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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辨论，南轩每为朱子所折服。朱子有时求之过刻，如南轩但言万善，而朱子便谓其不知善之长，南轩但言仁者爱无不溥，朱子便以此为仁体为误是也。其于知觉了解，亦有误会。诚如牟宗三所云，“误仁之觉性为智心之觉照。由于误认，遂将觉专限于智”129。牟氏分析论仁说四书甚详130。于南轩不尽赞成，于朱子则每称其谬。 文集又有答何叔京书，讨论仁说131。合观语类文集，则仁说首句天地之心，最召诘难。何叔京以天地之心，于一阳来复，乃见其生生不穷之意。所以为仁。朱子以为如此则一阳未复以前，别成一截。体用乖离，首尾衡决矣”132。沈僴未达仁说天地生物之意。朱子释之曰，“天地之心只是个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这个是统论一个仁之体。其中又自有节目界限”133。其他如南轩等论天地生物之心，已如上述。大概经朱子解释，南轩满意。朱子答胡广仲书云，“至于仁之为说，昨两得钦夫书，诘难甚密，皆已报之。近得报云，已皆无疑矣”134。 辨论结果，仁说亦有所更改。朱子答吕伯恭书，谓“仁说近再改定，比向稍分明详密”135。今以答钦夫书与仁说比较，可知经南轩诘难而改正者。不忍之心可包四者之文不见仁说。仁说亦无讨论孟子仁无不爱之文。必是因南轩之批评而删。书末明注“无所不爱四字，今亦改去”136，可为实证。然于天地生物之心一点，则始终坚持。答何叔京书云，“熹所谓仁者天地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此虽出于一时之臆见，然窃自谓正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则仁字与心字浑然一体之中，自有分别”137。“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诚是豪语，然并不为过。固非如答吕伯恭书自谓为“此说固太浅少含蓄也”138。朱子自谓“仁说只说前一截好”139。谅因下截评张氏以物我一体与谢氏以知觉为仁而未曾释明所以非仁之故。朱子曾云“知觉便是心之性”140，似以知觉言仁，自相矛盾。今论仁说，不能不谓前截较好也。总而言之，朱子说仁，实造我国思想史言仁之最高峰。陈淳谓汉儒与程门言仁“殊失孔门向来传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爱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说始亲切矣”141。诚非虚语。 八、仁说图 朱子语类仁说节下之仁说图142，料系仁说成后所作，用以表释而亦为之补充者。其中用大字特显者为仁，人，心，未发已发，性，爱，体用，公爱孝弟恕与知觉。其所以特标未发已发与体用者，或因仁说体用之言不显。答张钦夫书云，“前说之失，但不曾分得体用。……今已改正”143。朱子仍嫌未足，故特于图中以大字表之。孝弟与忠恕等字亦是以补古来圣贤教人汲汲为仁而仁说亦颇嫌意晦者。图虽有“知觉乃智之事”，而于龟山以物我为一为仁之说，则不再提。只云“公则仁，仁则爱”而继以“孝弟其用，而恕其施也”。仁说不提公字，而此处公字两见，明以公字替代物我一体之说。图多实践意。岂非受南轩影响耶？ 仁说讨论既久而烈。朱子辨之以书，标之以图，则上文所谓恐比太极、中和、王霸之辨大有过之，并非过言。然王懋竑（一六六八——一七四一）编朱子年谱，详朱子参究中和与辨浙学陈学之非，于仁之讨论则不置一词144。牟宗三谓许多信函其确定年月不能详考，此或王氏不列载此部论辨之故，然王氏“根本不提此一论辨总非是”145。年谱忽略此事，真是白壁之瑕。以王氏考据之精审，如肯推原来龙去脉，决非他人所能及。然王氏终是考据家，于朱子理学无大兴趣。太极之辨，绝对不提。中和讨论与辨浙辨陆，均切近人生问题，至太极与仁，则过于高远。宜乎考据家之乏趣矣。 九、南轩仁说 南轩亦作仁说，曾与朱子仁说相混。朱子仁说题下附注云，“浙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实则人各一篇。疑之为序，殊无理由。南轩仁说存南轩文集卷十八。全文只四百七十七字，另注三十三字，不及朱子仁说之半。大意云，“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其爱之理则仁也，宜之理则义也，让之理则礼也，知之礼则智也。……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万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谓爱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发见于情，……亦未尝不贯通焉。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为不仁。……为仁其要乎克己。……爱之理无所蔽，则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其用亦无不周矣。故指爱以名仁则迷其体，而爱之理则仁也。指公以为仁则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惟仁者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义之所存者也。……然则学者其可不以求仁为要，而为仁其可不以克己为道乎？”146 吾人读此短文，不能不惊异其与朱子仁说相同之甚。所谓生于天地之心，所谓爱之理为仁，所谓仁为四德之长，可包四者，所谓性情为体用，所谓以爱言仁则迷其体，以公为仁则失其真，所谓克己所谓知存，皆与朱子仁说所言无异。惟克己，去蔽，知存，比朱子为详而有力，又着重仁者之所以能存义礼智。朱子辟物我一体为仁，而南轩则斥公以为仁。朱子不提公字，但公即物我一体耳。朱子批评上蔡知觉为仁之论。南轩不然，只谓仁者能知觉而不昧。是亦与朱子无背。最不同者，则朱子仁说以心之德爱之理为仁之两面，南轩则只言爱之理而不言心之德。故两篇比较，南轩大为逊色。若谓南轩仁说在先，朱子仁说在后，故能驾而上之，是又不然。盖朱子答吕伯恭书谓“钦夫近得书，别寄言仁录来，修改得稍胜前本。仁说亦用中间反复之意改定矣。”此函云伯恭许为渊源录作序147。可知南轩仁说于渊源录成书（一一三七）之后乃改定，其定说亦即在朱子仁说定稿之后也。至于南轩何于朱子既著仁说以后，另自作仁说，亦有可解。盖南轩认仁乃是天地之心所由生，但不认天地以生物为心，故不言心之德。朱子仁说侧重理论。虽言学者应汲汲于求仁。究于求仁之方，未有畅言。南轩则并言仁者之能推以至存义，存礼，存智。尤重要者，南轩以为仁莫要于克己，学者当以克己为道。朱子仁说虽引论语克己一次，顺及而已，非要义也。朱子谓南轩以其仁说不如克斋记，即谓朱子忽略克己为仁之方，或亦为其自作仁说之一因，以补朱子之不足耳。克己为南轩仁说之重心，自无可疑。宋元学案只采仁说“为仁莫要乎克己”七字，可以知矣148。朱子并非不重克己。答吕伯恭书谓其所喻讲学克己之功，诚为至论。然讲学克己两事不能偏废。“昨答敬夫言仁说中有一二段已说破此病”149。此书已佚，可知言仁说书，不只上举四通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