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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与后（上）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阐明了美论和善论之后，立即，一连说了六个“相”。就是：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及前后之相随。美论与善论，似乎偏重于总的理念，而接下来的“六相”，似乎偏重于做事做人的实际方法。 “有无之相生”，就是无中生有，然后有又归还于虚无。在我祖父的时代，做梦也想不到会有现在我们平常搭乘的喷射式的飞机。那时，他们连电视机也没有。到了我父亲一辈，电脑也是没有听说过的天方夜谭。就连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纸张，瓷器等等，也都是无中生有。特别是电脑的新旧淘汰率太快了，让人觉得很难赶得上。关于老子的宇宙论“有”与“无”，黑格尔也有过相当明了的哲学的阐述。爱因斯坦也有过类似的科学的阐述。 犹太基督教讲“创造论”，有点像无中生有。不过多了一个创世主的神（上帝），神说什么，什么就成了，也像中国人过新年祝福人家“心想事成”差不多。《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说：神起初创造天地，大地是黑暗、混沌、空虚，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有了晚上，也有了早上，这是“第一日”。神说：“水要分开”，于是水就上下分开。有了晚上，也有了早上（先晚上后早上是犹太人的习惯，一天是从头天晚上日落时算起。），这是“第二日”。神说：“水要集中一处，让干地出现。”于是水是大海，地是陆地，神说：“陆地上要生长植物”，于是地上长出各种蔬菜、树木，并且结各样地果子。有晚上和早上，这是“第三日”。神说：“要有光照在地上，分开为昼与夜。”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一点的光（太阳）管昼，小一点的（月亮）管夜。神把白天和夜晚分开，把光和暗分开。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四日”。第五天神造了地上的爬虫走兽和水中的鱼类。第六天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按照创世的程序和进展，第四天神才造了日和月，那么第一天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既未有日月，那么第一天的晚上早上又是怎么来的？有人辩解说：第一天造的“光”是圣光，是灵光，不同于日、月的物质之光。明明神造了日、月是用来司分昼、夜的，分别光、暗的，那“灵光”是“灵”，没有时空的限制，应该昼夜通明的，那么第一天的晚上、早上是怎么来的？如果“灵光”也能区分昼、夜，第四天又何必多此一举地去造日、月，又说由日月来分出昼夜来？现在谁都知道：太阳是生命之源，没有阳光、空气、水份，植物是不可能生长的，在日、月未造成的第三天，怎么居然有了植物并果实？太阳和大地，谁先谁后，怎么在圣经的第一页就弄出这么个大的笑话来？神是个灵（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四：24》），所以是自有永有，自在永在，全智全能的。既是“灵”，怎么会有物质的、受制于时空的“形象”？如果“照着神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那么神岂不是也和人一样会死了！为了弄明白这些问题（还有许多疑问暂时不提了），笔者翻遍了古今神学家的著书，居然没有一个人把这些疑问解释清楚过，不是存而不论，就是囫囵吞枣。我想：摩西时代的犹太人写《创世记》时的知识程度，不能与廿一世纪的人相比。把一些事物颠倒了，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很多神学家坚持“圣经是神自己的话”一句也不会错的，这就难说了。读者千万不能把这些当成无关紧要，伽利略因为发现大地是个球，是圆的，不是方的。不是太阳在走，而是地球在转。罗马教会根据《创世记》，说他：离经叛道，判处极刑，当众活活的烧死了。如果今天教会还有这样大的权威的话，那么，太空总署里的科学家们，一律都应该烧死！ 儒家从来不说什么“有”“无”的问题，却有一个“天（上帝）”，和犹太基督教的耶和华神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儒家的“天”不爱说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中庸》）。耶和华却非常好出头说话（见《旧约全书》），直到近千年来，大概听了孔子的劝导，完全不说话了。儒家的天和耶和华一样，非常有为，人间的什么事都管。譬如：孔子去见美女南子，子路很不以为然，孔子就赌天发誓说：“我要是存着不轨之心，天就会弃绝我（天厌之）。”（《论语·雍也》）孔子说：“天对我好（生德予予），那桓魋（音tuí）怎么奈何得了我！”（《论语·述而》）颜渊死了，孔子哭着说：“天毁了我啊！天毁了我啊（天丧予）！（《论语·先进》）。诸如此类。天也很可怕的，得罪天就不得了，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整部《中庸》，就是讲天怎么伟大，教人以通过“中庸”而上合于天，有人叫它做：“天人合一”。不过，孔子一再自己强调：“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九）。一个局限的人，怎么能去上合于无限的天，逻辑上不可能，这是做不到的事。儒家的天与基督教的耶和华，二者之间最大都不同点是：耶和华为自己造了一个魔鬼（撒旦），纠缠得难解难分。儒家的上帝是一家独尊，绝对没有一个与他匹敌、抗衡的东西存在。 犹太基督教的神（上帝），在创造万物里，同时创造了一群灵体的天使。众天使中的首领，名叫路西佛，他不但长得美丽，而且聪慧过人。于是他就心气高大，要把耶和华踢掉，取而代之。因此，又名：撒旦。撒旦者，上帝之敌对也。神当然是当仁不让，于是他两个就互相在凡事上斗争，互相宣告自己是最后胜利者。旧约圣经里最先写的第一部书，名叫《约伯记》。后来因为圣经的编辑，把它挪到第十八位。《约伯记》记载的故事，是：一日，神与撒旦在天庭议事。神夸奖约伯这个人是极善良、正直和忠心的人。撒旦马上反驳，说：“你处处照顾他，让他富贵豪华，子孙满堂，他当然说你好了。如果你把这一切的福分都给他剥夺了，看他会不会当面弃绝你。”神说：“好！我们来试试。我把他交给你，只是不要伤害他本人。”于是撒旦下界，刮起一阵大风来，把他所有的儿女，牛羊，财宝，房产，通通在一瞬间毁灭掉。撒旦回到天庭，神很得意的说：“约伯虽然失去一切所有，但还是对我忠心耿耿。”撒旦说：“他的身体还是好好的，当然他不背叛你，如果是他身体受到折磨，看他变不变心。”神说：“好，任你所为，只是不要伤害他的性命。”（这个天庭好象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撒旦就使他遍体生疮，疼痛不堪。他还是不怨神。这场赌博，神赢了。这个童话一般的寓言故事，却把上帝与魔鬼，两者既斗争，又联合；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点明了出来。活像一幅《太极图》。同时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牺牲）。”（《道德经》第5章）刻画得一清二楚。因此，基督教有辩证逻辑的思维的基础。由于上帝并非一体独尊，处处受到对手撒旦的制衡。所以在政治制度里会产生“制衡思想”，以至于发展出“民主主义的构想”。制衡与民主等概念很容易在西方茁壮起来，而在中国儒家思想的统治下，两千年来，不见一点端倪。 代表“天”的，在人间就是天子，皇帝，唯一独尊。自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以定于一尊。此后，天下臣民只有绝对顺从听话，发展到极点，不问什么理由，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在家庭里，代表天的就是“父”。父要子死亡，子不得不亡。这是绝对的，不可抗辩的。臣不死，就是不忠；子不死亡，就是不孝。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教忠必先教孝。譬如通行于民间的《廿四孝》，以“王祥卧冰”为例，母亲要想吃鱼，在严冬季节里，河被厚厚冬冰层冻住。王祥这个小孩为了“孝”，就脱光了衣服，睡在冰层上面，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把冰层熔化，因而钓出鱼来，满足母亲的食欲。这种行为，不仅王祥会感染肺炎而死，而且家长是要坐牢罚款的，怎么能把它作为“标榜”来“提倡”？！这种不人道和虐待小儿无理的举动只有儒家能认为“合理”。在整本儒家的宝典《四书》里虽然强调“尧舜”是人类的典型榜样，而强调舜的篇幅远比尧来得多。认为大舜是“孝”的，更好的典型。大舜的父亲瞽叟，瞎了一只眼的残障人士，他却残忍凶狠异常，特别对待儿子舜，像眼中钉一样，百般虐待，不择手段，要把他置于死地。所幸大舜千辛万苦，存活了下来。这个大舜在青少年时代受尽了不可言喻的虐待和摧残，他长大以后很可能是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至少也很可能是个“极端主义分子”。这样的人当上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庆幸呢？还是应该悲吊？而这种片面独断主义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年，只要识字，就必从《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完全绝对儒家思想，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诵。每个中国人，直接间接的，两千年下来，被灌了满脑子的大舜、王祥。这种片面独断主义思想不知不觉的，已经辗转进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去了，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而日本虽然也尊敬孔子，到底不像中国那样实在彻底，只要看，日本妇女不裹小脚，就可以举一反三。所以日本明治维新，一举成功，而中国，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百日戊戌政变而已。大家怪慈禧是维新失败的罪人，而慈禧是不得不顺应，在颐和园黑压压跪了一地的王公大臣。在“正统”中国人的思想里，什么宪法，国会……都是洪水猛兽，大逆不道。更有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儒家的思想下，是理直气壮的不必自动放弃的。“专制”是中国历史特产，见皇帝要三跪九叩首，山呼万岁！在金銮宝殿上动不动，一言不合，龙颜震怒，就打大臣的屁股，当场打死的不少（廷杖制度）。大臣不管地位多高，年龄多大，只有叩头，叩响头，叩头流血，最后是“比干挖心”。想象中，那些胡须皆白的老头，跪在一个蛮不讲理、糊涂年青人面前，叩头流血，他怎么不当场脑充血的？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大舜是一个极不正常家庭塑造出来的子弟-“孝子”，所以大舜的孝，正说明了那个不应该有的，扭曲的，混乱家庭。这是从辩证的观点看事情，说的是真理。除非大舜的故事，完全是象“灰姑娘”那样的虚构幻想小说（fiction）。由于中国人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大舜“虚构幻想”，把它当作真实，一听到老子的话语，简直就是“洪水猛兽”，非常难以接受。越忠实，越顽固的孔子信徒，就越对辩证思想的真理仇视。譬如唐朝的大儒韩愈，民初的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他们骂老子，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是读不懂老子的，可悲的是他们没有辩证思维的思想基础和悟性。推翻满清是一回事，民主宪政是又一回事。去了个满清，来了个洪宪称帝，改朝换代而已。到了民国初年，中国人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中国进步，非打倒孔家店不可，于是有了“五四”运动。一个千年来深深印在血液里的东西，不是喊喊几句口号，上街游游行，写几篇文章，就能去得掉的，那只不过是个“启蒙”而已。蒋介石一生就跳不出孔孟的思想圈子，败退台湾之后，自己当“孔孟学会”的会长，认为，并且一再强调“孔孟思想”是反共的最有效武器之一，花了大笔钱到美国推行孔孟，在美国公园里为孔子塑铜像等等。那笔钱等于扔到了大海之中，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因为他的头脑不可能理解：现代的美国人是无法再退步到回去接受孔子的片面独断主义的。 不久前，《纽约时报》做了个调查统计，世界（西方）最受欢迎的十部大著作，以《道德经》居首。因为西方的人们有辩证思维的基础，一读到老子，就畅舒肺腑，他们到了那个层次能了解老子的说话，感觉得出来老子带给他们的益处和帮助。古代的来布尼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如此，现代的人们更是如此。这正是《吕氏春秋》说的：“抱薪就火，燥者先燃；引水注地，湿者先濡。”关于这则消息，我不知道是应该为中国人高兴呢？还是悲伤？老子是中国人，《道德经》是中国人的无上瑰宝。而中国人在这点上，又落后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