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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氏谓：“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人又何能罪孔子哉？不知定哀多微辞，其他则较鲜矣，故又言：“其词则丘有罪焉。”盖辞有义例，皆无虚加，既不直笔，又不记事，非作史之体，而窃取其义，贬绝讥称，或不易喻，又或不能无失，此所以自引为罪耳，其罪我其惟之旨与。至于乱臣贼子，知惧则不能罪，不惧又不知罪，且本《春秋》之所诛，岂反计其罪我乎？若后世一孔之儒，訾为僭妄，鄙为断烂，视为爰书，皆有所蔽而不知《春秋》，更不足言罪也。《春秋》天子之事，制作之业，良匪易易，知我罪我，圣人情见乎辞矣。然惟孔子能自言之，亦惟孟子能述而传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春秋》一大乱之世也，定哀一乱极之时也。孟子历叙天下一治一乱之运，而以《春秋》当一治何哉？非谓《春秋》有拨乱之功与。抑洪水兼夷狄，驱猛兽事也，笔则笔，削则削，约其辞而旨博，文也。孟子论治乱剥复之道，而以空文当事实何哉？非谓《春秋》假文以经世乎。天下百姓宁治之隆也，乱臣贼子惧心之制也，孟子以之拟治平，非谓《春秋》有反正之效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位之圣也。孔子布衣，在庶之民也，孟子以之继圣治，非以《春秋》为素王之业乎？洪水夷狄猛兽，异类之害也，乱臣贼子，同类至亲相残也，其祸之迫而烈，更有甚于洪水猛兽矣。圣人不能救，则圣人耻之，此孔子所以必作《春秋》诛乱臣贼子而使之惧也。乱贼惧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矣。然则何惧乎？《传》曰：“君亲无将将而必诛”。鲁牙成杀械而将尔，为讳季子之诛兄。陈招杀偃师而将尔，贬称公子而不弟。翚弑隐公踊夺公子于四年。庆杀闵般，外系仲孙于齐国。赵盾不讨贼而书弑，则凡容贼者知惧矣。许止不尝药而为杀，则凡推刃者知惧矣。《传》曰：“君杀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易·文言》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使乱贼知惧，不待其萌而绝之，则辩之于早矣。惩往以警来，彼不敢以生乱，我何乱之不弭？此防微杜渐之道也。是故董狐南史，冒刃奋笔，赵崔之伦，秉政行权杀之如一孤雏，容之如一蚤虱，犹未如之何，而有天乎无辜之痛，其惧有如是之甚者。《春秋》文深而法严，尤非执简者所可拟，乱臣贼子亦人也，不能无人心，而谓有不惧者乎？孔子惧乱贼而作《春秋》，臣子惧《春秋》而已其贼乱，以惧起惧，此因果必然之势也。 或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何后世仍有乱贼邪？岂知孔子能使乱贼惧，而不敢必乱贼绝，乱贼虽不能因《春秋》绝，而不能不因《春秋》惧。《春秋》贼不讨不书葬，责无臣子，言乱贼人人当讨，人人得诛，不待士师也。人犯天下之共诛，虽至愚极凶悖，有不动于中者乎？且《春秋》辞也，待世见诸事者也。乱贼所惧者事也，不仅辞也。《春秋》之法不行，孔子其如乱贼何？然自孔子昭此义，孟子复揭而出之，使人人皆有乱臣贼子四字，横于心而悬于目，以戢其纵恣之念，不敢贸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虽未能遏绝乱贼，而潜移默夺于无形中者必不少。后世篡弑，或数十百年而一见，终不如《春秋》数年一见或一年数见之多，不得谓非孔子之功也。汉后乱贼最著者，如新莽之多方掩饰，魏晋之假托禅让，萧衍之悔为人误，朱温之罪人自解，王敦恒温，至死而不敢发，孟德仲达，及身而不敢为，谓非惧之一念，有以激于中而制于外乎（节引皮锡瑞《春秋通论》语）。不但臣子也，即儒者如刘歆佐莽，杜预附晋，胥极扬左氏以乱《春秋》，隐利其弑君称君无道之例，以阿主而自文，然则党篡逆者，亦知所惧矣，又遑论乱贼哉？《春秋》之指数千矣，而孟子独标乱臣贼子惧，孔子述作六经矣，而孟子独举《春秋》，人伦为王道之本，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赵岐曰： 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春秋》拨乱，作于衰世也。焦循《正义》引顾镇虞《东学诗迹熄诗亡说》云：‘孟子历叙群圣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续之，迹熄诗亡，著明所以作《春秋》之义’盖自郑康成曰不能复雅之云，而范宁叙毂梁，遂谓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然考赵岐注孟子，则曰太平道衰，王迹止息，颂声不作，故诗亡。是汉儒原立两义，后世郑学盛行，并遗赵说，李迂仲兼而存之，古义略具。愚窃以为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与于诗？《春秋》之作，何与于迹？此义不明，则不独黍离降风，支离莫据，即迂仲诸说，亦可存而不论。盖王者之政，莫大于巡守述职，则天子采风，述职则诸侯贡俗，太史陈之以考其得失，而庆让行焉，所谓迹也。 夷历以来，虽经板荡，而甫田东狩，舄芾来同，挞伐震于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兴之迹，烂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洎乎东迁，而天子不省力，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而诗亡也。孔子伤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兖钺，所以存王迹于笔削之文，而非进《春秋》于风雅之后。诗者风雅颂之总名，无容举彼遗此，若疑《国风》多录东周，鲁颂亦当僖世，则愚谓诗之存亡，系于王迹之熄与不熄，不系本书之有与无也。 案孟子谓王迹熄而诗亡，非谓诗之词亡，谓诗之道亡也。如谓词亡，虽巡守述职废，采风陈诗不行，终何以解于颂之鲁僖，风之陈灵乎。盖自周室衰微，王网解纽，始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专封专讨，天子不能问。继则强大兼并，自大夫出，擅作威福，诸侯若赘旒。下至倍臣效尤，而皂隶■台，启假威坐床之■。外至四夷交侵，而文身左衽，张僭号争长之心，（约取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语）驯至吴楚押主，君臣放弑，天王居于狄泉，昭公困于乾侯，孱弱乖乱，奔走流离，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三代彝伦法制，■坏泯灭，而无复遗，所谓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之道，岂可得哉？班孟坚曰：“成康没而颂声寝，王竭泽而诗不作”（文选两都赋序），非谓后世无诗，盖诗之道亡，虽有若亡也。孟子迹熄诗亡之说，其在是与。 诗亡何以《春秋》作，孟子何以以《春秋》继诗，此孔子修《春秋》极要之关键，不可不省也。夫孔子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谓诗在去邪归正耳。《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道名分，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疾始讥微，不遗大小，褒及于秋毫，贬及于织丰，谓非去邪乎。《公羊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拨乱世反之正”，董子曰：“《春秋》贵元者，言本正也”（《王道》）。谓非去邪归正乎。故孟子以“邪说暴行有作”为孔子作《春秋》之起因焉。此一义也。 《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人之情见乎辞也。《孝经·钩命决》曰： 孔子志在《春秋》，庄子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特假《春秋》寓制作，以垂天下后世之法，此孔子自明其志也。《春秋》原心诛意，禁于未然，好诚以灭伪，贵志以反和，董子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乎志，《春秋》之序道也，右志而左物”（《玉杯》）。 又曰： 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其志欲立，故书即位，书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书王者，言其背天子也，是故隐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著其恶（《玉英》）。 《公羊传》于隐不书即位曰：“成其意”；于桓书即位曰：“如其意”；于文纳币曰：“以为有人心焉者，则于此焉变矣”。凡此皆孔子假《春秋》治人之志也。此一义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