大体最不好。然他却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⑤］又说：“常观解《易》的，惟是东坡会做文字了，都揍着他语脉。如‘涣其群，元吉’。诸家皆云涣散了，却成群，都不成语句。唯东坡说道，涣散他小小群，聚合成一大群，如此方成文理。”［⑥］这意味着要对《周易》作出准确、深刻、清晰的解释，解释者必须预先获得经验知识、理论知识、文化知识等等。 朱熹把经历许多事变，掌握义理等方面的知识视为解释《周易》首先必备的条件，其思想内涵是深刻的。它不仅表明了主体特有的生理的、神经的、经验的、知识的、社会历史的、实践的方式等决定着《周易》这一自在客体向观念客体分化的程度、角度、广度、深度及其在信息加工、理论建构、知识体系等方面的表现，而且指出了《周易》只是空说道理，对它不能从具体现象中、经验中直接理解、认识。这实际是说，要把握它，必须通过人的概念的中介关系、观念化的过程。也就是要求解释者形成高层次的思维结构，去能动地反映它。这种能动的反映，一方面，解释者要以《周易》为对象，并受制于《周易》，即对《周易》不能主观地任意解释，必须遵循创作《周易》的人，即朱熹所谓圣人的本来意向；另一方面，解释者要改变《周易》，对它作出创造性的解释，使它服从解释者的需要。朱熹这方面具体思想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