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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伴随死亡而产生的恐惧感，对于古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十分迫切的、十分有益的。和庄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前341—270年）在致友人美诺寇的书信中说：“你要习惯于相信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因为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所以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贤者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66页）比较而言，伊壁鸠鲁主要是从感觉论的角度来“征服”死亡的恐惧；而庄子则是依据他的自然哲学基础，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实现对死生大限的观念的突破。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不同，旨趣却颇有相同，都是努力于消除死亡恐惧的纷扰，形成一种安宁、恬静的心境。在古代，死亡恐惧的祛除是具有精神解放意义的。我国清代学者熊伯龙说；“畏死心迫，神明说兴。”（《无何集》），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139页）现代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我认为宗教基本上或主要是以恐惧为基础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庄子对生死大限的观念上的夹破，对死的恐惧的精神上的克服。对中国固有文化史宗教因素的滋生起了有力的制作用。 第二，“游平尘垢之外”。《庄子》描述“至人”的精神境界说：“芒然仿惶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名耳目哉！”（〈大宗师〉）、〈天道》）庄子理想人格这种超脱世俗事务和规范的生活态度，蕴藏着和体现着一种安宁恬静的“定”的心境。如《庄子》中写道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乙素。义下奋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围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天道》）庄子这种。外天地，遗万物，退仁义，摈礼我”的“游平尘垢之外”的精神境界或“定”的心理环境，就其哲学基础来说，也是在“通天下一气”（《知北游》）的自然观或“道通为一”（《齐物论》）的本体论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故《庄子》说： 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问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能滑，而说得丧祸福之所介乎！（《田子方》）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储念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德充符》） 可见，庄子的“游平尘垢之外”的精神境界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精神过程：当一个人理性地把自己的存在和一补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存在整体结合在一起，理智地感受到他个人存在也是一种无限之时，胸襟就会变得宽广起来。在这个高远的位置上来审视人世，得丧祸福、突达贫富也就无足萦怀了，世俗的纷扰也就化成，心境的宁静。所以，庄子的这种超脱，在本质是一种经过哲学升华的自我意识的特殊表现。历史上不只压子一个人的生活经历表明，理智、理性的思索使一个人的精神从世俗观念和事务的困扰中提高出来，超拔出来是可能的，是真实存在过的。 第三，“哀乐不入于胸次”。庄子理想人格“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大宗师》）的无情无欲的精神境界，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田子方〉）的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庄子认为这一心理环境的形成，在于要有安于时命、本分的生活态度.他称之为“悬解”：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养生主〉、《大宗师》）。 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田子方》） 子进而把安命守分，不为不可避免的、无法改变的遭际而哀乐动心，视为是极高的道德修养： 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问世》），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前所述，在庄子思想中，“命”是一种外在必然性。庄子‘’安命”的主张，即认为对命运必然性的承诺，不为非分之务，“达命之情者，务知之所无奈何”（《达生》），能获得心境的安宁，这在人的精神过程中是真实的；甚至象黑格尔所曾经称赞的那样，方代哲人沉地委诸命运的态度是“高尚而有价值的”（〈不逻辑〉，第309页）。然而在生活中，伴随“安命处顺”而 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即然困难，认为是必然性的“命运”；这样，“安命”所获得的“安宁”实际上就是对被奴役状态的麻木，应该说，这个精神过程也常有发生的。 “喜怒哀乐不入胸次”并不意味着庄子认为人完全不应该有喜怒哀乐之情。《庄子》说，“真人……凄然似秋，然似秋，然似春，喜怒通四时多与物有宜而真知其极”（《大宗师》）。可见庄子实际上是主张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应该因顺于自然。相通于大道。《庄子》在一则庄子和惠施对话的记述中，很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子曰：“……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将》），二对于一切事物、事件皆能因任自然、摈除人为的那种不动心的“无状态，庄子称之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庚桑楚》） 所以，庄子的“无情”、“坐忘”本质上是一种“儿子”（婴儿）般的自然状态，它是要求复归于“大通”（自然、天然、本然），这和佛家的“无念”要求寂灭于“空”是不同的。清代学者宣颖说：“庄于无情之说，不屈寂灭之谓也。只是任吾天然不增一毫而已。可见庄子与之学不同。”（《南华经解·德充符》）甚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