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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同一说”所依据的《庄子》中的记述，反映的是庄子学派早期的、也就是庄子本人的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圣人”本来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人格概念，《论语》中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例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请。”’（《雍也》）可见，“圣”是比“仁”还要高的境界。孟子说，”主人，人伦之主也”（《孟子·离娄》上），所以“圣人”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中最高的道德境界。庄于把它情移过来，加以改造（“圣人无名”），成为自己人生哲学思想中具有和“至人”、“神人”同义的理想人格。这一情况正反映了早期庄学和儒学的关系，即一方面把它作为批评对象，另一方面又常以它为理论背景和观念渊源。第二，庄子也正是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两种：无待和有待。《庄子·逍遥游》写道：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彼其于世末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句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末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显然，庄子是以是否实现无任何负累的自由（“逍遥”）来划分人生境界的。在庄子看来，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恶乎待”（无待）者是自由的；其它虽有情境的差别，但皆是不自由的“犹有所待”（有待）者，这实际上也就是认为‘只存在“圣人”（“至人”、“神人”、“真人”）和“众人”两种精神境界。 “不同说”所根据的《庄子》中的记述，可能是先秦庄学后期，也就是庄子后学的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在庄学后期，庄学有了自己的观念体系，在学和儒学在理论上除了开始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外，相互对立的关系显然是主要的，庄子后学把自己观念体系中的理想人格（“神人”、“至人”、“天人”、“全人”）置于儒家理想人格（“圣人”）之上，也是很自然的了。第二，如后面还要论及的那样，后期庄学具有明显的人俗倾向，这种生活态度的改变，使后期庄学不再简单地把人生境界分为“无待——有待”，即“圣人——众人”两种境界，而是具体地审视和描述了人世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或生活方式，认为它们一方面是各自独立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多层次的人生精神环境。 三 《庄子》中理想人格精神境界的本质特征从《庄子》对“真人”、“至人”、“神人”、“圣人”等的精神状态的具体描述中，可以看到庄子思想的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是对人生困境的超脱，它同时具有真实性、理想性和幻想性的三重特征。 首先，庄子理想人将的精神境界具有真实性，它实际上是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在庄子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围、哀乐之情都是人的生活中的客观存在，摆脱由此产生的精神纷扰，形成一种宁静的心理环境，应该说是对这一人生情境的真实的反映和理智的态度。在庄子这里，这一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主要包含着这样三个思想观念。 第一，“死生无变乎己”。《庄子》在描述“真人”的精神境界时说：“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已”以田于方》）也就是说，纷扰心境安宁、囿域精神自在的死生界限对于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不存在庄子对于死生大限的突破，是一种观念性的突破。庄子的“通天下一气也”（知北游））是这一观念的自然哲学基础。按照这一自然哲学观点，“人之生，气之聚也；来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大宗师》）。所以，当人把对死生的观察点从人本身移到超越人的个体之上的另外一个更高的、更普遍的存在时，死生的界限就消失了，故《庄子》写道：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得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俞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死生的观念界限被超越，死产生的恐惧，生带来的欢欣，即对死生的不同情感界限也就不再存在，如《庄子》中所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大宗师》） 人彼以生为附资悬疣，以死为决疯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生？（《大宗师》）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至乐》） 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知北游》） 这样，死生的实际界限和感情界限都被庄予以一种独特的哲学观念突破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