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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实，如果不是囿于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字面而一味从五材的角度寻求五行的根源和来历，放开眼界，公正的对待古代文献中关于五行的记载，就不难发现五行体系和月令制度之间的渊源关系。 在古书中，金、木、水、火、土的字样尽管常常出现，但是，凡是五行说作为一个系统出现的地方，凡是在着意阐发五行体系的系统涵义和功能的地方，总是以四时五方的范畴为理论基础，即使用金、木、水、火、土诸名目标示五行，但着眼点仍在于五行的时、空模式，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谓：“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云：“木者，春生之性；……火者，夏成长；……土者，夏中成熟；……金者，秋杀气之始也；……水者，冬藏至阴也。”《白虎通义•五行篇》云：“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任养万物。……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火在南方。南方者，阳在上，万物垂枝。……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这里说的完全是一年之中的天气变化、四时推移，它表明，在五行体系中，金、木、水、火、土空有其名而无其实，它们不过是用以表示四时五方的符号而已。众所周知，五行系统的完全形式只有在月令文献中才得到完美的体现，《管子》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淮南子》的《时则训》既是体现“因时行政”的历法月令文献，又是全面呈现五行系统的哲学著作，这就足以说明，五行与时空观念、与历法月令制度是难分难解的，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对五行的实质和渊源的误解完全是《洪范》误导的结果。《洪范》用金、木、水、火、土解释“五行”，由于《尚书》在古人心中的地位，由于《洪范》被视为商周先王圣圣传心的根本大法，因此，《洪范》之说就被视为经典的权威的解释，五行就被归结于金、木、水、火、土。其实，《洪范》的可靠性早就受到怀疑，刘节《洪范疏证》认为它是战国末期所造 。纵观《洪范》全文，或许只有其中开头罗列“九畴”条目的一段文字是古来相传的，“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至于后面一长段解释“九畴”的文字，则很可能是出自战国文人之手，战国文人见“九畴”之说只存条目，而其义隐晦，故硬作解人，也就是说，前者为前世传下来的“经”，而后者只是后世经师的“传”或者“解”，经、解列于一卷，后来就混为一团。古书中常见此类因古“经”只存条目或梗概而后人加以阐发引申的体例，如《管子》书中前有《形势》、《立政九败》、《版法》、《明法》诸篇，后有《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诸篇，前者是要言不烦的条目或者格言，后者则是对前者逐条的解说和阐发，《洪范》中的“九畴”条目与下面的“九畴解说”完全是同一体制，或者正暗示《洪范》所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很可能是后人的敷衍，不足为训。学者不察，奉之为金科玉律，于是，自古以来对五行说的理解都误入歧途。 《尚书•甘誓》也提及五行，亦是关于五行的较早记载，据说“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文中控诉有扈之罪，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顾颉刚先生称，三正之说为汉人移服色改正朔的论调 ，足证《甘誓》不可靠。《甘誓》或不可靠，但“五行”与“三正”并称，足证在古人观念中，“五行”与“三正”一样，也与历法制度有关，郑玄注所谓“五行，四时盛德所行之政也”是也。 “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等于说不奉天子正朔，可谓大逆不道，自然是罪不容赦。 五行生克机理是证明五行说与历法制度之间渊源的最有力线索。五行系统不仅是一个对世间万象进行归类的静态分类体系，而且更是一个周流不已、循环往复的动力系统，这个系统中五个单元的每一单元之间因其位置关系而相互促进或者相互克制，在五个方位上位置相邻的要素是相互生成的，而方位相对的要素则是相互克制的，前者就是所谓五行相生，后者就是五行相克，五行系统的这种内在转化和矛盾被用来解释宇宙的天道轮回、历史的盛衰兴亡、政治的刑德治乱、人事的吉凶休咎、万物的生老病死、时令的暑来寒往等等，这种循环不已、错综交互的动力结构，显然是无法从金、木、水、火、土这五材中推导出来的，汉代今文经学家因误以五材为五行之本原，为了解释五行的生克转化之理，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把五行生克之理归结于五材性质的差异和变化，但依然无法令人心悦诚服，却足见其捉襟见肘，难圆其说。五行系统的生克机制只能来自历法月令制度，因为四时循环，寒暑推移，导致芸芸众生的兴衰消长，在以农立国的时代，也决定着人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季节变化，而历法月令制度恰恰是大自然这种轮回推移力量的体现，因此，用历法月令制度以及由之而来的五行体系解释万物盛衰消长和政治的发敛收放，不就是顺理成章的吗？五行相生和五行相克被历来的经生和术士渲染的玄乎其玄，其实，究其根本，所谓五行相生，不过源于春夏秋冬四时此消彼长、生生不息的自然节律，而五行相克则无非反映了五行体系中相对方位之间的对立关系，《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董仲舒开今文经学牵强附会的先河，是将五行神秘化、迷信化的始作俑者，但其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的说法，倒说得实在透彻，一语道破五行生克的天机。 “五行”一名之来历也只能由五行说与原始天文学和历法制度的渊源关系得以恰如其分的解释。古人观象授时，制作历法，必先确定四方方位，“作历之法必先定方隅，验昏旦。”这可以通过立杆测影做到，春、秋分太阳出没的方向就是正东、西方向，与之垂直的方向就是正南、北方向。四个正方位确定之后，要作为长期观测的基准，就要在观象台上用特定的设置将之表示出来，这只要通过测影之表的基址刻画出指向东、西、南、北四方的十字线即可，十字线就成为“定方隅、验昏旦”的基准线。此外，要保证测影的准确性，用以生成投影的表竿必须垂直，而用以映现投影的地面必须水平，要作到这一点，也不难，只要将上述的十字线作成凹槽，槽中注水，就成了标准的水准仪。《管子•五行篇》云：“修概水上，以待乎天”是也，“概”即水准仪，其意谓用水作为观察天时的基准。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这种技术，甲骨文“癸”字就象征定方位取水平的十字水槽，“甲文癸作 、 ，字象以水测平之水沟体系形，其测平之法为先挖直交之二条干沟成×形，再在沟之两端挖直交之小沟，遂成 形，灌水其中，即可测地面之水平。故癸字本义即为‘测度水平’，为‘揆’字初义，故《说文》训：‘癸，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史记.律书》：‘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 字是由五个十字形水槽构成的，如果把十字形水槽的轮廓用图画表现出来，不就是 形吗？这也就是“行”字的初文，而五个十字形水槽就是五“行”，五“行”其物，是先民据以确定和领会四方和四时的基准。既然古人根据五“行”领会四方和四时，那么，据以为四方和四时命名，不就是顺理成章的吗？也就是说，古人之所以用“五行”其名命名以四方和四时为基础的五行体系，不过是因为，他们最初正是藉“五行”其物领会四方和四时以及五行体系的。也正是因此，在后世的五行学说中，五行才与四时、四方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阴阳五行学说并非源于对金木水火土的认识，而是源于历法月令制度，历法月令制度就是五行系统的知识原型，两者之间的同构对应关系一目了然，而古往今来的学者竟因《洪范》之说一叶障目，习而不察，至使五行说的底蕴一直暗昧不明。历法月令系统不仅是五行说形式结构的原型，也是五行说动力机制的渊源，追本溯源，两者原是一回事。 (责任编辑：admin) |