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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在柳宗元看来，佛不仅有契合于儒的地方，还有胜于儒之处，这就是佛的“大而多容”的包容性，“志乎物外”的超越性，为人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精神寄托，给人指明了一种有益的活法和人生境界。他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682页)柳宗元自道他之所以“嗜佛”，也正有见于此：“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其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673页)柳宗元这里揭示了佛教文化的特异性，并将它彰显为一种安顿灵魂和精神的家园，表现出他对佛教的深度信赖和欣赏。作为孔孟信徒，柳宗元不仅“美己(儒)之美”，还“美人(佛)之美”，显现出一种超越的文化胸襟。 最后，柳宗元还深信，佛教还有“佐世”之功。在柳宗元看来，老子、杨、墨、申、商、刑名以及纵横之说“皆有以佐世”；而作为百家之一家的“释氏”，在逻辑上也当然有其“佐世”之能。柳宗元还以自己被谪放柳州的亲身经历，深切感受到了佛教“佐教化”的实效。“越人”述信而轻杀生，一旦生病则占卜问巫，“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752页)原来在越地，以“礼”治不住“越人”，以“刑”则治不好“越人”，惟有“浮图”可入“越人”之心，约束其行。可见在柳宗元看来，源于夷狄的佛教，不仅不会妨害华夏文明(教化)的发展，相反是能为其发展做出贡献的。 柳宗元的“礼佛”，实是在为佛教辩护。它在论证佛教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同时，力图破除传统夷夏大防意识中的文化偏见，尤其是对夷狄的蔑视和妖魔化，从而表现出对异域文明的一种同情的理解和珍惜善待的文化包容心态。另一方面，这一辩护力图平视儒、佛，并试图将孔孟之道还原为百家中的一家，淡化其绝对性与唯一性。如果说韩愈的“道统论”体现了一种一元论的文化观的话，那么柳宗元的“礼佛”则呈现出一种“非道统”的博采众长、兼取各家的文化多元倾向。要之，柳宗元的“礼佛”论，充溢着一种开放和启蒙的精神气息。胡发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