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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在问题的关键又在名上了。从上文的论述可知，我们报定义的名有丰富的内含，并非平常的称谓。下面我们来解说名的内涵和外延。 从名的内含来看，名是一种内生机制的载体，是君子人格的依归，也是中华文明的支承体。名必须由立德、立功、立言所演生。而立德、立功、立言又由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所定义。比如，在儒学中，立德、立功、立言有明确的定义；而在基督文化中也有独特的指称。两者泾渭分明，无法雷同。单就立言而言，在儒家文化中，被定义为为圣贤立言；而在西方，便意味着建言立说，创一家之言。前者的本质是因循守旧，功夫在于解说，不可雷池一步；后者的本质是创新创造，揭示和发现真理。 而从名的处延来看，名由仪式、礼义所体现，即名必须包含某种荣耀和声誉。能带来尊荣和敬仰。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名又可分为预设之名和内生于文化价值体系之名。 所谓预设之名是指由新闻媒体或政府权威所设置所塑造之名。往往能起轰动效应，引起人们的狂热和崇拜。比如文体名星，在媒体的吹捧下，也能一时光芒万丈，但最终黯然而逝。例如，我国曾轰轰烈烈地发起学雷锋运动，但效果如何，不言自明。原因在于雷锋之名由政府权威所预设，并非内生于中华文化之中。这就是说，雷锋没有君子人格力量，无法震撼人们的心灵，无法在人们心中生根。 另一方面，名由社会文化和价值系统所孕育，由人类崇高的品性所生发，由人格力量所演生。因此这种名能在人们心灵中建碑、立传。即这种名所带来的名誉和敬仰发自人们内心，由然而生，原生原发。比如当代杂交水稻家袁隆平，他所建立的功业宏大无比，泽被全人类。显然，袁老既大仁又大智。虽然袁老的事迹没被大力宣扬，但无论是谁，对袁老的敬仰之情由然而生，涌地心底。 可见，既有可预设之名，又有根生于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之名。前者虽然能引起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时效性不长。后者虽然能永生不灭，但要产生更大的激励作用，又必须由媒体、政府权威加以宣扬，必须有适宜的载体。因此如果说学雷锋运动过火了，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对袁老等对人类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的颂扬却远远不够。 总之，名应该有如下的特性： 1、名为天下的公器，担负着引领天下从善，极大地增进人类文明和福利的重负。即最高荣耀和光荣只应属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人。当然立德、立功、立言的内涵必须不断地赋予时代精神。当今时代创新创造是竞争和生存的法宝。因此创新创造应该是名的坚实载体，从而名能激励人们从善，追求高尚人生，而不是追求畜性人生。 2、名有极大的激励作用。一切崇高伟大事业都必须艰苦奋斗，没有激励的驱动力不行。因此名应该致公致纯，具有极高尚的品格和圣洁性，不容丝毫的虚假，必须名符其实。 3、名应该是世上最昂贵的公器，不能被滥用和私授，不能被权力所凌驾。应该让一切欺世盗名者，身败名裂。 如果上面的论述能成立，那么在人类非经济领域，包括政治、文化等领域，也存在一种类似于市场经济中“无形之手”的作用机制。即通过个体追求名，追求不朽之私，以致天下大公，促进人类文明极大化。 (四)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机制的现实性如何？下面将证明其现实可行性。即从历史实证的角度证明儒家理论正隐含着这种机制。 我们先看虞云国《细说宋朝》的一段论述：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其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回顾中华民族的伟人行列，宋代以功业而彪炳史册的相当罕见（岳飞战功赫赫，但后人缅怀他，主要还是因为他是矢志抗金的民族英雄），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辉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却远较其他朝代多。如范仲淹、包拯、司马光、李钢、宗泽、陆文夫、文天祥等等。还有很多以立言而名传后世的理学家。例如张载、朱熹、陆游等等，也都以他们所立之言体现的理想人格与爱国情操为后世所称道。宋代是士大夫最受重视的朝代，他们的自觉意识空前崛起，理想人格基本铸成。” 这并非虞云国的一家之言，而是千真万确的史实。诚然，这种内生机制在我国历朝都存在，而由于宋朝士大夫最受重视，效果最显著。 再看两个个案，即以文天祥和明朝的杨继盛为例，从他们面对生与死的决择中，试图揭示他们伟大人格的依归。 文天祥，南宋（1256）状元，临安陷落前（1276正月），被任命为右丞相。后来毁家抗元，兵败被俘，不为元朝高官厚禄所动，最后就义成仁。 为感知文公的真实感情和人生依归，我们先拜读文公的千古名篇《过零丁洋》和《正气歌》。 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寥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 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仓冥。是气所旁薄，凛然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纳实系命，道义为三根。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读这两首诗，读的不是文字，而是中华之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这千古名言，准确地演译了多少伟人的人生追求和依归。行文至此，关于文公的情感和追求，相信读者已自悟。 至于杨继盛，在后世名声不大显彰。据罗宗强的《明代后期士大夫心态研究》所记载，明朝嘉靖年间，杨公因进谏入狱，最后被杀。临刑前，他写下了两首诗，下面是其中的一首。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杨公的浩然正气，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叹服。生命固然重要，但维系君子生命的正是这股浩然正气，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即使生命了结，这浩然正气依然旁薄，凛然万古存，永生不灭。因此死与不朽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上述虽然是两个个案，但又不是个案，而是中华之魂。他们所体现的正是伟大的君子人格，也揭示了君子的人生依归。这种人格由中华文化所特有，由儒学所孕育、铸造。 显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胎育了一代代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这是中华文明独特的现象，也是中华文明不灭的原因所在。而其中隐含的机制在于：在儒家文化的哺育下，以科举制度作为保障手段，使士大夫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形成一个阶层，并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和目标，从而完成他们伟大人格铸造。 (五) 而在西方,由于人们尊尚不同的人生价值。却创造了另一种文明在西方，虽然没有伟大人格的君子彪炳历史；但在历史长河中，一代代科学巨星不断横空出世，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又一个巅峰。那么其中是不否也隐含着一种内生机制呢？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先看两个例子。 1727年3月，牛顿去世，伏尔泰亲眼目睹了牛顿的葬礼。牛顿所得到的礼遇，令他非常惊呀。遗体在火炬通明的寝棺上抬到威斯敏斯教堂，首相和大臣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们的身后是一大队的送葬人群，盛况空前。牛顿生前荣耀极致，活到85岁，死后又象国王一样被安葬。（肖雪慧《理性人格——伏尔泰》） 据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在18世纪的欧洲引起轰动，千百万人求之若渴。这本高深莫测的哲学书一时竟成了王公贵族和公子小姐们作为时髦炫耀的手段。如果在没有普遍的哲学兴趣和理性主义熏陶的社会里，这样的现象岂非咄咄怪事。我想这种盛事在18世纪的我国不会出现，今天依然不会出现。 显然，纵使在科学天才中唯有牛顿和康德能获得这种的荣幸。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世界的文化氛围和人们心目中的祟尚大大不同于我国。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即基督文化。获得上帝的拯救，成为上帝的选民，便意味着进天堂，灵魂永生。这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所在。行文至此，我们不禁猜想：西方文明是否演生于此？即西方科技兴旺发达，是否从宗教中获得原动力？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斯.韦伯曾证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因果关系。受此启发，我们也试图寻找西方科学的繁荣和勃兴在宗教中的含义。诚然，我们比韦伯幸运得多，不需要作长篇的论述，便一目了然。下面三段文字摘自《圣经.次经》中的《所罗智训》。 “他使我们真正认识到自然的力量：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各种元素是如何运行的；太阳的运行，四季的变化，诸多星宿以及年代周期是如何确定了历法。他教我们明白生物的本质，认识野兽的行为，风的力量和人类的思考能力，认识植物的种类及其根茎的药用价值。我学到了人们熟知的事物，也学到从前无人知道的事情，因为存在着的万物形成的智慧是我的老师。” “我反复思考：献身于智慧便是永生。爱她便是无比幸福。做她的工作就是不尽的财富，有她的陪伴就是拥有正确的判断，与她交谈就是得到荣耀。” “智慧单独活动，她也能成就一切。她能更新一切。尽管她自身永远变化。一代又一代，她走进圣洁人们的心灵，使他们成为上帝的朋友和先知。上帝最爱的莫过于与智慧相伴的人们。” 细读这三段引文可知：第一段表明智慧就是当代一切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第二、第三段表明献身于智慧便能得到上帝的眷爱，因此灵魂永生并且今生也无比幸福和荣耀。因此从事科学研究，对基督徒来说，就能获得人生的最高价值。从而演生出科技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综上所述，我们证明了，不论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隐含着这种内生机制。虽然凭借外力，比如，媒体和权威，能起推动或抑制作用，即能强化或弱化这种内生机制；但它根植于人性本质之中，即它胎生于人生价值和人生终极意义之中。而人生价值由文化和宗教赋值。 总之，这种内生机制萌发于伟大的心灵，进而创造了伟大的人类事业和文明，而这种文明又激励并孕育出更多的伟大心灵，周而复始，生生不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