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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儒的有限“思量” 先秦之後，“時”、“命”觀念流行，個人的日常行爲以俟時安命爲則，不思道德修養上的努力與精進。受此影響，孟子的人性說不得彰顯。 要使個人的內在修養與外在世事相聯繫，就不能使個人的行爲停留在養生修身俟時安命之上。唐代有韓愈的《原道》、《原性》，李翺的《複性書》，其目的便是要改變俟時安命的無爲觀念，扭轉儒學與人的日常生活脫節的局面。韓愈在《原道》中說，先王之道從堯開其端，一直傳到孔孟，從不間斷，惜乎“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以繼接“道統”自命，重新檢討流行於漢代的“生之謂性”之說。韓愈雖也說：“性也者，與生俱生也。”但他緊接著又說：“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1]這顯然是在重申孟子的人性說。這樣，養性盡性、講求心性功夫，便不會淪爲與“經世”、“外王”無涉的空虛之談。 韓愈把仁義禮智信規定爲“所以爲性者”，所以，修性與現世人倫生活之間是完全一致的。修性並不是發展爲個人的養生，而是發展爲家國的經世，這就是像孟子的人性論一樣，把仁義禮智信規定爲人性的內容，然後說遵循仁義禮智信並不違反人性而是人性的完成。故明道先生說：“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而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2]孟子以此說明人爲與自然的統一，韓愈以此說明內聖與外王的統一。幾於韓愈同時的另一位儒者李翺在其《複性書》中也肯定“人之性皆善”，但他並不像韓愈那樣直接把仁義禮智信規定爲人性的內容，李翺是以《中庸》、《易傳》爲根據，建立起心性學說。李翺正是把天人所共同之序，規定爲人性的內容。這樣，修心性則不會局限在個人的小天地裏，而是外聯于家國天下萬物。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3]。這就是說，聖人能盡性而內在地合天地之序，性是天之命於人的，是天地之德內在於人的，性即是人心中的天地之序，所以，對此性的體認，即是對天地萬物存在之序、存在之性分的體認。即“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4]。 因天人同序，故體認到天人所共有之序也即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體認到大人所共有之序是“所以能參天地”的關鍵。因爲天人同序，所以“盡性”必然産生兩個結果，一是“贊大地之化育”，二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由上可見，韓愈、李翺重新申定人性的內涵，增強了人們在修心養性時的道德感和入世意識，指明了“內聖”的目標是“外王”，指明了人在人世間及宇宙間的地位和責任。因此，宋儒對韓愈、李翺屢有贊辭，如明道云：“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5]朱子云：李翺“有些本領”，其《複性書》“有許多思量。”[6] 韓愈、李翺的“原性”、“複性”工作，自有其時代意義，但他們依然無法解決性善論的理論困難，即性善論在論證人的行爲（踐履禮義）的自然性時出現的“循環論證”現象。此中原因乃在於人性只能揭示人的存在的“所以然”，而並不揭示人的行爲的“所當然”。因此，宋儒對唐儒雖屢有贊詞，但還是不得不指出其“言語有病”之處。朱子說：“韓退之只曉得個大綱，下面功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疏”，“如韓退之雖是見得個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7]。因此，有必要對“所以然”和“所當然”加以區分，或者，爲了確立人的行爲的自然性、必然性，有必要著重闡釋人的行爲的“所當然”。“理”作爲理學的一個重要哲學範疇，即是要說明人的行爲的“所當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